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時常會聽到這樣的問題：人為什么要上學接受教育？

我的房東是一個高級工程師，他們家里有很多房子，出租后可以獲得豐厚的租金，可是他的五個子女都是高學歷。最小的兒子在澳洲留學，他們并不因為有錢，就滿足于現實。

有人說，上學無非就是為了考上大學，畢業后有一份好的工作，以滿足生存的需要。

事實上，上大學不僅僅是為了找一份工作這么簡單。

有這樣一個段子，就是說讀書與不讀書的區別。說：當你看到天邊落日余暉，一排大雁南飛，你頭腦中想到的是“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而不是“哇，好多鳥。”當你內心懷有無限思戀，“紅顏彈指老，秋去霜幾絲，老來多健忘，唯不忘相思。”的詩句出現于腦海。而不是“我好想你啊。”

讀書學習，從本質上來說，是提升自己的審美情趣，提升自己的人格修養。

現在，我們一提到大學，就會想到北大清華，清華北大，在中國人心目中是神圣的。因為它們象征著中國的最高學府！

其實，這兩座學府，經歷了很多波折，才有今日的輝煌。

我以前看《西南聯大的愛情往事》時，對那些大師學者由衷佩服。在我看來，北大有了蔡元培，清華有了梅貽琦，是那個時代的幸運，也是中國學子的幸運。

什么叫大學，我上學的時候，胖子開玩笑說：大學嘛，就是大概學學。

那家伙現在已經自己創業，成立了一個傳媒工作室。

相信他的話可是要倒大霉的，他嘴上這樣說，其實做起來事情來，特別的拼命，這源于他骨子里明白真正的大學精神。

在此，阿樂想引用梅校長的話：“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

大學最重要的就是培養人才，同時也是營造學術氛圍，創造出利于人類進步的科研、文化成果。

一所大學，不能沒有精神，若是沒有精神，就是淪為勢利的賺錢工具。

大學精神有三種表現：一、永恒的道德精神;二、自覺的學術精神；三、敏銳的時代精神。

道德精神應是大學精神的核心體現，教育以育人為本，然后才是傳授知識。

蔡元培曾在《教育獨立議》中指出:“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類文化上盡一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器具,給抱有他種目的的人去應用的。”

所以，大學最重要的就是要造就有修養的人，也是要造就有獨立思想的人。

第二點，是自覺的學術精神。學術精神對大學的發展乃至文化、社會的發展都至關重要。

雅斯貝斯在《大學的理念》中強調：“大學自主和學術自由是大學生命的首要原則，大學的內在精神是通過每一個研究者及學者所表現出來的哲思活動為標志的。”

學術精神現在有些缺乏，很多教職工，在社會上都有兼職，能夠潛心做學問的，都比較窮。在這個物質至上的社會，大家都不喜歡窮。

如果能夠安貧樂道，那么做學術還不能沒有自由精神。學術精神要敢于質疑，大學里可以有大師和教授，可以有專家和學者，但是絕不可有社會上所謂的“權威”，學生也應該有一種敢于“打倒”權威的勇氣，敢于突破權威的桎梏。

第三，擁有敏銳的時代精神，是一所大學延續下去的重要保證。世界潮流，浩浩湯湯，順之則生，逆之則亡。

大學生中的絕大部分也將會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希望所在，所以大學教育需要在自由教學、研究的同時貼近社會、貼近生活。抓住時代的脈搏，為大學的蓬勃發展創造機會，為社會提供最合適的人才。

我記得我們上學那會，每個暑假都有實踐活動，還要寫很長的實踐報告。不過正是因為讓我們多參加社會實踐，才讓我們增加了對社會的認識。

有人將大學比喻成象牙塔，不受外界污染。現在不行了，現在的大學就是一個濃縮的社會，各色各樣的人都有。所以，大學要順應時代，對學生做相關培養。

中國的大學發展比發達國家要晚一點，也沒有相對完善的體系。但是中國也有很多大學值得一說，這里就說其中的代表：北大、清華。

北大、清華是中國最高的兩座學府，堪稱大學的泰山北斗。它們被人津津樂道，我想，有必要簡單說一下兩個貢獻突出的人物。一個是北大的蔡元培，一個是清華的梅貽琦。

先說北大。著名哲學家、教育家杜威說：“拿世界各國的大學校長來比較，牛津、劍橋、巴黎、柏林、哈佛等校長中，在某些學科上有卓越貢獻的不乏其人；但是，以一個校長身份，能領導一所大學對一個民族和一個時代起到轉折作用的，除蔡元培以外，找不出第二個人。”

蔡元培之所以享譽世界，是因為他一手締造了北大，與眾多大學者同心協力，形成了北大精神，并傳播四海。

但是，在蔡元培當校長之前，北大是另一番模樣。當時的北大，烏煙瘴氣，如同魔窟。學生多是“官二代”和“富二代”，有的學生一年要花五千銀元，捧戲子、打麻將、吃花酒，對讀書毫無興趣。

入北大讀書，就是為了混一張的文憑，以“第一學府”的身份去社會上撈個官位。

史學家顧頡剛當時就讀于北大，他記憶中的北大是這樣的：一些有錢的教師和學生，吃過晚飯后就坐車直奔“八大胡同”，北大師生那時被妓院們稱為最佳主顧。

1917年1月9日，北京雪花飄飄。這一天，蔡元培發表了就職演說：“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大學不是販賣畢業的機關，也不是灌輸固定知識的機關，而是研究學理的機關。”

“大學生當以研究學術為天職，不當以大學為升官發財之階梯。”

“果欲達其做官發財之目的，則北京不少專門學校，入法科者盡可肄業法律學堂，入商科者亦可投考商業學校，又何必來此大學？”

這一天，蔡元培為北大發展指明了方向——成為中國之學術淵藪。此篇演講，抱負之宏大，志向之高遠，驚震中國。

在場之師生，在漫天飛雪下，皆被蔡之氣勢所懾。在蔡元培的奔走下，北大請來了一大批仁人志士，形成了良好的治學風氣。

再來說說清華。

1931年12月，梅貽琦在清華大學發表就職演講，這篇立言名篇中可圈點者極多。他說：“辦學校，尤其是辦大學，應有兩種目的：一是研究學術，二是造就人材。”

梅貽琦任校長后，不到10年，清華的面貌便徹底改觀，聲名鵲起。

梅貽琦用的是“黃老之治”，這種思想推崇黃帝時期的政治清明，發揚老子的清凈儉約，奉行無為而治。

他做清華校長時，取消了原有的一些校長特權，不再讓學校為他家中工人付工資，并拒絕領取包括手紙在內的一切免費供應。聯大時期，梅貽琦以身作則，起草公函用廢紙，封存學校配給他的汽車，辭退司機。1943年，梅貽琦的母親去世，當天，同事建議他不開聯大常委會。他堅持照常：“不敢以吾之戚戚，影響眾人問題也”……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

現在，不少人感慨：一般人在治世都沒做成的教育，梅貽琦在亂世中做到了。處在新學舊學、黨派爭斗的多重漩渦中，他超越又包容了中國社會的復雜面相。他說：“中國的確到了緊急關頭，不過要知道救國不是一天的事。我們做教師做學生的，最好最切實的救國方法，就是致力于學術，造就有用人材，將來為國家服務。”

其實，不論北大，還是清華，他們的發展都離不開那些起著關鍵作用的人物。一所杰出的大學必有它獨有的靈魂，也就是校長的靈魂體現。

正確的辦學理念，才能帶領一所大學欣欣向榮。

21世紀了，大學遍地開花，可是人們對此頗有微詞啊。我想，不論是領頭的北大清華，還是那些985、211大學，除了學校本身的發展之外，還應該多承擔一些時代使命，以培養人才為根本目標，向以前的大師看齊。

希望多一些真正教書育人的大師來領導學校，培養出真正的人才，讓中國的大學，把握住時代的命脈，實現騰飛，成為真正意義上的“大學”。

“文化和學問經由數百年、數千年積累而來，凝聚力不知道多少先賢學者的智慧，所以他的價值不應當只作為一種謀生手段的時候才被重視。”

現在，高考結束了，又有一批學子要進入大學，寫下這些，算是感慨吧。也勉勵更多學子，學有所成，業有所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