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歡拿詩點綴生活照的人注意了，有些東西受文人墨客喜歡不是因為它好，而是因為它便宜。
用個木勺把酒舀出來，傾在你面前的酒碗里，你定睛一看，不由大叫：“這是什么？”
只見酒碗里的液體，呈淺綠色，不但渾濁不清，而且上面還浮著一層細白的像螞蟻似的漂浮物。聞聞味道，略有酒味，但很可能也略有酸敗味。客人你別這么皺眉捂鼻子的一臉嫌棄相，好嗎？這種綠蟻酒，在唐朝以后的歷朝歷代都很有名，因為有詩壇大手筆給它打廣告啊。
綠蟻新醅酒，紅泥小火爐。
晚來天欲雪，能飲一杯無？
如果你覺得綠蟻酒的名字太生僻，那么這種酒另有一個大眾化的名字，叫“濁酒”。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
因此，懂一些常識，才能更好地“詩與遠方”。
酒
果酒
酒精是大自然的賜予，含糖分的水果只要經(jīng)過酵母菌的分解作用就能生成酒精。唐·蘇敬的《新修本草》說，作酒用曲，“而蒲桃、密等酒獨不用曲。”不用曲的自然發(fā)酵之果酒在原始社會中已經(jīng)出現(xiàn)。
糧食酒
晉·江統(tǒng)《酒誥》：“有飯不盡，委之空桑。郁積成味，久蓄氣芳。本出于此，不由奇方。”幾句話道出了曲的由來，有了曲，糧食酒遂正式問世。糧食酒不僅打破了自然發(fā)酵的果酒之季節(jié)性的限制，而且味道比原始的果酒更加醇厚。
至于葡萄酒，漢通西域后才傳入我國。在唐代，葡萄酒已廣為人知。這時涼州是葡萄酒的主要產(chǎn)區(qū)。王翰《涼州詞》中開篇就說“葡萄美酒夜光杯”。
蒸餾酒
由于酒醪中酒精濃度達到20%以后，酵母菌就不再發(fā)酵，因此釀造酒的酒精含量一般在18%左右。但經(jīng)過蒸餾提純，酒精含量可達60%以上。蒸餾酒到元代才從西方傳來，《本草綱目》說：“燒酒非古法也，自元時始創(chuàng)其法。”
我國的這種酒是用糧食酒醪蒸餾的，萃取了釀造糧食中那些可人的成分，在世界上獨樹一幟。與用葡萄酒醪蒸餾的白蘭地、用甘蔗酒醪蒸餾的朗姆酒的風味各殊。若干老窖中之芳香的窖泥，富含復雜的微生物群落，不是他處易得的。2005年，一塊宜賓明代老窖的窖泥還成為中國國家博物館的藏品。
茶
堪與酒相提并論的飲品是茶，我國的飲茶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西漢至六朝的粥茶法、唐至元代前期的末茶法和元代后期以來的散茶法。
西漢至六朝的粥茶法，煮茶和煮菜湯差不多，“用蔥、姜、橘皮、薄荷等煮之百沸。”之后出現(xiàn)了較精致的末茶法，是指以茶餅碾成的末茶，而《茶經(jīng)》中說：“碧粉縹塵非末也。”可見這時還不習慣用很細的茶末。
至晚唐時，興起了一種在茶瓶中煮水，置茶末于茶盞，再持瓶向盞中注沸水沖茶的“點茶法”。隨著點茶的普及，茶末愈來愈細，被宋人譽為“瑟瑟塵”（林逋）、“飛雪輕”（蘇軾），和《茶經(jīng)》中所稱的細米狀已大不相同。從而茶餅的制作也日益精工。仁宗時，蔡襄制成的“小龍團”，一斤值黃金二兩。時稱：“黃金可有，而茶不可得。”徽宗時鄭可聞更以“銀絲水芽”制成“龍團勝雪”，每餅值四萬錢，珍貴無比。
到了元代后期，飲散茶之風興起。這時將茶芽或茶葉采下，曬干或焙干后，直接在壺或碗中沏著喝，一般不加香料，也不壓餅、碾末。及至今天，無論大家喝的是綠茶、紅茶、花茶或烏龍茶，已經(jīng)統(tǒng)統(tǒng)屬于散茶，遵循的也都是喝散茶的套路了。
糖
《禮記》提到甜食時，舉出的只是“棗、栗、飴、密”。飴一般指現(xiàn)代說的麥芽糖。貞觀二十一年，唐太宗遣使到印度學習制糖法。學成后，色味逾西域遠甚，從此中國開始制造紅糖。白糖要到明代才有，《天工開物》說，利用“瓦溜與黏土水”的吸附性使糖漿脫色。
煙草
最早將煙草傳入我國的是17世紀初年的福建水手，他們從菲律賓帶回煙草的種子。嘉慶時，福建中部種煙的情況是：“以百里所產(chǎn)，常供數(shù)省之用。”這時我國出產(chǎn)的煙草已有不少品種，但它們還都是用日光曬制的曬煙。1890年紙煙傳入后，適宜制造紙煙的烤煙也開始在我國栽種。
煙草中含有六十九種致癌物和二百多種有害物。吸煙不利于健康，已成為人們的共識。曾定居紐約的美術(shù)家陳丹青說，“我總被問到為什么回國，說句老實話，很簡單：回國能抽煙。”中國控煙主任楊功煥說：“實際上就是有利益集團，會使它很難做。”所以，控歸控，抽歸抽；這兩條平行線不知何時才能交叉起來，由前者把后者管住。
蔬菜
古人早就知道了蔬菜的重要性，饑饉中的“饉”就是指蔬菜歉收而言。但上古時代生活水平低，蔬菜的種類很少。《詩經(jīng)》里提到了一百三十二種植物，其中只有二十余種用作蔬菜。而且不過是些浮萍、水草及白蒿之類，蔬菜之貧乏可以想見。
戰(zhàn)國、秦、漢時，情況稍有改觀，《素問》中說的“五菜”：葵、藿、薤、蔥、韭。其中以葵為首，有的文獻中甚至將葵尊為“百菜之主”。漢代的詩歌里描寫菜園，有的劈頭就是“青青園中葵”。然而1587年，《本草綱目》以“今人不復食之”為理由，把它列入草部，不再作為蔬菜看待。《素問》五菜中排在第二位的藿，也是先秦時重要的蔬菜。《戰(zhàn)國策》說：“民之所食，大抵豆飯藿羮。”可是它只不過是大豆苗的嫩葉，今天也很少拿它當菜吃了。
至于我國北方冬春季節(jié)的當家菜，供應時間長達五六個月的白菜。到了宋代方才培育成功，它不同于葉子松散的黑葉白菜之類，而是結(jié)實、肥大、高產(chǎn)、耐寒，并且滋味鮮美。白菜原名菘，蘇軾用“白菘類羔豚，冒土出熊蹯”之句來贊美它，幾乎把它當成有如熊掌一般的珍味了。
1593年，福建人陳振龍到呂宋（今菲律賓）經(jīng)商，看到白薯，想把它帶回祖國。但呂宋不準薯種出口，他于是“取薯藤，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一年后，福建遇到了大荒年，他的兒子向福建巡撫推薦白薯的許多好處，于是各縣如法栽種，大有成效，渡過了災荒。
我國的人口在西漢時達到六千萬，然后直到明末還只有一億人，可是到乾隆時就猛增到兩億，清末就是四萬萬同胞了；其中美洲傳入的玉米、白薯等其他高產(chǎn)作物的作用不可低估。
1873年，中國大豆在維也納萬國博覽會上展出，轟動一時。之后，大豆才在歐美各國大量種植。在我國的烹飪藝術(shù)中，由大豆發(fā)酵釀制的醬油是不可或缺的佐料之一。沒有醬油，許多中國佳肴將難以烹調(diào)，用西餐的鹽和白醬油是做不出地道的中國菜的口味來的。
水果
我國古代也重視果木栽培。像櫻桃、桃、杏、梨、李、棗、栗、山楂、柿子等中原地區(qū)習見的果類，其栽培的歷史一般都可以追溯到先秦時代。戰(zhàn)國、秦、漢時，南方的果品也嶄露頭角。“后皇嘉樹，橘來服兮。”戰(zhàn)國大詩人屈原曾對橘樹作出熱情的謳歌，不過當時在北方要吃到橘子是不容易的。
而南方果樹中之最負盛名的還推荔枝，它是我國特有的果樹。韓城一帶冬天太冷，荔枝樹難以在露天成活。若干帝王（如西漢武帝、東漢和帝、唐明皇等）乃用驛馬晝夜兼程于盛暑中將南方的荔枝果運來。
遼、宋、金時期傳入的果類中，最重要的是西瓜。文天祥有詠西瓜的詩：“拔出金佩刀，切破蒼玉瓶；千點紅櫻桃，一團黃水晶。”歐洲蘋果于1871年引入山東煙臺，1905年引入遼東旅大。至今膠東和遼東半島仍是我國主要的蘋果產(chǎn)區(qū)。
主食
我國古代大多將谷物做成米飯，即所謂粒食。旅行時攜帶的則是曬干或炒干了的米飯，多盛在竹器里。食用時需和以水漿，水則裝在瓦壺里。二者可統(tǒng)稱為“簞食壺漿”。磨面制餅戰(zhàn)國時逐漸推廣，西漢時城鎮(zhèn)里賣面餅的已經(jīng)常見。漢初劉邦將其父接到皇宮當太上皇，但這位老人“凄愴不樂”，因為他的愛好是與“屠販少年，沽酒賣餅，斗雞蹴鞠，以此為歡”，所以嫌宮廷生活太冷清了。
漢、唐時將面食皆稱為餅，烤制的叫爐餅或燒餅，加芝麻的叫胡餅，用水煮食的叫湯餅，蒸食的叫蒸餅或籠餅。蒸餅起初并不發(fā)酵；古代蒸制發(fā)酵的面食，須掌握酵母菌生化反應的特性才能做到。現(xiàn)代蒸制的發(fā)酵面食中最普通的是饅頭。但饅頭起初指的卻是全然不同的一種東西。三國時諸葛亮征孟獲，改革了當?shù)匾匀祟^祭神的惡習，用面包著牛、羊、豬肉來代替，“后人由此為饅頭”。饅頭應為“蠻頭”的諧音，有點像特別大的包子。饅頭也有無餡的，為了使之區(qū)別，稱有餡的為包子。
包子又和餃子為類，餃子出現(xiàn)得比包子早，但起初統(tǒng)稱為混沌。將混沌做成半月形，則為餃子。談到餃子，又不能不說說面條。面條起初就是上面提到的湯餅。宋以前的湯餅，實際上就是一種片兒湯，面不是用刀切，而是用手撕。制做時一只手托著和好的面，另一只手往鍋里撕片。
切成細條的面叫索面，到北宋后期才流行開來。至元代，又將面條加工成掛面。《水滸全傳》第四十五回記一位送禮者的話說：“無甚罕物相送，些少掛面，幾包京棗。”可見此時掛面已不被視作“罕物”了。
做法
南北朝以前，烤和烹仍然是菜肴的主要做法。由于這時的食用油取自動物脂肪，溫度稍降就會凝滯，所以不流行炒菜。即便是最油膩的食物，不過是將大米飯拌上肉醬再淋上脂油。直到4—5世紀，由于植物油料的使用，滾油快炒的技法才發(fā)展起來，在《齊民要術(shù)》中才有明確的反映。而炒菜的流行又使箸既筷子的用途進一步擴大。
在西漢前期，不用箸而用手不一定是十分丟臉的事。1651年奧地利宮廷仍然用手抓食，可以作為參照。然而吃炒菜時，要夾起油汪汪的滾燙的菜肴，不用箸是很不方便的。筷子的大普及延續(xù)至今。現(xiàn)代拿筷子吃飯的，除了中、日、韓、朝、越、新加坡的十六億人以外，還有海外華人五千萬，以及十六萬家中餐館；加在一起，每天在餐桌上大約會舉起十七億雙筷子。中國筷子的影響面之大可以想見。
紡織
我國原產(chǎn)的麻，主要有三種：大麻、苧麻、苘麻。其中苘麻屬于硬質(zhì)纖維且耐水浸，多半拿來做“牛衣、雨衣”之類的，船上用的纜索、漁網(wǎng)也可用苘麻制做。苧麻是優(yōu)良的紡織原料。它的纖維細長堅韌，平滑而有絲光，質(zhì)輕拉力強，吸濕后容易起干又易散熱，且染色容易褪色困難。它是我國的特產(chǎn)，歐洲人稱苧麻為“China grass”。
但我國古代普遍種植的麻還推大麻。大麻織物叫布，上述苧麻織物叫纻，平紋絲織物則叫帛。古代管老百姓叫“布衣”，可見他們穿的多為大麻布。西方古代最常用的麻類是亞麻，埃及人穿的就是亞麻。我國則到了清代才有亞麻。
1289年，元政府在浙東、江東、江西、湖廣、福建各地設(shè)木棉提舉司，每年征收棉布十萬匹，產(chǎn)量已相當可觀了。只是當時紡棉的技術(shù)還沒有跟上去。明代出現(xiàn)了“太倉式攪車”，使用它，一人一日可出花三十多斤。松江地區(qū)遂發(fā)展成全國棉織業(yè)的中心，以致形成了“吾松以棉布衣被天下”的盛況。
穿著
有人認為唐代婦女著男裝“是女權(quán)意識的某種覺醒，也是對傳統(tǒng)男權(quán)社會的一種挑戰(zhàn)”。但這種論點在考古資料中得不到支持。安史之亂后，這類裝飾較少見，傳統(tǒng)式樣的裙衫卻日趨肥大。對唐代婦女來說，著男裝帶來的只是便捷，并不意味著雍容華貴。“云想衣裳花想容”，李白的這句詞才道出了她們的追求與向往。
宋代服裝大體沿襲唐制。在《清明上河圖》中，各色人物的服裝頗不一致，有戴紗幞著袍的官員，有戴頭巾的儒生，也有穿短衣的勞動者，而且勞動者的服裝彼此也有所不同，可能就是《東京夢華錄》說的：“其士農(nóng)工商、諸行百業(yè)，衣裝各有本色，不敢越外”的情況的反映了。
宋代婦女也穿裙和衫，裙較唐代窄，有的有細褶，“多如眉皺”。特別是宋代出現(xiàn)了纏足的陋習，更使得她們顯得纖弱。最先出面歌頌纏足的大牌人物就是蘇東坡。他說：“涂香莫惜蓮承步，長愁羅襪凌波去。”“纖妙說應難，須從掌上看。”追隨蘇東坡的秦少游有“腳上鞋兒四寸羅”、黃山谷有“從伊便窄襪弓鞋”之句。
南宋時，纏足在貴族婦女中已相當普遍。蕭照《中興禎應圖》中的婦女，都是一副怯生生的姿態(tài)，其身心已明顯地受到纏足的戕害。這幫“蘇門學士”，欠下了從北宋末到民初之漢族婦女一筆還不清的債。
明代婦女的衣裙雖與宋元相近，但內(nèi)衣常有小高領(lǐng)子，在頸部結(jié)以紐扣。外衣較長，繡領(lǐng)下部互相掩合之處有的綴以金銀或玉制的領(lǐng)墜。衣外再加云肩、比甲（無袖之長背心）。裙則有馬面裙、百褶裙等。
滿清入關(guān)以前，服裝以“紅帽箭衣”為特點，與明朝之“方巾大袖”（士人）、“紗帽圓領(lǐng)”（官員）有顯著區(qū)別。入關(guān)之初，曾一度允許漢人仍著明裝。順治二年攻克南京后，令“官民俱依滿洲服飾，不許用漢制衣冠”。甚至說：“遵依者為我國之民，遲疑者同逆命之寇。”這一規(guī)定對漢族人民在心理上引起的沖擊很大，各地均發(fā)生反抗，有許多人被殺。
當時有“男從女不從，生從死不從，老從少不從，倡從優(yōu)不從”之諺語，所以清初漢女仍著明裝，上身穿衫、襖，下身束裙。清代后期則易裙為褲；而且在袖口、褲腳等處重復地鑲邊，名“滾鑲”，甚至有“衣身居十之六，鑲條居十之四”者。
清代滿族婦女著旗裝，她們不纏足，不束裙，皆穿旗袍。或外加坎肩。乾隆之后，滿族婦女開始穿高底鞋，即在鞋底當中裝木跟，高約四五寸，上寬下圓，名“花盆底”。咸豐以后她們發(fā)前會戴花朵，并在側(cè)面垂流蘇：一側(cè)垂紅色流蘇的為已婚，垂黑紫色的為喪偶，兩側(cè)皆垂紅穗子的為未婚少女。
辛亥革命以后，長袍馬褂雖繼續(xù)存在，但中山裝、學生裝、西裝等日益流行；婦女穿的旗袍也在與清代的式樣拉開距離。我國服裝逐漸與世界主流風尚趨同，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
有次和一位年青同學閑聊，他說，我看古代沒有什么不得了的，四大發(fā)明不就是放了個炮仗造了張紙嗎？聽到這話不禁心底一震。中國古代的物質(zhì)文化成就是我們這個東方大國五千年輝煌歷史中重要的組成部分，是基本國情；本應成為常識，本宜家喻戶曉。——孫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