漢語言文化博大精深，許多成語自形成以來，意義不斷引申與拓展，有的時至今日已發(fā)生了顛覆性的改變，比如呆若木雞、愚不可及、衣冠禽獸、人盡可夫......“人盡可夫”現(xiàn)在常用來形容不守貞節(jié)的婦女，然而究其本意卻根本沒有如此奇.淫的意思。再深究出處，便不得不提春秋鄭莊公時的鄭國大夫祭仲。
祭仲，本名祭足，因其字仲，故史書多稱祭仲，是春秋初期極富爭議的人物，或者說，集各種“矛盾”于一身，特別是他的后半生。
他的仕途起點很低，不過是祭邑的“封人”，一個掌管邊界事務(wù)的小官，最后卻出息成可以廢立國君的春秋第一個“權(quán)臣”。
他的政治生涯也涇渭分明成兩個階段，——前半段作為謀臣輔佐鄭莊公成就“春秋三小霸之首”，后半段掌握權(quán)柄連續(xù)廢立四位國君。
他還被丘明先生選中安排在《左傳》大戲的第一章出場，雖然被著色不多，大多充演了配角甚至群眾演員。
那時的當(dāng)然主角是雄才大略的鄭莊公寤生，他對內(nèi)“克共叔段于鄢”鞏固君位，對外攻伐無往不利，帶領(lǐng)鄭國達到鼎盛。在他的耀眼光芒下，祭仲在舞臺上斷續(xù)的身影，串聯(lián)起的只能算一個兢兢業(yè)業(yè)的典型循吏形象：
前743年（魯惠公二十六年），剛剛即位的莊公的母親為小兒子共叔段請求京邑作為封地，祭仲以“城過百雉，國之害也”的“先王之制”勸阻，雖遭到莊公的拒絕，卻為后世留下“滋蔓難圖”、“多行不義必自斃”兩個成語；
前720年，祭仲兩次奉莊公之命帶兵進入周王朝境內(nèi)，割取溫地的麥子和成周的谷子，以此向即位后與鄭國關(guān)系交惡的周桓王挑釁；
前718年，祭仲采取與原繁、泄駕帶領(lǐng)三軍進攻燕軍正面、派曼伯和子元偷偷率領(lǐng)制地軍隊襲擊燕軍的戰(zhàn)術(shù)，擊敗衛(wèi)國和燕國的聯(lián)軍；
前713年，鄭莊公聯(lián)合齊國和魯國率軍討伐宋國，宋國司馬孔父嘉乘機帶領(lǐng)宋國和衛(wèi)國的兵馬偷襲鄭城，留在鄭城監(jiān)國的祭仲和太子忽親率軍士和百姓登城防守，保住了鄭城的安全；
前707年，鄭莊公與祭仲、高渠彌等人率兵反擊周桓王率領(lǐng)的陳、蔡、虢、衛(wèi)聯(lián)軍，大敗周王朝軍隊，并射傷周桓王，祭仲因鄭莊公“不敢凌天子”奉命連夜慰問周桓王的傷情……
但魯桓公十一年（前701年）鄭莊公去世后，鄭國政壇畫風(fēng)大變，祭仲被推向前臺。嗣后鄭國的一大段歷史像真的演成了舞臺劇，沖突開始無處不在，情節(jié)變得一波三折。
確切地說，一生建樹無數(shù)的鄭莊公，在處理接班人問題上，死后同樣留下“一地雞毛”。
莊公有十一個兒子之多，除了太子忽，公子突與公子亹亦頗受莊公寵愛，特別是公子突才智過人不甘居人之下，因此公子忽作為太子的絕對權(quán)威，到鄭莊公去世也一直沒有樹立起來。
當(dāng)然，也與公子忽固執(zhí)的性格有關(guān)。
公子忽的母親鄧曼是祭仲作為使者從鄧國迎娶來的，所以公子忽與祭仲很有淵源。他英武能干，履立戰(zhàn)功，齊僖公希望將女兒嫁給他，然而他不聽祭仲“太子無大援將不立”的勸告，先后兩次辭謝拒絕。
不止如此，公子忽做太子時憎恨大夫高渠彌而行于色，莊公最終卻不顧公子忽的極力反對，提拔高渠彌為卿士，從而埋下后來高渠彌弒君的隱患。
凡此種種，祭仲似乎視而不見，渾不覺變故正悄悄來臨。
公子突的母親來自宋國的顯赫家族雍氏，宋莊公得知祭仲擁立公子忽即位為鄭昭公，派人引誘祭仲囚禁于宋國。威逼利誘之下，祭仲與宋國訂立盟約，從宋國帶公子突回國即位為鄭厲公，昭公無奈流亡衛(wèi)國。
國君換了兩次，權(quán)力卻更集中。祭仲的擅權(quán)引起鄭厲公的不滿，終于在四年后，忌憚祭仲的厲公決定出手一搏，暗中委派祭仲的女婿雍糾設(shè)法殺掉祭仲。
雍糾準(zhǔn)備在都城的郊外宴請祭仲，并將這事告訴了妻子，即祭仲之女雍姬。雍姬忍不住問母親：
“父親與丈夫哪一個更親近？”
“人盡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在未嫁之前，任何男子都可能成為一個女人的丈夫，但父親卻只有一個，怎么能夠相比呢？
“人盡可夫”！又一個成語橫空出世，只是后世的理解與雍姬母親的原意相去千里。張愛玲曾說：“任何人，當(dāng)然這‘人’字是代表某一階級與年齡范圍內(nèi)的未婚者。在這范圍內(nèi)，我是‘人盡可夫’的！”其意也大抵如此。
誠實的雍姬于是向父親表達了懷疑：
“雍糾怎么會不在自己家里而安排在郊外宴請您呢？”
祭仲心領(lǐng)神會，立即殺死雍糾，并把他的尸體曝曬在周氏的池塘邊，以儆效尤。
還好鄭厲公顧念情誼，冒險載回雍糾的尸體逃離鄭國到邊邑櫟地，既婉惜又憤恨：
“謀及婦人，宜其死也！”
祭仲從衛(wèi)國迎回鄭昭公復(fù)位國君。
昭公僥幸復(fù)位，高渠彌的擔(dān)心卻日益加重，想到昭公可能因為舊怨殺害自己，他先下手為強，在魯桓公十七年（前695年）十月陪同鄭昭公外出打獵時，趁機在野外射殺了昭公。
這一次，祭仲沒有按常規(guī)迎回鄭厲公復(fù)位，或者說害怕厲公回歸，馬上改立昭公之弟公子亹為君，史稱鄭子亹。
但他沒料到自己此次擁立的國君多么短命。
僅僅過去半年多，齊襄公在首止大會諸侯，祭仲敏感地意識到年少時與齊襄公結(jié)下怨仇的鄭子亹兇多吉少，可能危及隨行的自己，勸鄭子亹不要赴約。
鄭子亹執(zhí)意而行，祭仲“稱疾不行”。果然，齊襄公殺鄭子亹，并車裂了隨行的高渠彌。
事后有人評論：“祭仲由于有先見之明，所以才免禍。”祭仲并不諱言：“信也。”
祭仲逃過一劫，卻拿強大的齊國沒辦法，只好又到陳國找來昭公的另一位弟弟公子嬰立為國君。
至此，祭仲完成歷史使命，雖繼續(xù)執(zhí)掌國柄但已無大為，默默等候十二年后壽終正寢，走完頗受爭議的一生。
對于祭仲的爭議，除了少數(shù)道學(xué)家盯住他的殺婿之舉，更多地還是集中于他被宋國人要挾廢立國君一事。
丘明先生敘事平鋪直敘、立場客觀，偏向于對祭仲比較諒解。太史公的評價是“祭仲要盟，鄭久不昌”，認(rèn)為這件事是鄭國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而《谷梁傳》，則明確指責(zé)祭仲的作為是貪生怕死，直言“立惡而黜正，惡祭仲也”。
只有《公羊傳》對此大加褒獎，認(rèn)為“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贊揚祭仲此舉既讓國家免受侵伐，又保全鄭昭公性命，使其后來能回國復(fù)位。
其實，將祭仲還原為一個普通的從政者，種種褒揚妄議便變得很容易理解。
前半生的循吏生涯，佐證了他的盡職盡責(zé)、勤勉為官。即使后來成為炙手可熱的權(quán)臣，他還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可以以“智”免陪鄭子亹死，卻無能以弱鄭對抗強齊。同樣，正如他可以因“自保”殺死女婿雍糾，誰能保證與宋國“要盟”時他沒有貪生怕死的私心？
公羊先生堅稱祭仲為“賢相”，言語之間不乏對祭仲“用權(quán)”的推崇：
“權(quán)者反于經(jīng)，然后有善者也。”意即用權(quán)時往往需要與常規(guī)相對。
所以談到鄭昭公“為君之微”，公羊先生認(rèn)為昭公之存亡，乃至于鄭國之盛衰，“祭仲存則存矣，祭仲亡則亡矣”——鄭國之存亡系于祭仲一人——將祭仲推到獨撐鄭國大廈的歷史高度。
實際上，在歷史的長河里，即使被公羊先生賦予社稷重任的祭仲，完全如滄海之一粟，才真的“存則存矣，亡則亡矣”（自然非前文公羊先生之意），存亡只在俯仰之間。試想，“天下諸侯，莫非鄭黨”的鄭國，其于春秋初年稱霸中原，或者其后內(nèi)亂頻仍、國力衰落，功過怎可能止于一身？即使“雄才”如莊公，“多智”如祭仲！
而因祭仲與宋“要盟”而立的鄭厲公，在祭仲死后兩年回歸鄭國復(fù)位之后，不僅勤周王有功，還為鄭國贏得虎牢以東土地，帶領(lǐng)鄭國由此復(fù)興，就更不是祭仲以一人之“智”所能預(yù)料到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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