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母親和她這場持久、隱秘的關系里，一直是母親在堅持，也一直是母親在退讓。她始終是淡淡的，不反抗，也不妥協。”當葉知秋坐在越野車的副駕駛上，追逐落日、舉起相機、鏡頭聚焦到不遠處的大象，為下一部紀錄片選材時，她這樣想到。
她想起上次回國的間隙里，教會母親使用微信。等她再回到這片廣袤無垠的陸地時，母親像個好奇的小孩，給她所有的朋友圈點了贊，但不評論。每天給她發來一些東西，有時是日常做的菜，有時是催促她找一個彼此照顧的人。因為6個小時的時差，母親晚上發的時候，她能夠及時回復，早上發的時候，往往要睡醒之后才能看到------那桌菜還是一樣的不好看，那些話也已經是重復了一年又一年，但就是莫名讓她覺得心安。
母親是經歷過文革時期上山下鄉的知青，關于生活的遠大理想被硬生生折斷，沒有談過一場正兒八經的戀愛，有了葉知秋后，一生為家庭束縛。所以在母親傳統的觀念里，女孩子最好的歸宿，是考個公務員，或者當個老師、醫生，嫁給一個疼愛自己的丈夫，生兒育女，安穩過一生。
可葉知秋生來就不是個安分的人，這一點，從孩童時代就已經彰顯的足夠明了，身體里蟄伏著的猛獸時不時跳出來咬她一口，對自己應該過那種生活的看法，從來沒有認同過。有時候她想，可能是天生如此，也可能是不甘于就此屈服。所以，在她這二十七年的軌跡里，除了還算平安喜樂，其他地方哪里都沒有如母親的愿，無論是大學報選的專業，還是后來的職業、愛好、感情。都好像往兩個相反的方向，越走越遠。
她記得，當她第一次把自己入選《國家地理》的照片捧到母親面前時，母親只瞥了一眼，沒有任何言語，轉身走開了。在那個時候，她就明白，和母親之間這個結，怕是難以解開了。后來自己的照片也好，文章也罷，甚至是參與拍攝的紀錄片，再獲得什么樣的殊榮，沒有再發給過母親。關于母親是否會偷偷去看，不得而知。
有時候察覺到母親比之前又老了一截，也會想，彼此退一步會不會好一些。但是當她想起登上《時代》的珍妮·古道爾，想起其他同樣為保護野生動物奔走的同伴，想起昨天晚上看到的節目里，主講人目光深邃清明，嘴角含笑的說出這段話時，又覺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她發給母親一段自己極其認同的話：“人的生命，能達到三種類型的層次，第一個層次，是他能解決他的溫飽問題。第二個層次是你做的事情，你覺得有意思，你覺得有趣。第三個層次，是你做的事情你覺得有意義。這就是為什么，我經常會跟別人說，我覺得我從來沒有在做任何的一個犧牲或者是付出，因為如果按照我自己的標準，我覺得我的人生挺好的。”
不知道母親是不是能夠理解，但這是目前她能給出的最大解釋------對母親、對自己的解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