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西尼《威廉·退爾》序曲? ?音樂里的故事91
很多人盡管不知道這個故事，但對這首曲子一點都不會陌生，還有大指揮家卡拉揚的名字。
卡拉揚指揮羅西尼《威廉·退爾》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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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退爾(William Tell；Guillaume Tell)是瑞士民間傳說中的英雄，15世紀的史書有所記載，而席勒的劇本《威廉·退爾》(1804)和羅西尼的同名歌劇(1829)則使他聞名世界。
一、創作背景
13-14世紀的瑞士并非是一個統一國家，而是由各個邦州組成的松散舊瑞士邦聯。
瑞士在未獨立以前，是由神圣羅馬帝國下的哈普斯堡家族、沙沃伊家族和朱寧根家族等割據統治的。其中勢力最大的是奧國的哈普斯堡家族，他們中間有不少施行暴政的惡劣行政官，被管轄的民眾正處于水深火熱之中。
某日，新上任的烏里州總督格斯勒在阿爾特多夫城市廣場中央立起了一根柱子，在上面掛著帽子，規定如果瑞士人不愿向帽子敬禮即是犯罪。
獵人威廉·退爾不愿意向帽子致敬，并嘲笑了總督和那頂搖搖欲墜的帽子。
格斯勒得知之后大怒，他把退爾的兒子綁架來，強迫他頂著一個蘋果站在廣場上，要求退爾射中兒子頭上的蘋果，否則退爾的兒子就會被殺害，
退爾展現了他高超的箭術，一箭射中了蘋果，贏得諸多喝彩。而當他轉身之時，懷中卻掉下來了另一支箭。格斯勒察覺到問題不對，質問退爾想干什么，退爾怒斥格斯勒說，如果他不幸射中了兒子，那么這第二支箭將射向格斯勒的心臟。
格斯勒下令逮捕退爾，但退爾趁亂逃脫。后來在逃跑的路上，退爾順手射殺了鎮壓起義的格斯勒，烏里州得以解放。從此之后瑞士的獨立運動越來越強，直到30年戰爭后被哈布斯堡王朝承認從神圣羅馬帝國徹底獨立。
二、創作過程
早在1796年，拿破侖的侵略戰爭已波及席勒故鄉，他的父母姊妹都在法國駐軍的勢力下生活過。1801年德國與法國簽訂和約，使萊茵河左岸土地全部淪陷。對祖國和自由的熱愛使席勒回到重大的時代問題上來。他把1307年冬瑞士人民結盟推翻奧皇統治的史實和瑞士民間關于退爾的英雄傳說巧妙地結合起來，塑造出一個反抗異族統治和封建統治、進行解放斗爭的典型。它是席勒嘔心瀝血的一部作品。這部劇本于1804年3月在魏瑪和萊比錫演出時，受到群眾熱烈歡迎，被看成是一部有高度現實意義的愛國劇本，是喚起人民民族意識和反抗外侮的有力呼聲。
1829年8月3日在巴黎歌劇院由阿布奈克指揮首次公演。本劇以席勒的原作為標題，但臺詞卻用的是法語。后世也有以法語、英語為名的。羅西尼寫作這出歌劇時，正是他創作力達到頂峰的37歲的中年期。最初寫成五幕，但因全劇太長，后刪略了第三幕。第四及第五幕合并為第三幕。之后又再修改成為四幕歌劇。
《威廉·退爾》是羅西尼創作的第三十八部歌劇，同時也是最后一部歌劇。這部歌劇一舉奠定了羅西尼在意大利音樂家中的地位。
《威廉·退爾》為主角威廉·退爾的名宇，在作曲與首演的法國叫《鳩姆》，在羅西尼的祖國卻稱為《古烈摩》，但一般都稱作《威廉·退爾》。本劇最有名的《序曲》是耳熟能詳的名曲，也是音樂會上的珍品，它成為標題音樂式序曲的楷模。
三、全劇音樂
序曲：由四段構成，如同組曲。全曲描繪阿爾卑斯山下瑞士的自然環境，和瑞士革命志士慷慨激昂視死如歸的進軍。曲中旋律優美、節奏活潑宛如一首交響詩。
第一段《黎明》。行板，E小調，3/4拍子。由大提琴寧靜優美的獨奏開始，隨后以大提琴五重奏為主題，描寫了瑞士山間平靜的黎明。管弦樂伴奏部分，定音鼓以外的打擊樂器都沉默不動。
第二段“暴風雨”。快板，2/2拍子。先由第一和第二小提琴預告從遠方逼近的疾風密云，隨著樂器的增加，音樂似大海的狂嘯恕吼，又似天上的狂風暴雨一般。不久，雨過大晴只留下遠處的雷聲與閃電。這段猛烈的音樂象征著革命志士的自由呼聲。
第三段“幽靜”。行板，G大調，3/8拍子。狂風暴雨平靜后，唱出和平的牧歌。牧人傳遍田野的牧笛旋律是由英國管吹出的，長笛也悠閑地應和著，吹出裝飾性的助奏。這是風暴過后，一片和平寧靜的田園景色。
第四段“終曲”。快飯，E大調，2/4拍子。此處描寫爭取自由的瑞士革命軍英勇快速的進攻，以及民眾因革命軍的勝利而高聲歡呼的情景。這段終曲是由小號獨奏引導，銅管奏完序奏后，在刻畫華麗節奏上，開始了大家熟悉的進行曲。中段主要由木管歌唱出來，再回到進行曲后躍入全曲的最高潮，最后在興奮與快樂之情的尾奏上結束。這是革命成功后，慶祝勝利的歡呼。
四、詳細劇情
第一幕 威廉·退爾庭院前的苜蓿湖邊
威廉和愛妻黑德維奇帶著他們年輕的兒子正在苜蓿湖岸邊游玩。鄰近的村人們，分別忙著自己的家事。另一邊，在舉行婚禮的三個住家前，村人們則忙著為熱鬧的喜慶做各種點綴和布置。這時，威廉的兒子杰米，獨自熱中于射箭練習。接著，漁夫羅伊唱著情歌《來吧，我的小船》來到。
聽到這悠揚的歌聲，威廉反而想起了受奧國支配的困頓處境。這時遠方傳來了角笛的聲音，奧國警備隊的年輕人阿諾爾德，拉著父親梅爾希塔爾的手從山上走下來。梅爾希塔爾是德高望重的族長，他受到村民的愛戴與尊敬，依古時流傳的習俗，他是來為訂婚的男女祝福的。而梅爾希塔爾的這個兒子盡管已到結婚的年齡，卻不像村中新婚青年男女一樣同享父親的祝福。
阿諾爾德矛盾著，苦惱著，因為他一方面希望幫助威廉和愛國志士們，反抗占領他們國土的奧地利暴君總督格斯勒，但另一方面，他正在跟暴君的女兒瑪蒂爾德戀愛。因為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里，救了瑪蒂爾德的性命。他陪伴父親下山時，聽到遠方的角笛聲，就想到在狩獵的瑪蒂爾德，當他準備避開眾人的視線溜掉時，不料被威廉看到，于是他規勸阿諾爾德要以國家的利益為重，阿諾爾德在矛盾的心情下，唱出了這出歌劇中有名的詠嘆調：《啊!我愛的瑪蒂爾德》之后，又進入了和威廉的二重唱。不久，新娘和新郎出現了，在梅爾希塔爾主持下婚禮開始。這時遠方再次傳來號角聲，而且越來越近。阿諾爾德坐立不安，他終于逃離了這地方。從剛才一直注視他動靜的威廉，把隨后要辦的事交代妻子黑德維奇后，就尾隨阿諾爾德去了。
這時，村莊的活動還是順利地進行著，村民們在愉快的唱歌跳舞，氣氛十分熱鬧。在三組新婚夫妻所跳的六人舞之后，又舉行射箭比賽，威廉的兒子杰米奪得冠軍，他的母親黑德維奇非常開心。
這時年老的牧羊人洛伊托德喘著氣慌張地跑來說：“有一個格斯勒的士兵想強暴我的女兒，我一氣之下把他殺死后逃到這兒，希望能借給我一艘船逃到湖的對岸。”但是漁夫羅伊卻表示要穿越這急流實在太危險，于是拒絕了洛伊托德。
就在這時候，追兵的聲音逐漸接近了。剛好回來的威廉決定讓洛伊托德坐上小船，由他劃槳穿過巖石聳立的急流。緊接著，格斯勒的侍從魯道夫，率領一隊土兵沖過來，但威廉已經安全地把小船劃到對岸。
村民們因他們已經逃過劫難與危險而高興地歡呼，這卻激怒了魯道夫和土兵們。他們雖然逼問劃船的男人是誰，村民們都說不認識。奧國士兵為了懲罰他們，將村里最受尊敬的梅爾希塔爾老人帶走。
第二幕 阿爾卑斯山的深谷中，這是歷史上有名的組成“瑞士同盟”的段落，據說羅西尼作曲時特別用心。
接近黃昏，此處可以俯視琉森湖的琉特里山崗。獵人們下山回家，做完工的村人們，隨著遠方傳來的鐘聲唱出了《晚禱之歌》。一隊獵人的號角響遍森林，引起牧童們的合唱。格斯勒的女兒瑪蒂爾德單獨離開獵人群，面帶憂郁癡癡地等候戀人阿諾爾德的到來。
現在阿諾爾德占據這位美麗姑娘心田的，她猜想過一會兒阿諾爾德就會來到，于是唱出這首浪漫曲《陰暗的森林，寂寞的荒野》，吐露自己對阿諾爾德的思念。她說：“陰暗的森林，寂寞的原野，比起燦爛的皇宮，我更喜歡你們。能使我重拾安詳心靈的，是狂風暴雨般的山巔。知道我心中秘密的，也只有幽谷回聲。在我的步伐前散發光芒的晚星呵，請當我的向導吧!”
這時，阿諾爾德終于出現。悲傷寂寞的瑪蒂爾德馬上轉悲為喜，但是她明白彼此身份懸殊、擔心會因此傷害她的阿諾爾德，卻無法坦然地親近她。在二重唱《你從我心靈搜取了秘密》。中，瑪蒂爾德發誓說：“無論發生什么事，我都要留在你身旁，愛你不渝。”這些話終于使阿諾爾德放心了。
這時他們發覺有人來了，瑪蒂爾德約好再見時間后，急速退場。此時來到這里的是堅強的愛國者威廉和福爾斯特。他們已經偷聽到阿諾爾德和瑪蒂爾德的對話，便開始向阿諾爾德灌輸祖國愛，但是阿諾爾德卻表示準備和瑪蒂爾德開此地。這時威廉和福爾斯特才告訴他，父親梅爾希塔爾已經被格斯勒的部下殺死。
一聽到受人尊敬的老父親，居然無罪被殺，一直只被瑪蒂爾德魅力束縛的阿諾爾德的心理阻礙一下子就被打破了。他思念慈祥的父親，感到的后悔與內疚，腦海了閃現出強烈的復仇之念。三人一起發誓要為瑞士解放運動而獻身，勇往直前。
這時從附近森林有很多人的腳步聲越來越近。他們到這里集合開會，商談著如何盡快向該格斯勒反擊推翻暴政。當威廉說明大略的計劃時，開始有人動搖，有人提出異議，后來經過威廉的動員，再加上大家知道了梅爾希塔爾老人被殺的沉痛事件，大家的決心更加堅定。聚集而來的人就以威廉等三人的三重唱為中心，唱出雄壯的男聲合唱，發誓逐出外國的統治者，立志消滅暴政，勇敢地高喊著：“拿起武器!”。
第三幕
第一場由于這部歌劇太長了，在舞臺的實際演出時，這里時常被省略。此處只有瑪蒂爾德和阿諾爾德兩人登場，舞臺是亞特道夫的總督府邸庭院中荒廢的禮拜堂中。
阿諾爾德來向瑪蒂爾德告別。從他嘴里得悉阿諾爾德的父親梅爾希塔爾被格斯勒手下殺死時，瑪蒂爾德的眼前突然變成一片漆黑。
阿諾爾德說：“而今父親被殺害，我們之間的愛只好作罷，無論如何我都要為先父報仇!”但瑪蒂爾德再次告訴阿諾爾德說：“我對你的愛永生不渝”，然后勸他盡快離開此地。但是，阿諾爾德還是堅持留在家鄉完成復仇心愿，兩人確認對方的立場后，終于決定放棄對彼此的愛。
第二場亞特道夫的中心廣場。
這一天在此處舉行奧地利統治瑞士百年紀念的慶典。總督格斯勒豎立一支竹桿在亞特道夫廣場中央，竹桿兒上放著自己的帽子。規定凡是經過廣場的市民，都必須向帽子鞠躬致敬，以表示臣服。
這時有三名吉洛爾姑娘獻舞，可是這些少女很快成為粗暴士兵調戲的對象，群眾的憤怒逐漸高漲。舞蹈的中段，人們以無伴奏唱出極富地方色彩的《狄洛列瑟》。舞蹈過后，人們又被迫向格斯勒的帽子敬禮，但是只有威廉和兒子杰米，依舊只挺直站著不動，拒絕這可惡的命令。看到這人如此膽大，魯道夫憑直覺馬上想到幫助老牧羊人逃走的就是他，于是出其不意把威廉和兒子杰米逮捕，并沒收了他手上的弓箭。
早已聽說威廉是神箭手的格斯勒，突然想到一個殘酷的報復行動，那就是從附近的蘋果樹摘下一個蘋果，把它放在杰米頭上后，命令威廉用箭射落。為了想救出兒子，威廉泰爾被迫下跪請求格斯勒打消此意，但是被拒絕了。
兒子杰米由于對父親的本領極為信賴，就鼓勵父親接受挑戰，這時威廉將兒子抱在懷里，唱出感人的詠嘆調《不能動》，他唱道：“絕對不能動。把單腳的膝蓋穩住在大地上，同時向神禱告，能救父親的只有神。杰米，請你想一想母親吧!母親在等我們回去……”。
杰米回到樁子邊，威廉要求取回自己的弓箭，當他在拿腳邊的弓時，很靈巧地從箭筒內抽出兩支箭，悄悄把其中的一枝藏在上衣里。就在眾人屏息注視中，威廉射出第一枝箭，而且很順利地把杰米頭上的蘋果射落，人們立刻高聲歡呼。可是格斯勒忽然發現威廉懷里還有―枝箭，總督厲聲盤問后，威廉凜然答道：“第一枝箭如果失敗，第二枝箭是準備射殺格斯勒的!”暴怒如雷的格斯勒，馬上下命令把他逮捕，并加上鎖鏈。
由于侍女的通知，瑪蒂爾德趕來后命令說：“奉皇帝之名，不得逮捕兒童，小孩由我保護!”這時即使是格斯勒，也不得不順從皇帝的命令。
有關對威廉的處罰則宣布說：“在今晚將他送往有護城河環繞的鳩斯納哈特城。”場上的人們齊聲哀求，但一點用處也沒有，格斯勒的部下則得意地歡呼，而威廉的革命伙伴們卻詛咒說：“我們一定要把暴君驅逐出去!”。
第四幕
第一場 梅爾希塔爾家
老梅爾希塔爾被殺后，這個家就任由荒廢了。由于戰事迫在眉睫，為了向先祖留下的家作最后告別，阿諾爾德悄悄回來，痛苦地思念被格斯勒爪牙殺害的父親，唱出了:《哦，我的隱密之家》。
這時隨著突然發出的奇怪聲音，他的伙伴們叫喊著：“復仇”出現。大家告訴他：“威廉·退爾被關進監牢，我們必須盡快把他救出。”而阿諾爾德則說出父親和威廉為了推翻暴政儲藏的武器存放處。人們發出了震撼山河的叫喊聲：“不是勝利，便是死亡!”。
第二場 琉森湖畔，亞克森堡山麓巖石林立的岸邊。
狂風呼嘯，烏云翻騰，浪花沖到岸邊后即刻化成白沫。可能由于威廉?泰爾不幸被捕，受到打擊有些狂亂的黑德維奇，表示要去求見格斯勒，這使鄰居們驚慌失措。
這時出人意料地傳來兒童的說話聲，是杰米和瑪蒂爾德隨即出現。對杰米的勇敢由衷欽佩的瑪蒂爾德，決定過來和大家住在這兒，人們感激地說：“為了營救威廉，她決心把自己當作人質。”
瑪蒂爾德和杰米告訴黑德維奇，威廉不在亞德道夫，這時候他很可能正在渡過湖水，被送往新建的水牢，唱出優美的女聲三重唱《我把你的兒子送回到你的慈愛中》
接著，天空中狂風暴雨即將來臨。杰米突然想起父親曾教他的，為了升起革命信號的營火，就往山上跑去。不久，兇猛的暴風雨真的來了。黑德維奇、瑪蒂爾德和鄰居們，同時為威廉的安全向神禱告。這時牧羊人洛伊托德跑來，把眾人招呼在一起后說，威廉所乘的船正在波濤中顛簸著。于是眾人都冒險在暴風雨中趕往湖邊。
正當這時候，載著格斯勒和威廉的船，拼命要往岸邊靠。此刻威廉的鎖鏈被松開了，正在勇敢地駕駛著船只。當這艘船剛剛劃上巖石灘時，又被巨浪拉回湖中。這時，杰米巧妙地把弓箭丟給父親，船又飄上另一巖石灘，格斯勒從船的另一邊走過來時，威廉立刻用箭射穿他的心臟，格斯勒便掉入深深的湖底中。
由于杰米點燃了營火，瑞士聯盟的勇士們都聚集后，已經把格斯勒占據的亞特道夫城攻陷，這時一起凱旋歸來。暴風雨逐漸遠去，暴政被推翻，瑞士重獲自由。此刻優美的大自然又展現在眾人面前。人們把重享自由后的快樂之情，轉化成對神感謝的禱告。幕落。
五、劇作者席勒
約翰·克里斯托弗·弗里德里希·馮·席勒(Johann Christoph Friedrich von Schiller)(1759年11月10日-1805年5月9日)，通常被稱為弗里德里希·席勒，德國18世紀著名詩人、作家、哲學家、歷史學家和劇作家，德國啟蒙文學的代表人物之一。席勒是德國文學史上著名的“狂飆突進運動”的代表人物，也被公認為德國文學史上地位僅次于歌德的偉大作家。
席勒出生于德國符騰堡的小城馬爾赫爾的貧窮市民家庭，他的父親是軍醫，母親是面包師的女兒。席勒童年時代就對詩歌、戲劇有濃厚的興趣。1768年入拉丁語學校學習，但1773年被公爵強制選入他所創辦的軍事學校，接受嚴格的軍事教育。詩人舒巴特曾稱這座軍事學校是“奴隸養成所”。
在軍事學校上學期間，席勒結識了心理學教師阿爾貝，并在他的影響下接觸到了莎士比亞、盧梭、歌德等人的作品，這促使席勒堅定的走上文學創作的道路。從1776年開始，席勒就在雜志上發表一些抒情詩。而且，在軍校讀書期間，席勒逐漸形成了自己的反專制思想。1777年，席勒開始創作劇本《強盜》，1781年完成，次年1月在曼海姆上演，引起了巨大的反響。據一些史料記載，當時的劇院就如同瘋人院一樣，人們潮水般的涌入狹窄的禮堂觀賞戲劇，有些評論家甚至認為席勒就是德國的莎士比亞。
《強盜》之所以受到如此熱烈的歡迎，是因為作品中蘊涵的反專制思想深切的迎合了彼時德國青年的心理。此時德國的“狂飆突進運動”已經發展至高潮，而《強盜》一劇的主人公卡爾就是一個典型的狂飆突進青年形象。他不滿于專制與格局并存的社會現狀，卻又無力改變。他追求自由，對當時的社會提出挑戰，是典型的叛逆者，最后卻只能悲劇收場。
《強盜》取得成功之后，席勒進入了生命中的第一個旺盛的創作期。從1782年至1787年，席勒相繼完成了悲劇《陰謀與愛情》（1784年）、《歡樂頌》（1785年）詩劇《唐·卡洛斯》（1787年）等。
《陰謀與愛情》是席勒青年時代創作的高峰，它與歌德的《少年維特之煩惱》同是狂飆突進運動最杰出的成果。此劇揭露上層統治階級的腐敗生活與宮廷中爾虞我詐的行徑。《陰謀與愛情》無論在結構上還是題材上都是德國市民悲劇的典范。席勒摒棄了創作《強盜》時慣用的長篇大論，而是改用簡潔的語言進行諷刺。來自市民階層的人物路易絲與宰相的對話：“我可以為你奏一曲柔板，但娼妓買賣我是不做的……如果要我遞交一份申請，我一定恭恭敬敬；但是對待無禮的客人，我就會把他攆出大門！”直接質問德國社會嚴格的等級制度，具有烏托邦色彩。
詩劇《唐·卡洛斯》以16世紀西班牙的宮闈故事為背景，以生動的情節表達作者的理想：通過開明君主施行社會改良。這個劇本是席勒創作風格的轉折點，表明他已經由狂飆突進時的激進革命精神轉化為溫和的改良思想。此后，席勒青年時代的創作宣告結束。
1787年，席勒前往魏瑪；次年，在歌德的舉薦下任耶拿大學歷史教授。從1787年到1796年，席勒幾乎沒有進行文學創作，而是專事歷史和美學的研究，并沉醉于康德哲學之中。法國大革命時期，席勒發表美學論著《論人類的審美教育書簡》（1795年），曲折的表達了席勒對暴風驟雨般的資產階級革命的抵觸情緒。他主張只有培養品格完善、境界崇高的人才能夠進行徹底的社會變革。這也是在《唐·卡洛斯》中宣揚的開明君主思想的延續。盡管如此，席勒始終沒有放棄尋求德國統一和德國人民解放的道路。他的美學研究和社會變革等問題結合得非常密切。
1794年，席勒與歌德結交，并很快成為好友。在歌德的鼓勵下，席勒于1796年重新恢復文學創作，進入了一生之中第二個旺盛的創作期，直至去世。這一時期席勒的著名劇作包括《華倫斯坦三部曲》（1799年）、《瑪麗亞·斯圖亞特》（1801年）、《奧爾良的姑娘》（1802年）、《墨西拿的新娘》（1803年）、《威廉·退爾》（1803）等等。這一時期席勒創作的特點是以歷史題材為主，善于營造悲壯、雄渾的風格，主題也貼近宏大的社會變革題材。
《威廉·退爾》是這一時期席勒的重要劇作。戲劇取材于14世紀瑞士英雄獵人威廉·退爾的傳說。這一題材原本是歌德在瑞士搜集到的，他將其無私贈予席勒。席勒從未去過瑞士，卻將這一傳說詮釋得極為生動。瑞士人為了感激席勒，把退爾傳說發生地四州湖沿岸的一塊極為壯觀的巨巖石命名為“席勒石”。《威廉·退爾》以瑞士獨立斗爭為背景，在歌頌民族英雄的同時也歌頌努力爭取民族解放的壯舉，在歐洲范圍內引起極大反響。
除戲劇創作外，這一時期席勒還和歌德合作創作了很多詩歌，并創辦文學雜志和魏瑪歌劇院。歌德的創作風格對席勒產生了很大影響。1796年，兩人共寫了上千首詩歌，而歌德的名作《威廉·邁斯特》和《浮士德》第一部也是在這一時期成形的。
總體來說，席勒這一時期的創作是古典主義風格的，早年的浪漫激情已經幾近消失。席勒和歌德合作的這段時間被稱為德國文學史上的“古典主義”時代。
六、曲作者羅西尼
羅西尼，英文名：G.Rossini，生于1792年，于1868年逝世，意大利歌劇作曲家。一生作有大、小歌劇38部。其中《塞維利亞的理發師》是十九世紀意大利喜劇的代表作。根據德國席勒的同名詩劇寫成的歌劇《威廉·退爾》也是浪漫派歌劇名作，此劇的序曲(共四樂章)是音樂會上經常被獨立演出的器樂名曲。
以喜歌劇聞名的羅西尼于1792年2月29日出生于意大利的佩羅薩，因為每4年才有一個閏年，所以等他過第18個生日時，他已經72歲了。他說這樣可以省去許多麻煩。在過生日的前一天，有一群朋友來告訴他，他們集了兩萬法郎，要為他立個紀念碑。他聽了說：“浪費錢財!給我這筆錢，我自己站在那里好了!”
羅西尼是城鎮小號手朱塞皮的獨生子，母親是一位才華橫溢的歌唱演員。父親因評論政局而入獄多年，羅西尼是由在博洛尼亞任喜歌劇女主角的母親撫養大的。
羅西尼幼時當過鐵匠的學徒，也曾在教堂唱歌，在劇院演奏羽管鍵琴，1806年在凱瓦利埃·朱斯蒂的資助下進入博洛尼亞愛樂學校師從父斯坦利斯拉奧·馬泰伊學習對位。在學習期間就創作了第一部歌劇《德美特里奧與波利比奧》，18歲畢業時寫的獨幕喜歌劇《結婚證書》在威尼斯首演，獲得成功，之后的12個月內他又寫了6部獨幕歌劇。1812秋年他的《試金石》在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首演，1813年的正歌劇《坦克雷迪》和喜歌劇《意大利少女在阿爾及爾》于威尼斯的公演使他從此名揚海外。羅西尼在創作中所展示的旋律天賦、細膩的的戲劇沖突、令人忍俊不住的幽默、十足的韻律感都使他的歌劇強有力的感染了觀眾。1814年那不勒斯的兩家歌劇院都聘請他任音樂指導，1815年羅西尼為那不勒斯圣卡洛劇院寫的2幕歌劇《英國女王伊麗莎白》第一次把聲樂裝飾音全部寫在了樂譜上，從而使大牌的歌劇演員就沒有機會將自己杜撰的加花音放到音樂中去，保證了歌劇的統一性不致受到破壞。由羅西尼所開創的意大利的歌劇時代，再經過多尼采蒂、貝利尼直至威爾第所形成的美聲風格，使意大利至今仍為聲樂藝術的圣殿，他們對聲樂藝術的貢獻是無人能及的。
七、指揮家卡拉揚
赫伯特·馮·卡拉揚（Herbert von Karajan，1908年4月5日－1989年7月16日），出生于薩爾斯堡，是一位奧地利指揮家、鍵盤樂器演奏家和導演。
卡拉揚在指揮舞臺上活躍了70年。他帶領過歐洲眾多頂尖的樂團，并且曾和柏林愛樂樂團有過長達34年的合作關系。他熱衷于錄音和導演，為后人留下了大量的音像資料（到1988年為止他發行超過1億張唱片約700款錄音），包括眾多的管弦樂，歌劇錄音和歌劇電影，涵括從巴洛克到后浪漫主義歐洲作曲家的作品。其中一些作品，如貝多芬的交響曲還被多次錄制。卡拉揚在音樂界享有盛譽，甚至在中文領域被人稱為“指揮帝王”。
赫伯特·馮·卡拉揚于1908年出生于奧地利的薩爾茨堡，這里曾經誕生過世界上最偉大的天才作曲家莫扎特。卡拉揚的祖籍是希臘，他的前輩最初從希臘來到德國從事建筑設計，后來有一些親屬去維也納定居。卡拉揚的父親是一家醫院的院長，也是一名外科醫生，他愛好音樂，從小就想當一名樂手，可是最終沒有實現這個愿望，因此，卡拉揚去學習音樂使父親感到特別高興。卡拉揚的母親表面上不太懂音樂，但她卻能在內心感受音樂，她是一個瓦格納迷。
卡拉揚從4歲半就開始登臺演奏，他的哥哥學習鋼琴比他早，可是他不能容忍哥哥比他強，于是就躲在鋼琴下面偷聽哥哥彈琴。整整15年，卡拉揚一直聽哥哥一遍又一遍地彈奏相同的曲子，這促使卡拉揚更加努力，過了兩個月之后，他就趕上了哥哥的彈奏水平。后來他獨自來到了維也納，遇到了一位非常優秀的老師，這位老師教了他三個月之后便對他說：“假如你感到你無法用兩只手來表達你心里的想法，就應當去做一名樂隊指揮，這樣才不會出現悲劇性的結果。”這位老師的教誨影響了卡拉揚的一生。后來卡拉揚在薩爾茨堡籌辦了一場音樂會，當時他只是想試探一下能否成功。
他從18歲就開始擔任樂隊的指揮，他首先在德國的烏爾姆市立歌劇院擔任常任指揮，后來又在亞琛市立歌劇院擔任音樂指導。他在這兩個小規模的歌劇院呆了16年，每年他都要背譜指揮演出5、6部歌劇。當時，他不僅要指揮樂隊演奏，還要指揮歌手以及合唱隊演唱。
卡拉揚在維也納音樂學院學習時，幸運地遇到了一個導演，他經常對卡拉揚說：“你自己算不了什么，樂隊才是一切！”1937年時任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指導的布魯諾·瓦爾特邀請他去維也納演出。1938年到1939年期間，意大利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看了卡拉揚指揮的瓦格納的歌劇《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之后，立刻去找維也納歌劇院經理蒂特廷。在當時，蒂特廷是德國和奧地利古典音樂的最高統治者。薩巴塔對蒂特廷說：“我發現了一個具有震撼力的指揮，他的音樂思想必將影響到后半個世紀。”果然，薩巴塔的話后來得到了驗證。
卡拉揚精通指揮藝術，他知道歌手需要什么，知道應該怎樣與歌手合作，他的指揮技巧很奇特。第一次見到卡拉揚的人是不可能真正了解卡拉揚的，許多人都認為卡拉揚是一個性格粗暴、冷漠的人，其實，他的天性非常熱情。卡拉揚在指揮時，堅持要樂隊的樂手們互相傾聽，為歌劇演奏時，則要求樂隊必須聽舞臺上的歌手演唱。
卡拉揚的英語、意大利語、法語和德語都說得非常流利，他不僅是一名優秀的指揮，而且是一個極富人格魅力的人。樂手們已經把他當做一種神話，他也意識到了這一點，所以在第一次排練時，他一直在給樂手們講故事，使他們感到輕松，讓樂手們充分領會他的指揮意圖。許多年輕的樂手在卡拉揚的幫助下進入了專業演奏的行列，每個樂手都愿意和卡拉揚一起演奏。他善于和每一個人合作，并且為年輕人做了很多事情，他指揮演奏了許多古典音樂作品，還錄制了大量的唱片。
百代唱片公司的負責人瓦爾特·勒格非常了解卡拉揚，并能對他進行當面指點。卡拉揚欣然接受瓦爾特·勒格的邀請，來到倫敦與瓦爾特一起率領英國愛樂樂團進入了一個輝煌的時期。他們除了頻繁的演出之外，還錄制了大批優質、精美的古典音樂的唱片，這些唱片至今廣為流傳。瓦爾特·勒格也因此成為愛樂樂團的贊助人。
1938年到1939年期間，意大利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看了卡拉揚指揮后，說：“我發現了一個具有震撼力的指揮，他的音樂思想必將影響到后半個世紀。”果然，薩巴塔的話后來得到了驗證。
1954年富特文格勒去世后，柏林愛樂樂團陷入困境，當時該團即將赴美國巡回演出，樂團經理表示，接替富特文格勒的人只有卡拉揚一個人，當時卡拉揚正在米蘭斯卡拉歌劇院指揮瓦格納的歌劇《尼伯龍根的指環》 ，在接到柏林愛樂樂團的邀請之后，他說：“我可以來美國指揮巡演，但是我必須是富特文格勒的繼承人，而不是他的替代者，這一點必須明確。”
卡拉揚率領柏林愛樂樂團抵達美國時，人們在機場舉行了奇特的歡迎儀式。作為富特文格勒的繼承人，卡拉揚和他率領的樂隊在首場演出時就受到了觀眾熱情的贊揚。
許多影片中都拍攝了卡拉揚指揮演奏的場面，在拍攝時，卡拉揚在某種程度上充當了導演的角色。當導演要拍攝卡拉揚的手的時候，卡拉揚就讓拍攝人員把攝影機放在他的肩膀上，以便讓他們把他的手的動作拍得更清楚，這樣還能避免遠距離拍攝時造成的畫面變形。在整個拍攝過程中，卡拉揚總是在不知疲倦地工作，甚至還鬧了很多笑話。
卡拉揚從來不用體型肥胖的女歌手擔當歌劇中的角色，他認為這樣的歌手會讓觀眾閉上眼睛不看舞臺上的表演，而他就是想要觀眾睜大眼睛看臺上的表演。卡拉揚對舞臺的一切了如指掌，舞臺的每一個角落都銘記在他的腦海里。他不僅了解每一個樂手，甚至還熟悉劇院里的消防隊員。
卡拉揚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指揮大師，同時他還要學會去做一名出色的舞臺導演，為此，他花費了大量的的精力，付出了許多心血。
卡拉揚經常對他的樂隊說：“樂隊必須服從歌手，而且要盡量模仿歌手的音色，而歌手也應當盡力去模仿樂隊的音質。”他在排練時對樂隊要求特別嚴格，而到了正式演出時，他總是替樂手們著想，他指揮的動作輕松自如，充滿自信，令人感到值得信賴，他的指揮達到了一種完美的境界。
卡拉揚從1955年起擔任柏林愛樂樂團的藝術指導，經過十幾年的努力，卡拉揚和這個樂團在世界樂壇上占據了極其重要的地位。
卡拉揚相信，在他死后還會有來生，他常常說，還有很多他想做的事情尚未完成，即便是死亡也無法阻止他去工作.
卡拉揚的祖先來自馬其頓，他們起初名為“卡拉約安內斯”（Karajoannes）或“卡拉揚尼斯”（Karajannis）。17世紀時，家族中一名為喬治·約翰的青年離開家鄉先是遷至奧地利維也納，立腳不穩，繼而前往開姆尼茨（Chemnitz）。在那里他和兄弟合作從事紡織，大有成就。
數年之后，兩兄弟分開，喬治返回維也納并于1813年逝世。他的一個兒子名為希奧多·馮·卡拉揚，是一位在歷史學，語言學和政治方面頗有影響的人物。他和格林兄弟是好朋友，而且還在那個歐洲的多事之秋—1848年參加過法蘭克福國民議會。另外，這位教授有著良好的藝術鑒賞力。
而他的兒子，也就是指揮家的爺爺，名為路德維希·瑪麗亞，是一位醫生。當他在1906年逝世的時候，其子恩斯特已經接過父親的衣缽，開始轉到薩爾茨堡行醫。恩斯特在1905年與比他年輕13歲的馬塔結婚，并于1906年7月21日生下長子沃爾夫岡（Wolfgang von Karajan）。
而家族中人的名與姓之間多插的一個“馮”字（von）是家族兩次被冊封為準男爵的結果。第一次是在1792年6月1日德國開姆尼茨，當時霍亨索倫王朝的腓特烈·奧古斯都三世因喬治兄弟在紡織業上所做出的成就而授予了他們爵位。第二次則是在奧地利，哈布斯堡皇朝為了表彰卡拉揚家族對帝國健康事業所做出的貢獻而給家族再戴頭銜。
1908年4月5日是一個晴朗的星期天，恩斯特夫婦再獲一子，取名為赫里伯特（Heribert Ritter von Karajan），即是后來的赫伯特。薩爾茨堡是一個有著濃郁音樂氣息的城市，莫扎特的故鄉，每年有名的薩爾茨堡音樂節就在此拉開帷幕。卡拉揚一家非常熱愛音樂。父親恩斯特會彈鋼琴，演奏單簧管，還經常參加莫扎特音樂學院樂團和薩爾茨堡州立劇院的各種活動。城里的音樂家都很樂意和這一家子來往。父親除了帶孩子上交響音樂會外，還時常在家里舉辦小型的音樂會。不難理解，兄弟兩人很早就接受鋼琴訓練，年長的沃爾夫岡首先學習音樂，到了1912年，赫伯特4歲時，也開始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他從8歲起就在薩爾茨堡莫扎特音樂學院學習基礎，為時10年。這音樂教育是多方面的，除了繼續跟隨弗蘭茲·列德文卡學習鋼琴外，他還在薩爾茨堡的教堂唱詩班中參加合唱，另外更是師從弗蘭茲·紹爾學習和聲。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揚作曲和室內樂的老師博爾哈德·包恩伽特勒（Bernhard Paumgartner），他很快就發現了卡拉揚身上的潛能，并對之顯示出父親般的關懷。卡拉揚經常駛著老師的軍用摩托車在郊野狂飆。包恩伽特勒不但誘發了卡拉揚對繪畫和雕塑的興趣，也正是他鼓勵卡拉揚后來走上指揮道路。
其實，兩位家長才是赫伯特最重要的老師。在卡拉揚的家里，兒子們要用“您”（德語：Sie，是德語中的敬稱）稱呼家長。恩斯特是一位嚴謹的人。他每天步行25分鐘上班，在路上將快要進行的手術通盤琢磨。這種作風無疑也深深地影響著日后的赫伯特，讓他養成事事做足準備的習慣。母親則是一位樂善好施的好人。卡拉揚12歲時，一次他在爬樓梯的時候失足，從20米高處墮下，腳部關節和脊椎受傷，后遺終身，母親馬塔對之的關懷照料令人動容。
據卡拉揚的自述，他曾因自己在鋼琴方面的早熟，被人稱為“神童”，不過他從沒為這一稱號而去耗費力氣。經過5年的鋼琴課，卡拉揚終于在1917年1月27日第一次以鋼琴家身份在莫扎特紀念日里登臺演出。兩年之后的1月26日，他在老師包恩伽特勒的指揮伴奏下，以獨奏家身份演奏協奏曲。
但這些音樂方面的小成就似乎還不能讓他的雙親立下心思，讓年青的卡拉揚將來以音樂為生。母親馬塔總希望卡拉揚能當上一名銀行職員。務實的父親則曾勸他說：“我知道你有音樂方面的天份，但你總得學一些實用的技術來糊口。”為了順從父親的意愿，卡拉揚在1926年以畢業論文《熱力學與內燃機》完成薩爾茨堡莫扎特音樂學院的學習后，即去了維也納進入維也納工業高校學習。不過他并沒有離音樂而去，而是堅持學習，所以他在研修技術的同時，還在維也納大學入讀音樂科學系和在維也納音樂與表演藝術學院學習。他在維也納跟隨新老師約瑟夫·霍夫曼學習鋼琴，還同時向亞歷山大·溫德爾（Alexander Wunderer）和弗朗茲·紹克（Franz Schalk）第一次學習他日后的職業：指揮。年輕的卡拉揚當時具有一個鋼琴演奏家的一切音樂才能。不過后來，一如羅伯特·舒曼，卡拉揚手指的腱鞘嚴重受傷，即使他本人作了一些荒誕的嘗試以使之痊愈，也沒見好轉，這讓他不得不在通往鋼琴家的路上止步，而將之轉到指揮的前途上。
亞歷山大·溫德爾在維也納音樂生活中有一定的影響力，但作為老師，他就未必勝任。卡拉揚對指揮的知識主要不是來自于老師，而是職業實踐本身。但卡拉揚在維也納卻學到了很重要的東西，歌劇劇目和更難得的—當時維也納的頂尖歌劇表演：當時卡拉揚并沒有什么機會指揮樂隊進行實踐，卻和同學想到辦法來打發時間。卡拉揚對此說道：
我們之間類似成立一個了俱樂部，經常跑到國家歌劇院，揣著站票去看指揮家指揮。我有一個同學，家境好，家里有兩臺鋼琴。我們就在國家歌劇院上演歌劇之前先去他家通覽整部歌劇，兩人演奏鋼琴，一個演獨唱角色，一個代合唱，還有一個指揮。演練好后，我們再去聽歌劇演出。劇后聚在一起，喝著啤酒對剛才的演出的質量大發一通牢騷。
不過，卡拉揚話里的負面用詞應不能被當真。維也納國家歌劇院在20世紀20年代正值其黃金時代，人才輩出。當時歐洲老一輩的指揮大師都在該處獻藝：弗蘭茲·紹克，魏恩伽特納，富特文格勒，克萊門斯·克勞斯，理查·斯特勞斯，托斯卡尼尼和布努諾·瓦爾特。而在演唱家列表中則赫然可見如下名字：綠蒂·李曼（Lotte Lehmann），瑪麗婭·耶里查（Maria Jeritza），理查·馬（Richard Mayr），阿爾弗·耶格（Alfred Jerger）和伊麗莎白·雷特伯格（Elisabeth Rethberg）。
1928年12月17日，卡拉揚迎來了自己的第一次指揮登場，指揮學院樂隊演奏羅西尼歌劇《威廉·退爾》的序曲。但是他可能意識到，當時毫無名氣的他在維也納很難找到工作，于是他決定回去薩爾茨堡一試。過了一個多月，為了展示自己的才能，這位年輕的指揮家在家鄉作了自己的公開亮相，他延請并指揮了莫扎特音樂學院樂團，曲目是施特勞斯的《唐璜》和柴可夫斯基《第五交響曲》。演出很成功，并且，卡拉揚為自己贏得了機會—烏爾姆市立劇院的經理邀請他到自己的劇院試奏。經理在再聽過卡拉揚的指揮后，決定聘任這位年輕人在劇院指揮歌劇，月薪約為20美元。當時卡拉揚跟經理說道，自己并未指揮過任何歌劇，要接受這工作他得先研究一下。經理回答得很簡單：“沒問題，你過來研究就行了。”于是，烏爾姆之職成為了卡拉揚指揮事業的正式起點。
1933年納粹黨上臺，德國音樂人才急劇衰減。就在那一年，布努諾·華爾特，克倫佩勒，埃里希·克萊伯，弗里茲·布什被迫離開德國。有著猶太血統的作曲家作品被禁，孟德爾頌，馬勒或是荀白克都在此列。而欣德米特的歌劇《畫家馬蒂斯》被禁，富特文格勒為此大鬧納粹，辭去了其身上所有的終身職務，以47歲的年紀暫時退休。
而在這些大事發生不久之后的1934年，卡拉揚得到了一個重要的職位—亞琛市立劇院音樂會指揮和歌劇總監。這個劇院比烏爾姆的高一個檔次，樂團有70多人，合唱隊300人，而且帶領合唱隊的正是日后揚名合唱界的威廉·匹茲（Wilhelm Pitz）。以這樣的人員，卡拉揚迫不及待地上演了瓦格納的《尼伯龍根的指環》。而亞琛也是卡拉揚到柏林和維也納的跳板。1934年8月21日，他在私人晚會上首次與維也納愛樂管弦樂團合作，演奏了德布西和拉威爾的作品。到了1935年4月12日 ，卡拉揚更是被任命為亞琛市立劇院音樂總監。卡拉揚以他當時27歲的年紀，成為了德國最年輕的音樂總監。但是，卡拉揚得作出一項妥協：加入納粹黨。
根據瓦爾特·萊格的評論，卡拉揚不諳政事，只要針不到肉，他也懶得去理政壇上的風風雨雨。而在烏爾姆時他就曾給人不關心政治時局的感覺。但1933年之后德國的形勢和此時的飯碗問題，使得卡拉揚作出決定，成為納粹黨員，就是德語中所謂的“Pg”（德語Parteigenosse的簡稱）。
卡拉揚從不否認自己曾經是納粹黨成員。但是卡拉揚與納粹黨之間的關系，更確切地說是他的入黨時間，帶有歷史的迷霧。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經后人發掘出來的證據與卡拉揚的自白之間有出入。根據一些戰后納粹留下來的文件，有人認為卡拉揚申請入黨的時間是1933年4月8日。但卡拉揚卻非常肯定地說，自己是在1935年才入黨，并且以1933年的黨證上并沒有他的簽名為理據進行反駁。當然，支持卡拉揚的聲音是有的卡拉揚對自己入黨日期是于1935年所表現出的強硬態度，可能是要避免旁人對其入黨動機所作出負面的猜測。
雖然當時德國在政治上極端壓抑，第三帝國的文化生活卻是非常豐富的。具有“黨員”身份的藝術家，其工作條件非常優越。而納粹黨頭頭對藝術也顯得十分闊綽。卡拉揚和富特文格勒一樣，在帝國內不斷地指揮音樂會。到了后來，卡拉揚在由赫爾曼·戈林掌管的柏林國家歌劇院（Staatsoper Unter den Linden）工作，后者給與了卡拉揚極大的自由度。
1937年6月1日，卡拉揚受布努諾·瓦爾特之邀，首次到維也納國家歌劇院指揮，劇目是瓦格納的《特里士坦與伊索爾德》。這是一場令人矚目的勝利。但卡拉揚也領略到了維也納歌劇院的艱難工作條件：大排練被取消，小排練里主角們唱兩句就要離去辦點私事。日后的1956到1964年，卡拉揚會更真切地體會到這些難處。而同在1937年，卡拉揚被邀請去指揮一支柏林的管弦樂團，但卡拉揚拒絕了，因為樂隊不能給他任何時間去排練。不過很快，到了1938年，樂隊就同意了卡拉揚的要求，先排練再演出。于是卡拉揚就在4月8日，首次和這支樂隊合作，指揮了莫扎特《“哈夫納”交響曲》（“Haffner”，亦即第35號交響曲），拉威爾第2號達夫妮與克勞伊組曲和勃拉姆斯的《第四交響曲》。而這支樂團，就是日后和卡拉揚合作35年的柏林愛樂樂團。
而在個人方面，卡拉揚在1938年7月26日與亞琛輕歌劇首席女歌手艾米·霍格羅夫結婚，兩人在亞琛附近的樹林里擁有一座房子。但是卡拉揚關注得更多的是其事業。而霍格羅夫與戈林夫人的友好關系幫助了卡拉揚進軍柏林。1938年9月30日他得到了在柏林國家歌劇院指揮的機會，劇目是貝多芬的《費德里奧》。而到了10月21日，是卡拉揚的勝利時刻。他指揮的《特里士坦與伊索爾德》引起國際轟動。柏林音樂評論家范·德·努爾（van der Nuell）稱之為“神奇的卡拉揚”（das Wunder Karajan），非但如此，他還添油加醋地寫上，“一些老指揮家”應該向這位年輕人學習一點什么。這里的“老指揮家”很明顯就是針對富特文格勒。這“神奇的卡拉揚”稱號和挑釁的口吻引來了富特文格勒的抗議，并且成為了富特文格勒與卡拉揚長時間對立的開端。后來在富特文格勒非納粹化過程中一些資料除塵，指出范·德·努爾只是為當時納粹中反富特文格勒陣營所迫，而寫出這種評論的。
不管有沒有范·德·努爾的評論，卡拉揚開始在柏林揚名。雖然他被富特文格勒掌管下的柏林愛樂拒之門外，但是卡拉揚還是成功在柏林立足，他在1939年11月同時接受了柏林國家歌劇院樂隊長和普魯士國家樂團音樂會指導兩職。他還在1940年2月18日于理查·施特勞斯面前上演了其歌劇《埃萊克特拉》，并得到作曲家的首肯。卡拉揚也到過被占領的巴黎演出瓦格納的作品。而且其錄音生涯也即將開始，他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第一份合約期至1943年。卡拉揚的第一個正式錄音，是指揮柏林國立樂團演繹莫扎特的魔笛序曲（這些早期錄音為DG公司近期結集發行。移師柏林后，卡拉揚和霍格羅夫之間不穩定的夫妻關系最終破裂。不過很快到了1942年，卡拉揚便與另一位女士安妮塔·居特曼（Anita Gütermann）結婚。而新婚10天后，卡拉揚宣告退黨，這可能與其新妻祖父是猶太人有關。碰巧的是，卡拉揚亞琛和柏林兩地的合約過期。這一退黨舉動使卡拉揚又一次失業，成為政府和納粹眼中的Persona non grata（拉丁語：不受歡迎的人物）。希特勒曾因卡拉揚一次《紐倫堡的名歌手》的敗演而極其不滿，加上他認為富特文格勒是指揮界唯一的國際巨星。所以綜合起來，只要納粹一日當政，卡拉揚就毫無就業的希望。比如當卡爾·伯姆（Karl B?hm）離開德雷斯頓歌劇院時，卡拉揚的續任申請竟然是被希特勒本人的命令所駁回。
雖然第二次世界大戰在1945年結束，但盟軍對其前納粹黨員的身份要進行調查，再加上富特文格勒的阻撓，卡拉揚的半退休狀態似還沒有盡頭。他被禁止在德國和奧地利演出。不過有一次例外：1946年1月12日卡拉揚在維也納愛樂之友協會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本來他還被邀請去指揮莫扎特的費加羅的婚禮和理查·施特勞斯的《玫瑰騎士》（Der Rosenkavalier，又譯：薔薇騎士），但演出就在最后一刻在蘇聯方面的堅持下被迫取消。這段時間可謂是卡拉揚最灰暗的日子。在占領區受審期間，他曾被亨利·阿特（Henry Alter）要求在四周內禁止離開維也納。但卡拉揚說道，自己在這未來四周沒東西吃。最后阿特給他送去五公斤土豆以助其度日。后來兩人在芝加哥再次相遇，一起共進午餐，當阿特要埋單時，卡拉揚將帳單接過，說道：“這次是我的。您那時可是給我送去了五公斤土豆啊。”
幸好此時卡拉揚得到了兩個人的幫助，走出了困境，成功復出。一位是華爾特·李格（Walter Legge），當時英國EMI公司的古典音樂唱片制作人。另一位則是卡拉揚的導師和好友，指揮家維克多·德·薩巴塔（Victor De Sabata）。李格是因為偶然聽了卡拉揚戰時錄音：約翰·施特勞斯的《蝙蝠》序曲，暗暗奇之，遂決定讓卡拉揚與EMI簽約并盡力為其錄音活動去取得官方許可。他奔走游說，成功地令有關當局放寬了對卡拉揚的演出限制。而薩巴塔則是意大利元老級指揮之一，他早在1939年就預言似地評價過卡拉揚：
記住我的話吧：這個人將會在往后25年里給音樂世界留下他自己的銘記。
1947年10到12月，卡拉揚與維也納愛樂樂團合作為EMI錄制了貝多芬《第八交響曲》和《第九交響曲》（后者的合唱部分由維也納歌唱協會合唱團 （Wiener Singverein）擔任，該合唱團于當年10月第一次與卡拉揚合作），還有舒伯特的《第九交響曲》和布拉姆斯的《德意志安魂曲》（Das deutsche Requiem）。
非納粹化后的卡拉揚，很快就成為了歐洲音樂生活的中堅力量之一。1948年行程緊密。卡拉揚不但開始了與盧塞恩國際音樂節的合作（兩者的合作關系持續到1988年，1960年除外），還參加了當年的薩爾茨堡音樂節，包括格魯克的奧菲歐與埃雨迪克，莫扎特的費加洛婚禮，還有兩場音樂會，曲目分別是海頓，理查·施特勞斯，貝多芬和勃拉姆斯的作品。而任職方面，他一方面接受了維也納歌唱協會終身藝術指導和維也納交響樂團（Wiener Symphoniker）首席指揮兩職，并將它們訓練成一流的音樂團體。而另一方面在倫敦，他則與由李格組隊的愛樂管弦樂團（the Philharmonia）緊密合作，并在接下的幾年陸續制作了一系列名盤，如和鋼琴家李帕蒂合作錄制舒曼的鋼琴協奏曲，和圓號手丹尼斯·布萊恩（Dennis Brain）錄制了莫扎特的圓號協奏曲，和李格的夫人伊麗莎白·施瓦茲科普夫錄制的一系列歌劇：《蝙蝠》，《法斯塔夫》，《漢塞爾與格蕾太爾》，《阿里阿德涅在納克索斯》和《玫瑰騎士》，還有他自己的第一套貝多芬交響曲全集。1952年，他帶領了這支樂隊做了第一次歐洲大陸之行。
而從1949年起，卡拉揚開始經常與米蘭斯卡拉歌劇院合作，并成為其德國演出季的指導。卡拉揚對歌劇制作細致入微，排練數以月計。所以在那里他雖然每年只將一到兩部歌劇搬上舞臺，但卻是部部精彩。值得一提的是，卡拉揚在此曾與有著“歌劇女神”之稱的瑪麗亞·卡拉斯數度合作，如1954年有名的《拉美摩爾的路契亞》（Lucia di Lammermoor），并且為EMI留下了諸如《游唱詩人》，《蝴蝶夫人》等歌劇的錄音。
1949年，卡拉揚再度在薩爾茨堡音樂節上指揮維也納愛樂樂團和維也納音樂之友協會歌唱協會合唱團演奏威爾第和貝多芬的作品。不單是他故鄉的音樂節，就是拜魯伊特也向卡拉揚招手。1951年這個幾度風霜的華格納音樂節戰后重開。該年的音樂節是一次名副其實的盛事。華格納的兩位孫子維蘭·華格納和沃爾夫岡·華格納首次上任制作。各地有名的華格納歌手齊集一堂。卡納匹茲布什為觀眾展現了他對華格納作品詮釋的獨特魅力—《帕西法爾》。而富特文格勒也到場指揮了一次令后世難忘的貝多芬《第九交響曲》。而卡拉揚作為后輩，則在7月27日的音樂節開幕當晚指揮了《紐倫堡的名歌手》全劇，以及和卡納匹茲布什攜手指揮了《戒指》。次年，卡拉揚再度登臺拜魯依特，指揮了《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這兩次登臺，皆有錄音，而且深得好評。其中《紐倫堡的名歌手》和《特里斯坦與伊索爾德》的演繹甚至被奉為卡拉揚所有詮釋之最佳。但是就在這兩次成功的演出之后，卡拉揚就再也沒有重登拜魯伊特的舞臺。
戰后的柏林愛樂幾經危機，除了樂隊本身需要重建，人員要添補外，首席指揮問題始終需要解決，先是首席指揮里奧·波查德特（Leo Borchardt）被占領區士兵射殺，后來由年輕的謝爾蓋·切利比達奇（Sergiu Celibidache）短暫接掌。1947年富特文格勒歸來，但在種種內外因素的作用下，他要一直待到1952年才下定決心出任樂團首席指揮一職。但此時的富特文格勒已經力不從心。他的耳聾日漸嚴重，他需要西門子公司為指揮臺安裝線路設備，以便聽到樂隊的聲音。而且富特文格勒人緣欠佳，與其他指揮以及樂隊成員的關系都比較緊張。早在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肺炎逝世前，柏林愛樂樂團就要考慮其繼任人問題，而候選人都是當時指揮界的能人：克魯依坦，切利比達奇，約胡姆，舒里希特，還有卡拉揚。
富特文格勒在1948年重返舞臺，同時也意味著卡拉揚一直在維也納，柏林和薩爾茨堡這些音樂重鎮之前不得正門而入，加上卡拉揚身系繁忙的任務，所以他只得零星的機會與柏林愛樂樂團接觸。富特文格勒還曾致信柏林愛樂樂團委員會：
我只對一位同僚有異議，不錯就是卡拉揚。他在柏林與你們合作指揮，我當然無話可說。但是如果要他帶領樂隊巡回演出，我則認為不妥。樂團與一位指揮一同出游，無疑就是進一步合作的開端。而這種問題，不能單憑某一位指揮的票房號召力去考慮，而且要看樂團和指揮的關系如何來決定。與一些媒體的報道相反，我對卡拉揚毫無敵意，而且我怎可能會有呢？可惜的是，敵意來自他那邊。由于他的阻撓，我不能在維也納與維也納愛樂樂團一度，在已經安排好的巴赫音樂節上與合唱團演出音樂之友協會的《馬太受難曲》。而協會則聽從了他的號令，因為這等大型的巴赫音樂節要靠他才能成行。
為EMI物色錄音人員的瓦爾特·李格兩邊都不能得罪，他曾說：
很不幸，從1946年到富特文格勒逝世，我一直在富特文格勒博士和馮·卡拉揚之間當首席和事佬。在那段日子，卡拉揚奉守斯多噶派原則，低聲忍受，可成模范。就是他的密友也未曾聽得他的一句怨言。他對此作過的唯一評論就是‘那位老人家是自作自受。但他倒是教會了我，要想長享尊崇，就得提攜扶持自己的同僚。’他現在正是做著他所說的。
到了1953—1954年，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合作日益頻繁，他們不但錄制了貝多芬的英雄交響曲，還共同出席節日周音樂會（Festwochenkonzert）。這些演出得到了當時樂評家的熱烈贊賞。例如樂評人維爾納·奧爾曼（Werner Oehlmann）寫道：
正是在這些未被傳統硬化的作品中可看出卡拉揚的指揮風格：巨細無遺而又原創十足，都能從這神秘清晰的音畫中被體現出來。愛樂樂團在神奇的帶領下進入了全新的藝術風格之中 。
經過這短期的磨合，卡拉揚的繼任只是時間問題。1954年11月30日富特文格勒逝世，正是柏林愛樂美國之行的前夕。當時卡拉揚正在羅馬一所酒店里。他的秘書給他遞上一封來自維也納發出的匿名電報，上書“Le roi est mort, vive le roi.”（法語：老王駕崩，新主萬歲。）就在第二天，柏林愛樂樂團經理格哈德·馮·韋斯特曼（Gerhart von Westerman）就立刻打電話給卡拉揚，請后者出任樂團首席指揮一職。韋斯特曼打這個電話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紐約負責樂團訪美事務的有關方面致電他道：除非卡拉揚指揮，否則樂隊的旅美之行，免談。
至于卡拉揚方面，這支樂團正是他日思夜想要擁有的。他曾說：
我一定要得到這支樂團，因為他的素質讓我著迷，而且我也知道，和這支樂團一起我將能有什么樣成就。我要一份終身合同，理由只有一個：我要在這支樂團身上花很多時間，以求他能與我最終同心同德。我不能讓一個新來的議員說著說著就結束我倆的合作關系。我必須承認，這支樂團通過幾十年的成長，正是成長為我夢寐以求的樣子。
不過當時他還有斯卡拉的合約在身。為此卡拉揚與他的朋友兼老板吉永高利（Ghiringhelli）進行了一次面談，后者很清楚柏林愛樂的職位對卡拉揚的意義，很爽快地同意了卡拉揚的跳槽。
另一方面，柏林愛樂樂團的成員也投票通過了對卡拉揚的任命，意味著卡拉揚將帶領樂團旅美。不過卡拉揚在這時提出了一個條件，就是任命文書要在出發之前面交到他的手上并且其任命要得到官方確認。韋斯特曼的后繼人沃爾夫岡·斯特斯曼（Wolfgang Stresemann）回憶道：
哪有什么任命文書？柏林愛樂樂團是柏林的一個機構，歸柏林政府管理。因此卡拉揚的任命需要由負責該方面事務的議員提布提烏斯（Tiburtius）連同另外兩位議員一同向政府遞交，并得到后者通過才行，這都是數以周計的。這并非是有人作祟，而是柏林政府的官僚作風效率不高，再快也只能是“很快的柔板”（Molto adagio）。卡拉揚天生就信不得人，總是在我面前，還有一次是在好心的提布提烏斯議員和我面前表示，懷疑政府在使緩兵之計，要看他旅美是否成功再作決定。危機終于出現。卡拉揚到了恩斯特·萊特（Ernst Reuter）那邊并威脅到要拒絕北美之行。最后雙方達成了一項讓卡拉揚點頭的協議，合約簽字要在北美巡回之后，不過在出發前的記者招待會上提布提烏斯會當眾向卡拉揚問道，他是否愿意繼富特文格勒之任。卡拉揚“萬般樂意”地接受了任命，然后與愛樂樂團踏上美國之途。其實卡拉揚的合約是在1956年4月才生效的！合約在24日經提布提烏斯，25日卡拉揚和26日財政議員哈斯簽字。
1955年初，這對新組合踏上了前往新大陸的航班。該次出行贊助人就是西德總理阿登納。不過就在樂團和卡拉揚到達紐約約翰·肯尼迪國際機場的前一周，一陣反對的浪潮差一點就扼殺了這一次巡美演出。美國音樂家聯盟和“地方802”（Local 802）在2月20日《紐約時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文章，名曰《音樂家反對納粹帶領的柏林樂團在此舉行的音樂會》。其實從2月8日到27日樂團正式在華盛頓拉開訪美帷幕這段時間內，紐約時報幾乎天天報道反對卡拉揚戰時納粹身份的抗議聲音。韋斯特曼在“地方802”文章刊出后一天聲明，自己與卡拉揚雖然的確加入過納粹黨，但只是純粹地為了在當時能繼續工作下去。雖然這聲明更多的是煽動了反對派的氣焰。不過這些反對最終還是未能成功，原因很簡單，因為這次巡回是由西德政府出資的。
2月25日樂團抵達美國，一切平靜。卡拉揚對此一切只是做了一簡短的聲明：“我不談政治，我只是作為一位音樂家來到這里。”卡拉揚與柏林愛樂在接下來的6個星期以其聲音打動了美國聽眾和樂評界。他們分別在華盛頓，紐約卡內基音樂廳，辛辛那提和巴爾的摩等城市演出。樂評總體來說是正面的。而抗議的聲音則在紐約演出之時到達高潮，卡內基門外有人抗議，還有人放飛帶有反對標語的鴿子。但即使這樣，演出的進行也沒有受到影響。
這次美國之行，是一次真真正正的試用期。卡拉揚要向三方面交答卷：一是觀眾和樂評人，二是柏林愛樂樂團，三是西德政府。不但是藝術方面，卡拉揚還必須在道德和政治方面要表現成熟（例如在美國時言行是否得體，是否會被反對聲音打壓下去），才能顯示自己可勝任柏林愛樂首席一職。卡拉揚不負眾望，早在3月5日卡拉揚一行還在匹茲堡逗留時，就已傳出樂團大部分成員投票贊成卡拉揚成為他們第四任常任指揮的消息。而等到他和樂團返德之后幾天，其任命被柏林政府確認。卡拉揚再一次被問道，他是否愿意繼承富特文格勒衣缽，帶領柏林愛樂樂團。他回答道：“萬分歡喜地接受。”于是，柏林愛樂的權杖歷經漢斯·馮·彪羅，尼基什和富特文格勒，終于傳到卡拉揚手上。
1956年到1971年，卡拉揚在歐洲炙手可熱。他先是出任了薩爾茨堡音樂節藝術指導，歷時4年。在1957年，除了率領柏林愛樂樂團首次訪問日本之外，他還接受聘任成為維也納國家歌劇院藝術指導，以一改這座歷史悠久的歌劇院頹落之勢。在他身上的職稱還有：1967年成為柏林愛樂樂團終身指揮，維也納歌唱協會終身指導，米蘭斯卡拉歌劇院首席指揮之一，1969到1971年繼去世的查爾斯·孟許（Charles Munch）擔任巴黎管弦樂團音樂顧問。
卡拉揚在1958年第三次成婚，對象是一位法國女士—愛利特·毛瑞特。愛利特曾經當過時裝模特，后來成為一位畫家。她有著極強的社交能力，雖然她聲稱自己不懂音樂，但是她無疑在丈夫身邊扮演著極重要的統籌角色。她與卡拉揚出色的私人秘書安德雷·馮·馬通尼（André von Mattoni）一道負責了卡拉揚許多音樂以外的事務，讓卡拉揚可以更專心地投入到自己的指揮事。夫妻兩人分別育有兩女：1960年6月25日出生的伊莎貝拉和1964年1月2日出生的阿拉貝爾。維也納愛樂樂團和柏林愛樂樂團則分別是她們的監護人。而她們的保姆，正是卡拉揚的首任太太艾米·霍格羅夫。
1959年，卡拉揚除了和維也納愛樂在1959年秋季巡回印度，菲律賓，香港和美國等地演出外，還再次為DG公司錄音，和柏林愛樂樂團制作出自己第一張立體聲唱片，理查德·施特勞斯的《英雄生涯》，這同時也標志著柏林愛樂，卡拉揚和德國唱片公司鐵三角長時間的合作的開始。當時的卡拉揚雖然與EMI有錄音合約在身，但是柏林愛樂卻與德國唱片公司簽下過合同。因此合約需要進行修改，使得這對組合能同時為兩家品牌錄音。在EMI旗下卡拉揚的錄音活動后來一直持續到1984年，并錄制了不少歌劇，另外還有一些不曾為DG錄制過的作品，例如舒伯特的交響曲全集。
有了柏林愛樂和大唱片公司作后盾，卡拉揚就開始有計劃大規模地錄制古典音樂世界里的管弦樂作品。不過，1959到1961這三年間，他只是很謹慎地錄制了一些管弦樂炫技曲（Showpieces），例如布拉姆斯的《匈牙利舞曲》和安東尼·德沃夏克《斯拉夫舞曲》中的幾首，還有德里布和肖邦的一些舞曲，不過這些錄音一朝制成，即成經典。到了1961年末，卡拉揚終于開始有大行動，為DG公司錄制樂圣貝多芬的全套交響曲，并在1962年完成，即俗稱的“紅卡”。時至今天，縱然市場上有著難以勝數的貝多芬交響曲全套，但是這套錄音依然光彩奪目，飽受贊賞。其實，卡拉揚早在接手柏林愛樂樂團時，就已經開始準備這套錄音制作。在第一次美國之行前夕，他就排演了《第五》。《第七號》他在1955到1959年上演過三次。到了開錄前，除了《第二》和《第八》，他已將其他交響曲在音樂會上過了最少一遍。
以同樣的精心準備，卡拉揚和樂團在1963，1964年還錄制了勃拉姆斯的交響曲全集，巴赫的《勃蘭登堡協奏曲》。而柏林愛樂樂團終于在1963年10月15日迎來了自己的家—柏林愛樂大廳。這座大廳是應卡拉揚的技術標準而建成的。一如瓦格納為拜魯伊特節慶劇院在開幕之際所做的一樣，卡拉揚指揮樂團演奏了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曲》，以示喜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