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理論？

近代文學界里有許多關于文學和文化研究理論的探討-值得注意的是，這僅僅是純理論的探討，而非文學理論的探討。對于不是文學圈子的人來說，這種說法是很別扭的。關于什么的理論？你可能會這樣問，但是要給出答案卻是出奇的難。因為這既不是關于某種東西的理論，也不是關于普遍意義事物的理論。理論，有時與其說是關于某種東西的理論，倒不如說某種行為-你選擇做什么/你不做什么。你的工作可能與理論有關，你可能是教授理論的，研究理論的，你可以討厭理論，亦或者害怕理論，但是這一切對于你理解理論是什么，并沒什么幫助。

理論，有人說已經大大改變了文學研究的本質，但說這話的人并不是指文學理論，不是指系統分析文學本質的理論，也不是指分析文學本質工具的理論。如果有人抱怨說現今的文學研究要涉及太多的理論的時候，他并不是指對于文學本質的分析或關于文學語言的顯著特征的爭論太多了。相反地，他說的另一回事。

他可能抱怨地恰恰是文學研究里有太多的非文學研究，太多的關于普遍命題的爭論，而這些命題跟文學并無太多關系。太多的關于心理分析，政治分析，和哲學分析的文本了。以至于理論簡直變成了一連串陌生的名字了，大多數還是外國的。理論成了雅克·德里達，成了米歇爾·福柯，成了露絲·伊里格蕾，成了雅克·拉康，成了朱迪斯·巴特勒，成了路易·阿爾杜塞，成了佳亞特里·斯皮瓦克。

那么，究竟理論是什么？理論這個詞本身是造就這個難題的部分原因。理論暗含了兩種可能性。第一種可能，例如，當我們說“相對論”這個概念時，我們說的是一系列的假設。而第二種可能，就是關于理論這個詞的普遍用法了。

“勞拉為什么要和邁克爾分手？”

“我的理論是…….”

“理論”這個詞在這里是什么意思？首先，這個詞暗含猜測的意思。但是，理論又不等同于猜測。

“我猜是因為…….”

“猜”則表達了這樣一個意思：之所以分手肯定是有一個原因的，只是我剛好不知道而已。（這個原因是可以得到論證的）

“我猜是因為勞拉肯定是受夠了邁克爾的挑剔，等他們的朋友瑪麗來了之后我們就知道是不是了。”

“理論”，相反地，是一種不因瑪麗說什么而受到影響的猜測，它的正確或錯誤是很難得到實證的。

“我的理論是….”

這句開場白暗示了接下來的說法并非是一種顯而易見的解釋。我們不會料到說話人會繼續說：

“我的理論是因為邁克爾和薩曼達有一腿。”

如果這樣說，那這就不成為理論了。因為我們完全不需要任何理論的直覺力就能判斷邁克爾和薩曼達有一腿這件事是否會影響勞拉對邁克爾的態度。然而，有趣的是，如果說話人的確說

“我的理論是邁克爾和薩曼達有一腿”

那邁克爾和薩曼達有一腿這件事就成了一種猜測，不確定的猜測，這又使它成為一種可能的理論了。盡管如此，一般來說，可以稱之為理論的東西，它的解釋肯定不是那么顯而易見的，它肯定是有一定復雜性的。

“我的理論是勞拉一直對她的父親有種隱秘的情懷，而邁克爾并不能成為她心里所期待的那個人，不能復刻她父親的模板。”

理論肯定不僅僅是一種假設，它不能是顯而易見的。它涉及到幾個因素相互之間系統的復雜聯系。它不能被簡單地證明正確或錯誤。如果我們記住了這些要素，那么，要理解什么是理論就會變得相對簡單了些。

·理論作為一個類型

文學里的理論并非是對文學本質的解釋，也不是文學學習的工具。（盡管這些內容是理論的一部分，本書也會對其進行介紹，主要在第2,5,6章）。理論是關于思想和作品的匯聚，它的范圍是很難界定的。哲學家Richard Rorty提及過一種在19世紀興起的新的，混合的類型：

“從Goethe, Macaulay, Carlyre和Emerson的時代開始，出現一種新型的寫作，這種寫作不是從相關優秀文學產物那里發展出來的，也不是從思想史，倫理哲學，社會預言中發展出來的，而是這所有東西的混合中發展出來的，這種混合就成了一種新的類型。”要給這種新的混合的類型起個小名，最為方便的叫法，就是把它叫做“理論”了。理論這個詞已經成了那些挑戰或調整既有思想的作品的特指了，盡管這些思想和這些作品之間可能八竿子也打不著彼此。所以，對于理論最為簡單的概括就是--對屬于自己領域之外的思想也產生影響的著作。

這個簡單的概括并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定義，但是，似乎它的確抓住了1960年以來所發生的事情的要旨。文學領域以外作品的思想方法廣為文學研究人員用之于文學研究之中，因為這些作品提供了分析語言，心理，歷史或文化的方法，提供了新的令人信服的關于文本或文化的解讀。理論，從這個層面上來說，就不是一系列文學研究的工具，而是任何可能的著作的組合。它既可以是最為學術的哲學難題，也可以是人們對于肉體日漸變化的看法。“理論”這個類型包含了人類學，藝術，歷史，電影研究，性研究，語言學，哲學，政治學，心理學，科學，社會和思想史的著作。這些著作都分屬于不同的領域，但它們之所以成為理論，是因為它們的視界或論點啟發了不屬于這些領域的人。理論可以被應用于意義的，本質或文化的，心理活動的，公眾關系到個人經歷的，或更大意義上的，歷史推動力到個人經歷的解釋中去。

·理論的影響

如果理論藉由它的實際效果來界定的話，(既然人們對于自己所研究的事物的看法和研究方法會隨視界的改變而改變),那么理論的實際影響是什么呢？

最主要的影響就是理論對于常識的挑戰了-意義上的，寫作上的，文學上的，經驗常識上的。例如，理論質疑：

·文本或話語所表述的就是說話人心中所想的這個概念

·寫作是一種表達，它的真實性存在于別處，存在于它所表達的經驗或一系列事物中這個觀念

·或者真實就是給定時間點的“存在”這個想法

理論通常是對常識的猛烈抨擊，或者更進一步的，是為了展示給我們看，我們所認為理所應當的常識事實上只是一種歷史建構，是一種特殊的理論，一種已經變得如此自然的特殊理論，以至于我們都不把它當理論了，（而當成常識了）。理論作為一種對于常識的批評者以及新的概念的開拓者，它涉及了一些對于文學研究里最基本的假設或猜想的質疑。任何已被廣為接納的常識，都可能又變得懸而未決：什么是意義？什么是作者？閱讀該讀什么？第一人稱，我，是什么？寫作人是什么？讀者是什么？行為人又是什么？文本又是如何與它們所產生的環境產生聯系的？

舉個理論的例子？

與其泛泛而談理論的本質，不如讓我們直接來看兩個最為知名的理論家的艱澀著作，看看我們能從其中得出些什么。我引用了兩個相關但又相互矛盾的例子，它們都是對我們常識的“性”，“寫作”“經驗”的批判。

·福柯關于“性”的看法（Foucault）

在福柯的“性的歷史中”，這位法國思想家分析了他所稱之為“被壓制的假設”的觀點-常識認為性是以往時代尤其19世紀所壓制的，而現代人卻竭盡所能去解放的東西。然而福柯認為，性遠非是一種被壓制的自然事物，而是一個概念，是一個由19世紀的社會行為，社會研究，話語和著作，或簡而言之，相關話語和相關行為所共同產生的復雜概念。所有人的話語，醫生的，神職人員的，小說家的，心理學家的，道德家的，社會工人的，政治家的，當我們將所有這些話語與“被壓制的性行為”這個概念聯系起來時，事實上，它恰恰催生了我們所稱之為“性”這個概念。福柯又寫到，“性的概念”使得我們可以將解剖意義上的部分，生物上的功能，行為，感覺與享受歸結于同一個集合中去（性），一個人為的集合。它使得我們可以把這個虛假的集合用作一種因果邏輯準則，一種無往而不勝的意義，一種普遍存在的有待發現秘密。誠然，福柯并不否定生理上的交媾行為的存在，也不否定人類擁有生物上的性別及性器官。他只是在試圖說明，自19世紀始，人們就有了新的歸類方法，可以將所有本應是十分不同的東西-（某些我們稱之為交媾行為，生物差異，局部器官，心理反應，以及更為重要的，社會意義）歸結于同一個類別上去，那就是性。人們談論處理這些行為的方式，談論處理感覺及生理功能的方式，創造了一些不同的東西-也就是說，創造了一個人為劃分的集合，我們稱之為“性”。而性這個概念又被視之為對個人身份屬性最根本的東西。然后，藉由一個十分關鍵的轉換，這個我們稱之為性的東西又被視為之前用作產生性這個概念的種種事物的起因了。這個過程給予了性行為一種新的重要性，一個新的角色。它使得性行為成為個人本質的秘密。說起“性欲”的重要性及我們“性本質”時，福柯注意到我們已經到達這樣一種境地：

我們期待從幾個世紀以來一直被我們認為是瘋癲的東西里面去了解自己，期待從一種未名的欲望沖動中去知悉我們的個人身份屬性。因此，我們才賦予了它如此的重要性，我們才如此敬畏它，才如此小心翼翼地去了解它。正因為此，幾個世紀后，它已經成為了比我們的靈魂更為重要的東西了。

性變成了個人存在的秘密，變成了個人身份的關鍵所在的一個例子就是19世紀，“同性戀”這一類別的產生，它幾乎成為了一個“種類”。早期，人們指責同性之間的交媾行為，稱之為“雞奸”。但如今，問題的關鍵已經不是這個行為了，而是關于身份的。不是一個人是否有了違反禁令的雞奸行為，而是他是否真的是同性戀。雞奸是一種行為，福柯寫到，然而同性戀如今已經成為了一個種類。以前，它僅僅只是是否有人有了同性交媾行為的問題。而如今，它更多的是一個人的本質的問題，“他是一個同性戀者嗎？”

福柯認為性是由與各種各樣社會行為和社會機構所關聯的話語所建構起來的：就是醫生，神職人員，公職人員，社會工作人員甚至小說家表述的他們所認為是性行為的話語。但是他們這些話語將性當成是先于話語本身的。現代人大部分也接受了這些表述并且指責這些話語正試圖控制壓制由話語自己所建構起來的性。福柯的分析把性當成了一種結果，而非一種原因。認為它是那些試圖去分析，描述，規范人類行為的話語的產物。

福柯的分析就是一個歷史學科里的論點發展成了廣泛意義上的理論的例子，因為它啟發了其它領域的人，廣泛的被其它領域所采用。盡管它是關于特定歷史階段的分析，但它之所以發展成了普遍意義上的理論，并非是因為它有一系列關于性的公理，而是由于它有更為廣泛的啟示。它啟發人們去懷疑那些被認為是自然的，先天的東西。或許，相反的，這些東西可能僅僅是專家的創造，僅僅只是與有識階層的話語相聯系的行為的產物。在福柯的分析中，正是人們在試圖了解自身的時候，創造了性，這個人類本質的秘密。

·Theory’s moves

那些成為理論的思想都具有一個顯著的特點，也就是它提供其它領域也可以采用的思路。福柯的思路就是這樣的一個例子。在福柯的分析中，原本相對立的兩種事物（性行為與可能是壓制性行為的社會力量）就變成了復雜的關聯事物。社會力量催生了性的概念，而同時又控制著性。福柯理論提供的另一種思路，就是探尋揭示性和社會力量之間的聯系有什么作用？如果兩樣相互聯系的事物被放到對立面上，會有什么影響呢？福柯認為這會掩蓋權力的滲透性。例如，你認為提倡性就是主宰權力，然而其實只是在權力所設定的條件里瞎忙活。換種說法吧，性，似乎是位于權力之外的東西，是一種社會力量企圖控制，卻又沒辦法控制的東西。權力似乎是有限制的，并不是那么有力。（甚至連性也馴服不了。）然而，權力是滲透的，它是無處不在的。

權力，對于福柯來說，并不是某人所行使的某種東西，而是‘權力/知識’，權力以知識的形式存在，或知識以權力的形式存在。我們如何理解這個世界，其實是在一個設想架構下的理解，這種理解有著巨大的影響力。例如，權力/知識產生了這樣一種境況。在這個境況中，一個女人之所以完滿為人是要建立在與另一個男人的性結合上的。認為性是權力所無法控制的這個想法，恰恰掩蓋了權力/知識的手段。

關于福柯的理論，有幾點是需要注意的。首先，福柯的理論是具有分析性的，是對于一個理念的分析，盡管如此，它仍然帶有投機的意味，因為沒有任何證據可以直接證明這個關于性的理論是完全正確或錯誤的。（盡管有許多例子都表明他的理論是行得通的。）福柯把這種分析方法稱之為，“溯源學”-一種通過揭示一些基本事物的概念，如“性”，是如何通過相關行為所產生的學問。盡管這種方法不會告訴我們性究竟是什么，但它展示給我們看這個概念是怎么來的。另外一點需要注意的是，福柯在這里完全沒有提到任何文學有關的東西，但是他的理論符合了許多文學研究人員的需求。因為文學就是關于性的。文學就是建構性概念的地方。文學加深了個人最深處的身份屬性是與我們對另一個人所持有的欲望所聯系的這個概念。福柯的分析對于研究小說的人很重要，同時它對研究男同性戀，女同性戀或者性別研究的人也同樣重要。福柯是一個十分有影響力的人，他創造了一些新的歷史對象，例如，“性”“懲罰”“瘋狂”，這些對象之前我們都認為是沒有歷史的。福柯的著作將這些對象都視之為歷史建構，進而使得我們開始探究某時期的相關行為，包括文學，是如何催生那些被我們視為理所應當的概念的。

·德里達關于‘寫作’（第二個例子）（Derrida）

第二個關于理論的例子來自德里達，他的理論與福柯的關于性歷史修正的理論一樣具有影響力，只是他的理論闡明了一些理論內部的差異。讓我們來看看當代法國哲學家雅克·德里達就讓·雅克·盧梭(Jean-Jacques Rousseau)的《懺悔錄》的寫作和經驗所作的分析討論。盧梭是法國18世紀的哲學家，他促進了現代意義上‘自我’這個概念的行成。

在進入主題前，先來一點背景知識的簡要介紹。傳統上，西方哲學將‘表象’和‘現實’這兩種事物區分了開來，將‘本質’和‘表現’區分了開來，同時也將思想和表達思想的符號（字）區分了開來。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符號或表現只是通往現實，真理，或理念思想的一種方式，所以它們必須盡可能的清晰，方式不能影響或異化本質的表現。按照這種邏輯，演講似乎就成了最好的展現思想的方式。而寫作，因為可以在私下里慢慢斟酌字句，則被認為是演講的衍生物，是不自然的，是展現思想方式的方式，方式的方式，所以是具有誘導性的。

當盧梭寫到“語言是用來說的，而寫作只是演說的一種補充”的時候，他也沿襲了這一傳統，而且這一傳統也已經成為了一種常識。對于此，德里達則問到“補充是什么意思？”根據韋伯斯特字典的解釋，補充（supplement）的定義是使某物完滿或為某物添加內容。那么，寫作是添加了使演說完整了的某物，還是只是添加了于演說可有可無的內容？盧梭不停地強調寫作于演說是不必要的，甚至于演說是有害的。因為寫作的內容是有可能被誤讀的，而作者又不在旁邊時時解釋或糾正。盡管盧梭認為寫作是非必要的，在他的作品里所體現的卻是寫作添加了演說所缺少的某些東西，從而使其完整了。他的寫作總是不時地糾正著演說的一些不足，例如，誤解的可能性。舉個例子，盧梭的《懺悔錄》，正是此書催生了“自我”是內在且不為人知的，這樣一個概念。在書中，他寫到，‘我選擇隱藏自我和寫《懺悔錄》都是因為在社會中展示自己，我將處于一個不利的地位且所展示的自己與真實的自己是完全不同的’。他說，‘如果我跟別人面對面的話，那么他們將永遠不知道我真正的價值是什么’。對于盧梭來說，他真正的內我，是和與別人交談中的我是不同的。所以他需要寫作來糾正他在交談中的一些表達不準。寫作反而成為了十分必要的了，因為談話/演說有它自身的缺點，而這些缺點之前被認為是屬于寫作的。此前，寫作被認為是包含模糊化的字眼，因此不能直接準確地表達作者所想，因此也是具有爭議性的。

寫作是一種補充，然而談話/演說自身就已經是一種補充了。盧梭曾寫到，孩童迅速地就掌握了使用言語（談話/演說）來掩蓋補充他們自身能力的不足。盡管他們少不經事，但是他們很快就會發現只要動動舌頭就能讓別人幫他們做事情了。在這樣一種思路里，德里達認為這個特殊的例子其實就是一種普遍邏輯機構的最好展示，而他也在盧梭的作品里發現了這種邏輯結構。在這種邏輯中，原本被補充的事物（言語/談話/演說）需要補充物（寫作）是因為它跟補充物一樣具有某些特點，而這些特點原本被認為是只屬于補充物（寫作）的。我試試再說得簡單點。

盧梭需要寫作，是因為談話/演說很容易被誤解。抽象的來說就是，他需要符號（字）因為事物本身說明不了問題。在他的《懺悔錄》有過一段關于他年輕時對瓦倫女士愛戀的描述。他跟她同住一屋檐之下，并且稱其為“媽媽”。

“如果要詳盡地描寫媽媽離開我后，我所做下的蠢事，那我估計永遠也寫不完了。我時常親吻我那床鋪，回憶里她曾安臥于其上。我會親吻那窗簾，那房間里所有的家具，那些曾屬于她的東西，那些她美麗的雙手曾經觸碰的東西。甚至那地板，我會俯臥在那上面，想著她曾從這走過。”

描寫這些不同的物品所起到的作用就是用作瓦倫不在場時的一種補充物或者說取代了瓦倫女士的存在。然而，當瓦倫女士真的存在時，這種結構，這些補充物同樣是不可缺少的。盧梭繼續寫到：

“有時，甚至在她面前我也會做出一些只有最狂野的愛才能激發的事情。有一天，在飯桌前，就在她將一塊食物放到嘴里的時候，我突然大叫著食物里面有頭發。她把吃剩的放到盤里，而我則迫不及待地把它拿了過來，吞了下去。”

當盧梭不得不使用一連串的替代物或著說符號來喚醒關于她的回憶時，她的不在場與她的在場形成了對比。然而，當她在場時，她本身并不足以實現這個事物的圓滿，還是需要符號或者說補充物。同樣的結構，因此同樣需要用吞掉她吃剩的食物這一荒誕不經的行為來作為補充物。這種替代還會一直繼續下去，就算盧梭擁有了她，她也終將離去，也終將僅僅存在于回憶之中。而“媽媽”這個身份也是作為盧梭從未真正有過的母親的替代而存在的。

‘通過這一系列的補充’，德里達寫到，‘一條法則漸漸浮現出水面’：在一系列無止境相互聯系的事物中，不可避免地要堆砌補充物，而正是通過這些堆砌的補充物，我們才明確了事物本身的存在：事物本身的印象，它的存在，或者說關于它最初的感知。直接的感知其實也是衍生出來的，關于所有事物的認知都是從中介開始的。盧梭的文本越想要告訴我們事物本身存在的重要性，就越證明了中介物的必要性。這些符號或者說補充物，事實上，造就了事物本身的存在。我們從這個文本中就可以得知，所謂原始物/原創物，皆是由復制物造成的。而原始/原創總是遲來的，未曾為我們所真正掌握。至此，我們就得出這樣的結論。常識關于現實就是即時存在以及原始物是曾經即時存在過的觀念其實是站不住腳的。經驗總是通過符號來展示，原始物則是通過符號，替代物展示出來的。

對于德里達來說，盧梭的文本或其他人的文本里所宣揚的思想并不是，符號和文本是用來展示生活的。相反的，德里達認為，我們應該把生活當成是被符號所充斥的事物。生活之所以成為這樣的生活，是因為有著一系列的意義符號。盡管書本里可能會聲稱，真實是先于意義而存在的。然而事實上，它們所展示的反而是，用德里達的一句有名的話來說就是，“文本之外沒有東西。”（Il n’y a pas de hors-texte; there is no outside of text）。當你覺得你自己將脫離文本和符號到達‘現實’時，你會發現更多的文本，更多的符號，更多連串的補充物。德里達寫到：

我想通過這一連串的‘危險的補充物’來展示我們所謂的‘有血有肉’的生物其實只是寫作而已，僅此而已。從來都只有補充物和替代符號，而它們又只能存在于一連串不同的相互聯系中。大自然，這個文本中的絕對存在，我們在文本中稱之為“真實的母親”…諸如此類，的大自然，其實時常脫離了文本或者說從未存在過。‘大自然’從來都是消失于我們在文本中所堆砌起來的意義和語言中的。

然而這并不是說‘媽媽’的在場或不在場，或者說‘真實的’和‘虛假的’之間是沒有區別的。只是在場或不在場，似乎都成為了一種特殊的“不在場”，都需要思索和補充物。

·這些例子的作用

福柯和德里達常常一同被歸為后結構主義，但是這兩個例子卻呈現出驚人的差異性。德里達提供了一種閱讀和解釋文本，辨別文本里的邏輯的方法。福柯的方法則是不基于文本之上的分析方法，事實上，他很少引用文本。他提供的是一種從普遍意義上思考文本的方法。德里達的分析方法展示了文本自身（例如盧梭的懺悔錄），是如何的富有理論性的。它們提供了詳盡的理論猜測，關于寫作的，關于欲望，還有關于替代物和補充物的。這些理論猜測引導著我們思索種種未曾探明的主題。福柯，相反地，則從另一個角度展現給我們看，并非文本本身具有多少洞察力或者說，有多少智慧。而是醫生，科學家，小說家，及其他人的話語已經如何創造了他們自己聲稱要去研究的東西。德里達告訴我們文學作品是如何的具有理論性，而福柯則告訴我們文本和知識是多么的有創造性。

德里達和福柯所聲稱的東西是有差異的，因此所引出的問題也如此。德里達試圖告訴我們盧梭的文本所說所表達的是什么，所以由此引出的問題是盧梭文本所說的是真實可靠的嗎？福柯試圖分析一個特定的歷史時刻，所以由此引出的問題則是福柯的這種概括是否同樣適用于其他時期和地點呢？我們提出了更多類似的問題，基于此我們將其推向理論高度，并踐行之。

兩個例子都展示了這樣一個觀點：理論是具有猜測性的實踐。對于欲望的解釋，語言的分析，等等。這種猜測性的實踐挑戰了既定的觀念（‘性’是一個自然的事物，符號先于本真等等）。基于此，這種實踐會引導你重新思考種種反應在文學中的事物。當代理論主要是對于被認為是自然而然的事物的批評，是為揭露那些聲稱是自然的事物的批評，這些事物事實上是歷史的，文化的產物。這些例子展現的就是現今理論的主要推力。我們可以再通過一個例子來闡釋我們觀點。當Aretha Franklin唱到“你讓我覺得自己像一個真正的女人（you make me feel like a natural woman）”她似乎很樂于承認她通過一個男人而確認了自己自然的性身份，而非通過文化。但是這句話“你讓我覺得自己像一個真正的女人”又暗示了，所謂的真正的或者天生的身份似乎是一個文化上的身份，是在文化里所創造出來的效果：她不是一個真正的女人（自然的女人，natural woman）而是要被使得感覺像一個真正的女人。真正的女人是一個文化產物。

其它理論也有類似于此的推論，它們要么主張那些自然的社會和制度安排和社會慣有思想都只是經濟關系和權力斗爭的產物，要么主張意識是由潛意識力量所決定的，要么聲稱自我或者說主體是經由語言和文化系統產生的，要么聲稱所謂存在，起源，或者說原物，都是經復制品創造的，是重復的作用。

好了，那理論是什么？有四點是比較突出的。

1．理論是跨學科的-它影響著領域外的事物

2．理論是分析性的和猜測性的-它嘗試分析我們所說的性，語言，寫作，意義或者主體里面所蘊含的東西

3．理論是對常識的批評-它批評我們認為是自然而然的東西

4．理論是反思性的-它是對思考的思考，它探尋那些我們用以表達思想的事物，文學文本里的或其它文本里的。

正因為此，理論是嚇人的。理論一個讓人沮喪的特點就是現今的理論是無止境的。它是一種你永遠也無法徹底掌握的東西，不是學幾本書就能理解的東西。它是廣泛的著作，而這些著作又一直被更新更年輕的思想挑戰著，批評著。它們要么促進新思想，要么復興曾一度被遺忘的舊思想。所以，理論就是一種源源不斷更新的資源，嚇人的資源：“什么？你都沒讀過拉康（Lacan）？談到論抒情詩時你怎敢不提到這個呢？或者，談論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說怎能不提到福柯關于性的觀點還有Gayatri Spivak關于殖民主義在建構都市題材中的角色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