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活中，要是遇到兩種人說話，我們可得用心聽，這些話簡單明了，價值卻很高。一種是孩子，他們對世界的觀察，沒有條條框框，經常能從意想不到的角度，問出接近本質的好問題來。另一種是富于人生智慧的老學者。
你是不是覺得——大學者的話，怎么會簡單明了呢？還真沒搞錯。站在學科山頂的老人，對普通人說話，會使用最明白、最通俗的方式。一方面，他們的知識和修養達到了這樣的化境，可以把高深的知識，拆解成你能聽懂的語言。另一方面，他們早已經功成名就，沒必要靠讓人頭疼的概念和公式，用那種邏輯復雜的大長句子來挖護城河，標注自己的學術地位了。
這本《上學記》的感覺，就是坐在一位有智慧的老學者對面，聽他不疾不緩地用自己的親身經歷，為你解答人生和求知路上最根本的問題。
這位老人叫何兆武，是我國著名歷史學家、翻譯家，他主要研究的是歷史理論、歷史哲學和思想文化史。何兆武擔任過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員、清華大學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我們知道的最重要的西方學術經典，像康德的《歷史理性批判》、羅素的《西方哲學史》、盧梭的《社會契約論》，早期都是由他翻譯的，影響了幾代中國學者。
本書的整理文靖，畢業于清華大學哲學系，當時任三聯書店編輯。她在何兆武八十多歲時，用了將近兩年時間，對他進行采訪，請他回憶早年求學、在西南聯大讀本科和研究生的經歷。何兆武的講述輕松平易，富于生動的感染力。同時，他又是一位學術訓練有素的史學家、哲學家，對聯大時期學者們做出了直白精辟的評點。
何兆武的這段回憶，煥發出兩種很少同時出現的性格光澤：既有接近謙卑的內斂，也有富于銳度的剛直。他的謙和出自內心，這是只有將自身融入廣博的人類命運，諒解了整個世界之后，才能具有的風度。而他直率時，則像個天真的青年人，一劍封喉地直指前輩大師們的學術甚至品質的缺欠。飽經風霜的何兆武，當然知道該如何把話說得委婉。我后面會為你講到，這并不是由于個人恩怨，而是他一以貫之的學術品格。
領略學者的風度和精神，還不是我們說這本書的首要目的。面對一位通曉歷史和哲學、知無不言的智慧老人，我們都有一大堆人生困惑要求教，而且都是大問題：你看看，是不是包括下面這些？
在一個平臺，你想沒想過：學習知識，究竟是為了什么？又該怎么獲取知識呢？
知道何兆武在歷史學上的成就和地位的人，還會緊接著追加第二輪問題：該用什么樣的態度來讀歷史？或者，說白了吧：歷史到底是什么呢？
最后，還有一類人人都想弄明白，但卻又很少有人能參透的問題。假如你是年輕人，更會對這個困惑深有體會：都說我們這一代趕上了好時候，可為什么我們感受不到快樂和幸福？這一回，青年總算遇上智者了，當然要問一問：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何兆武不會嫌棄這些問題太平常、太空泛。因為他在這本書里，已經用漫談的方式做了解答，我都為你搜集、整理出來了。下面，咱們就來看看，對知識、對歷史、對幸福，他是怎么說的。
第一部分
這本書的名字就叫《上學記》，內容當然是以學習經歷為主。除了個人經歷，它還提供了許多現代學術史的研究資料，最適合解答學習目的和學習原則的問題。
我們今天催孩子學習，最常用的理由是：不好好學習，就考不上好大學；考不上好大學，就找不到好工作。我們開頭說了，很多習慣說法，經不起孩子一個接一個地提問。比如，找好工作的目的是什么？是過上好生活。那過上好生活之后呢？遲早要問倒你。你會發現，我們這套好像理所當然的答案，比“放羊為了娶媳婦，娶媳婦為了生孩子，生孩子為了放羊”也高級不了多少。
何兆武說，他當初讀書的目標，也是為了考上好大學。他的父親是礦業工程師，幾個姐姐讀的都是北大。所以，他中學時的目標，就是考上清華北大。那時的清華北大已經是全國規模最大的高校，但每年也只收200人，在校生一共只有八百。他1939年高考那年，光報考北大的北京考生就有四千人，競爭和今天差不多激烈，也有著“一考定終身”的色彩。那一年的高考，和今天的最大的區別，是北京已經在抗戰中淪陷，清華、北大、南開聯合組成的西南聯大，已經轉移到了昆明。在西南聯大的七年求學，以及一生的學術活動中，何兆武建立了自己的知識觀。
求知的基礎，是在青少年的讀書時光里，建立自己的認知系統，更加廣博和深入地了解世界。何兆武中小學時期接受的，已經是按照西方傳統建立的教學體系了。課程設置和今天差不多，還增加了童子軍等內容。何兆武特別感謝梁啟超、嚴復這批學者，因為是他們最早把先進的科學知識引進中國，使他們能在世界觀形成的階段，比較全面地接觸到西方文明。他們上一代的讀書人，只承認西方科技領先，卻不承認西方文化，覺得自己的仁義道德是世界第一，所以才講“師夷長技以制夷”。到五四前夜，中國知識界才發覺，西方的科技領先，是源自文化和哲學思想，只學技術，不學方法論，就會一直落后。這個認知提升，對中國現代化進程意義重大。
所以，對一位學者的評價，應該包含兩部分：不能只看他對學術研究的創造性貢獻，也要看他對于時代的作用。梁啟超被很多人看作日本學術的搬運工，但在那時候，他對中國新文化的形成，起到了重要推動作用，影響了一個時代的青年，確實是當之無愧的先驅者。我們大概也能猜出來了，何兆武為什么在做研究的同時，還要搞西方經典的翻譯工作了。
何兆武是從小學三年級開始學英文的，到中學時，老師已經用英文講課了，理由是“將來上大學方便”。果然，在西南聯大，全部的理科教材，相當一部分的文科教材，使用的都是英文原版。
何兆武把自己青少年時期建立的認知系統的過程，稱為“無事亂翻書”，也就是說，教育不止于課堂，他看書沒有明確歸類，什么學科、什么書都接觸，從物理學到唯心主義哲學，都讓他大開眼界，互相印證，逐漸編制成一個知識體系。在后來的西南聯大學生里，凡是中學時代知識體系底子打得好的，成績就好。
按理來說，從小接受這樣的西式教育，他也許該像五四學者那樣，對文言文和傳統文化持保留甚至否定態度，但他特別強調：一定要學古文。五四一代學者，能夠批判傳統文化，正是因為他們有非常深厚的國學修養，了解傳統文化的全貌。如果說中國文明有五千年，那么，四千九百五十年的載體都是古文。即便將來在國外生活，中國人的天然優勢，也是中國文化基礎，這是滲透在血脈里的。總不能外語比不上外國人，中國文化也不懂吧？
進入大學之后，何兆武體驗到，求知的前提，是思想的自由。有位記者采訪聯大畢業生、中科院院士鄒承魯，問“為什么聯大辦學條件那么艱難，卻培養出了如此之多的人才？”他只回答了兩個字：自由。對于知識來說，思想自由既是準則，也是目標。
說起聯大的自由學風，有特殊的時代背景。在北洋時期，掌權的軍閥根本沒有長治久安打算，拿不出意識形態方面的東西來，這使教育家們有機會實施兼容并包的辦學理念。抗戰時期的局勢動蕩，為高校師生們的自由交流，提供了間接的寬松環境。
何兆武回憶，在聯大上學時，從專業選擇，教授授課方式，到考試方式都是自由的。他就換過好幾次專業。聽課也是依據興趣，本專業的很多課沒有上，外專業、沒有學分的課，卻旁聽了很多。學校里什么樣立場的教授、學生都有。觀點針鋒相對，學生可以在課堂上直接反對老師。但師生私下相處卻很松弛、很隨便。思想上的分歧始于學術，也止于學術。
任何一種學術觀點，只要能產生影響力，都有合理的成分。聯大這種不絕對化、不純粹化的學習風氣，為吸收不同理論的優勢，創造了條件。
自由也并不等于散漫和懈怠，聯大師生的學術態度是很嚴謹的。在自主選擇的風氣下，學生可以充分發揮潛能。這在我們的學習里也很明顯，凡是自己有興趣的，學起來就專注，效果就好。
對于辦學質量來說，學生素質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學術氛圍。人才永遠都有，每個時代、每個國家都差不多，問題是能不能獲得自由發展的條件。人的獨創能力是真正的第一生產力，而沒有求知和思想的自由，沒有個性的發展，就沒有創造力。
求知的目標，也是一切知識的衡量標準，是求真。在知識面前，不摻雜利益、感情和權力觀念，這說起來容易，可是做起來有多難？“你懂的”。
在近現代學術思想史上，真正的典范，應該還是那一代學者。這是他們由青年時代就建立起來的學術品格。楊振寧是聯大物理系學生，在和人談論愛因斯坦的一篇新論文時說“毫無創新，老糊涂了”，這是何兆武親耳聽到的。
何兆武的好友，國際著名的數理邏輯學家王浩，說起某位著名哲學家為什么沒理清一個問題時，說“他只能這么講”，意思是那位哲學家自己沒想通。如果我們當時聽到，會覺得這幫年輕人太不知道天高地厚了。但楊振寧、王浩，都是發展甚至超越了前輩成就的大學者。物理學家和數學家的高度，都是在青年時代就成熟的，這時候，他們已經看到了學科的全貌和邊界，掌握了學術標準。
在這本書里，談起前輩師長，何兆武也是秉筆直書，完全沒有模棱兩可的地方。這本《上學記》出版以后，最受爭議的地方，就是他對馮友蘭的評價。何兆武認為，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研究，總是先有一個理論架子，再去找材料填充，這是很重大的缺陷。他對古代哲學的介紹，尤其是名家、道家和朱熹思想，很多都是個人理解。他的代表作《中國哲學史》，并沒有真的和歷史掛鉤，只是按照時間順序在排列哲學。另外，馮友蘭也不懂佛學。
這幾條評價，可以說不只拳拳到肉，簡直是刀刀見血。而且，他還直接對馮友蘭的品格、學術作風進行了批評。
馮友蘭是當年西南聯大的教授兼院長，按俗話來說，是何兆武的“親老師”。所以有人指責他目無尊長，他自己倒很坦然，回答說：“為尊者諱、為賢者諱，并不是真正對人的尊重。一個人的思想本來是活潑的、與時俱進的，又何必一定要把它弄成一種思想上的木乃伊，讓人去頂禮膜拜呢？”
按亞里士多德的話說，這種態度是“我愛我的老師，但我更愛真理”。聯大的學生們，年輕時如此，也一輩子如此。在何兆武身上，看起來是少年人的純真，實際上是哲學家的本色。
第二部分
何兆武對知識的理解，可以概括為追求真，追求思想自由，追求抵達認知的遙遠之地。
對于他所畢生研究的歷史，他當然有更加豐富的認知維度。那么，在他看來，歷史究竟是什么？我們又該采用什么方式來了解歷史呢？
說到這個問題，我得先拋出他熔歷史和哲學為一爐的一個金句，這句話是：“歷史學本身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是歷史學家所賦予的。這就像人生也沒有意義，它的意義是你所賦予的。”可以理解為，在他眼里，歷史具有本體和哲學的雙重本質。
先來說歷史的本體是什么。何兆武認為，歷史最重要的價值，是把當時人們的精神和生活寫出來。而專業歷史學家，往往止步于歷史事件研究和專門的歷史材料。而很多歷史材料，都把一段鮮活復雜的歷史，寫成了充滿數字、名詞的報告，讓人們讀不到真正的生活和人類精神。歷史是人的活動，堆多少歷史材料，也堆不出活生生的人。只使用這樣的史料做研究，就像只知道一個人幾點起床，幾點吃飯。不理解他的心理，就不等于了解他。
另外，標準史料還有兩個常見的特點，也可以說是在應用上的缺陷：第一，就是我們熟悉的那句話，“歷史是由勝利者書寫的”。勝利者也就是當權者，掌握權力的時間越長，對官方歷史的控制和影響就越強，這段正史的失真度也就越高。第二，歷史是由高雅的社會上層書寫的。他們關注的生活，他們使用的語言，都和當時大部分民眾不同。歷史研究中的一個難點，就是不容易獲得反映下層社會的材料。
所以，何兆武主張，歷史不只是歷史典籍，它存在于各種各樣的知識領域里。只要能反映真實生活的材料，都是歷史研究的對象。有時候，文學家、詩人對歷史的理解，要比歷史學家更深刻也更直觀。比如，他讀過豐子愷的一篇小品文，講豐子愷如何向一個上海商人做自我介紹。他說我姓“五谷豐登”的豐，那個商人聽不懂；改口說是姓“咸豐皇帝”的豐，商人還是不明白。豐子愷突然想起來了，說就是“匯豐銀行”的豐。商人立刻就明白了。
何兆武覺得，這則小故事，最能體現上海灘小商人的生活和精神。他的歷史研究，常會用到這些通過“亂翻書”積累起來的知識。
你要問了，這樣零碎的組織材料，搞出來的歷史會不會太雜蕪了？這就要說到他對歷史的另一重認知：研究歷史，一定要提升到哲學的高度，取得全面的、高度性的認識。
何兆武的年輕時代，是中國近代最痛苦的時期，經歷著一場又一場的連續戰爭。這引起了他的思考：中華民族，乃至整個人類，未來命運究竟是什么？所以他選擇了從事歷史研究，他相信，在人類過往的幽微里，能夠找到答案。
他最想要探尋的，是一些大問題。比如，為什么有些國家原本很強盛，后來卻突然衰落了，像羅馬帝國，中國的秦漢和隋唐。
這種大歷史觀，是如今熱門的歷史研究方法，還產生了很多視角特別開闊的暢銷書，改變了普通讀者的認知。但在何兆武讀大學時，國內歷史學盛行繁瑣的考據風氣。他覺得純技術性的工作雖然有價值，但知道零碎的知識，不代表真正理解了歷史。
他說，歷史研究想要取得真正學術上、思想上的重大突破，需要的是坐標系的轉換。比如說，原來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坐標是大地不動，日月星辰轉動。人類理解不了很多自然現象，當哥白尼提出地球圍著太陽轉，把這個坐標轉過來，一系列困惑隨之迎刃而解。歷史學中，沒有永恒的標準，需要不斷尋找新的坐標。
何兆武以“轉換坐標系”的原則研究歷史，是需要“逢佛殺佛，逢祖殺祖”的學術勇氣的。當時，錢穆已經是史學名家，他在1940年出版的《國史大綱》，是中國通史中的經典。我們最熟悉的，是他在序言中提到的原則：中國人對待本國歷史，應該具有溫情和敬意。這種態度是很感人的。
但何兆武說，《國史大綱》雖然有很多可取之處，但問題就出在對待中國歷史的態度上：中國近代歷史的最大特點，就是參與了世界。即使自己不想參與，也要被硬拉進來。而錢穆對世界歷史的了解不夠，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感情又太深厚，總是在有意無意地回避它黑暗和落后的一面。研究本國文化，最需要的是正視自身缺陷，排除妄自尊大的毛病，解決如何現代化的問題。
第三部分
說到這兒，你可能感覺到了，何兆武的歷史觀，和他對知識的求真、求自由的態度是相通的。他的這些想法，也許會被一些人覺得是老生常談，沒什么出奇之處。但是，有多少人真的能一生恪守呢？同樣的道理，只是字面了解的人說，和一直奉行的人說，力量和“分辨率”都是不一樣的。
面對何兆武這樣知行合一的人，我們可以問出平時不好意思問，或者覺得問了也白問的這個問題了：幸福是什么，幸福在哪里？
何兆武在八十多歲時回憶，他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的時候，還是在聯大的七年。這也是很多聯大學生的共同回憶。有些畢業后去臺灣大學工作的學者，去世前仍然將自己的藏書捐獻給母校清華。何兆武說，這一定也是因為他們把聯大經歷作為自己一生最滿意的時光。
我們都知道，那時候聯大師生的生活是非常動蕩、艱難的。何兆武從北京到昆明入學的一路上，坐的火車遭遇到日軍飛機的轟炸。有的學生，是騎著一頭驢穿越半個中國來到聯大的。聯大的教授們，戰前的月工資能買一個四合院，現在還不夠維持一家人的溫飽。學生們過的，幾乎是食不果腹、衣不蔽體的生活。
看來，幸福并不等于物質生活，那又在哪里呢？
當時聯大師生，曾經在課堂上深入討論過這個話題。起因是有位西班牙哲學家認為，人生一世，所追求的目標是光榮。當時的聯大教授，國學大家、哲學家湯用彤說，人生追求的不是光榮，而是心靈的平靜。而哲學系的明星學生，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王浩認為：實現這種心靈平靜，需要先體驗過光榮才能獲得。
我對這次交流的描述，是簡化過的。這里說的光榮，并不是通常意義上的風光和榮譽，而是一種難以用語言準確描述的人生體驗。但是，它至少證明，在哲學家們看來，幸福不是感官愉悅和物質享樂，而是一種內在的精神狀態。不是能用物質框定的，也不是滿足了外部各種“小目標”就能達成的。
讀大學時，何兆武和王浩這對學友，對這個話題進行過更深入的討論。
比如說，我們會經常在白日夢里設問：假如能滿足一個愿望，我是該選金錢、愛情、事業、名氣，還是其他的什么？這個問題，歌德也回答過，他的答案是“知道一切”，這是學者們通常選擇的答案。
而王浩說，其實這也未必就能實現幸福。對于求知者來說，世界的魅力，是因為看不透。真要知道了一切，也就覺得什么趣味都沒有了。
當然，“知道一切”本來也不可能，每個新答案，都會帶來更多的新問題。何兆武覺得，真正的幸福，其實就存在于這種不斷的探尋過程中。幸福感的體驗，來自對世界不斷產生新疑問，對自我不斷進行懷疑和否定，達到更高的境界。通過這種看起來苦惱的方式，才能獲得充實和圓滿。人生問題，是一個永恒的問題，可能永遠也解決不了，但不妨礙人們一直想去解決它，并且在這個過程中獲得幸福。
看來，我們一再地對物質生活感到不知足是正常的。因為實現幸福，并不是滿足外部條件，而是一種心理狀態。這么說可能有點兒太抽象了。對于獲得幸福和快樂的途徑，本書也給出了兩個路徑：第一條還是和求知有關。
何兆武做歷史學研究時，喜歡用數學、邏輯以及宇宙的普遍規律作為參照，對人的行為進行分析。他覺得，由科學思維建立的規范嚴謹的世界，總是讓人感到驚奇和敬畏。
但他向讀者們強調，在人類的精神構成中，還有一個存在于科學的范圍以外的廣袤世界。對于那個世界，人只能理解很小的一部分。比如說，和我們的幸福體驗直接相關的，有一個關于美的世界：讀詩，聽音樂，欣賞藝術，不要去問有什么用，能賺多少錢，獲得精神上的滿足和享受，本身就是目的。甚至是最高的人生目的。為什么很多富豪家庭，會讓子女學哲學、學藝術而不是學商業、學管理？因為哲學和藝術距離人生幸福更近。在抗戰以前，他們在音樂課外，到彼此家里聽唱片，去聽北京師范大學交響樂演出。這些好像只是小事，但構成了他們終身對于美的追求。
也就是說：人要想幸福，必須建立豐富的精神世界，這是超越物質目標的基礎。而且，一個人的精神世界，不僅包括邏輯、理智、科學，也要有超越理性的滿足。
第二條，是個體的人生，需要建立與社會、與時代的密切聯系。
當時的聯大，并不是一片世外樂土。校舍是臨時建造的土坯房，圖書館的書也不夠，日本空軍還經常對昆明進行轟炸。但師生們日常的精神很專注、很飽滿。大家躲過空襲警報，就回來繼續平靜地上課。
何兆武回憶，學生們的情緒都很好，沒有失望或低落的想法。因為他們通過研究國際局勢，推論出日軍一定會失敗，戰爭結束之后，中國會迎來一個更美好的世界。他們學到的知識，一定會應用在未來的戰后國家建設里。而這種精神狀態，其實就是幸福。
何兆武說，幸福的條件有兩個：一個是你覺得個人前途是光明的、美好的，可是這又非常模糊，非常朦朧，并不一定有什么明確目標。另一方面，整個社會的前景也是一天比一天更加美好，如果社會整體腐敗下去，個人是不可能真正幸福的。這個單純而美好的幸福觀，能夠回答那一代知識分子安貧樂道、淡泊名利的風骨。
在讀這本書的時候感慨：這位飽經滄桑，經歷過許多人生逆境的老人，真的比我要幸福。甚至覺得，和耄耋之年的何兆武比起來，我們更像一個無知卻衰老的人，而他卻是睿智的少年，對世界充滿了善意的好奇。好在，我們還是有機會聽到這樣質樸蘊藉的智慧。下面，再和你一起回顧一下。
第一，關于求知的意義和原則：要建立廣博的認知系統，不帶預設立場地接觸各個學科，更加幽微地了解世界。求知的前提，是追求思想的自由。求知的準則是求真，不摻雜任何利益概念。這樣的知識，也是通向幸福的道路。
第二，關于歷史觀。真正的歷史不只是由勝利者、高雅的上層書寫的正史，可能存在于各種人類智慧形式中，凡是能反映人的精神和生活的材料，都屬于歷史。想要在歷史研究上取得重大突破，必須站在哲學的高度上，建立新的觀察坐標系。
第三，真正的幸福感，不在于實現物質上的現實目標，而是達成一種精神狀態。這需要建立豐富的精神世界，也需要把個人的前途和時代、國家的命運聯系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