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闔變化 一動萬隨

——西周青銅器銘文書法藝術探微

文/焦東華

殷商晚期的甲骨文和金文，是迄今所見最古老且內容豐富的書法形態。這些文字不僅體系成熟，而且書寫技巧極高。研究發現，這一時期的青銅器銘文大致分為兩類，一類是族徽銘文，具有較深厚的圖畫意味；一類是記事金文，莊嚴而規范。總體看來，商代文字已經具備了許慎在《說文解字》中所歸納出“六書”（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假借）的結構。早在武王伐紂之前，先周人已經受到殷商文化的影響，這一點，從陜西各地發現的周早期金文和岐山周原發現的周早期甲骨就能得到充分證明。因此，西周青銅器銘文是在商人文字系統的基礎上進一步發展而來的，其銘文內容較殷商時期則更為豐富，主要包括戰爭、盟約、任命、賞賜、典禮以及其它各種社會活動的記錄等。隨著銘文字數的增多，形式也開始不斷發展變化。本文試在前人研究基礎之上對西周時期青銅器銘文的發展與演變做粗略的整理與研究，敘述這一時期青銅器銘文書寫風格嬗變的過程，以期引起諸位讀者的關注與更深程度的研究。

一、從裝飾性到書寫性的風格轉變

商代青銅器銘文是書法走向藝術化的初級階段，對周人書風有開啟之功。在周禮制度森嚴的西周時期，伴隨政治制度、宗法制度、禮制制度的進一步完善，青銅器的鑄造也獲得了長足的發展。青銅器作為祭祀、出嫁、喪葬、宴享彝器，成為政治制度、宗教禮儀的服務工具，是特殊歷史時期的產物。從青銅器銘文的內容與形式上，透露著先民精妙的構思，蘊含著對巫術、祖宗、神靈的崇敬和畏懼。西周早期青銅器銘文，尚處于模仿前人的階段，受到諸多限制，但周人自身的民族文化特性總是無意識的被表現出來，銘文書寫時那種生硬直折與屈曲圓轉的形式較之商人的自然率意相差甚遠，多有貌合神離之處。

圖一 大盂鼎 西周康王 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省岐山縣禮村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二 大保方鼎 西周成王清道光、咸豐年間 山東省梁山縣出土 天津市藝術博物館藏

圖三 戍嗣鼎 商末 1959年河南省安陽市后岡殷代圓葬坑出土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安陽工作站藏

西周時期所鑄造的銘文，內容與形式都比商代更加豐富多樣，如記錄鑄造該銅器的原因，諸如王公大臣為旌表功德，記載君主圣制、重大國事等，通過銘文的形式記錄下來傳于子孫，以顯現自己的榮耀或作為對后世的告誡。譬如，西周康王時器大盂鼎（圖一），清道光初年出土于陜西省岐山縣禮村，器內壁銘19行291字，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其內容記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冊命盂的情況，周康王向盂講述西周的建國經驗，以及殷商末年，商人酗酒成性以致亡國的教訓。告誡盂要效法其先人，忠于王室，并賞給他諸多物品。西周早期，對商末流行的奢靡風氣加以遏制，禁止酗酒，故而在商朝常見的青銅酒器，到了西周時期便逐漸消失了。

圖四 潶伯卣西周早期 1967年甘肅省靈臺縣西屯公社百草坡西周墓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五 后母戊方鼎 商末 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陽市殷墟武官村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商末和西周早期人們有意識地追求文字點畫的裝飾化、規范化，因此難免出現許多精心描摹的痕跡。如“宀”商代銘文盛行寫成“

”，呈直線搭接的方式，到了西周中晚期則寫成“

”，圓轉暢達，書寫性用筆逐漸代替了裝飾性用筆。再如成王時器大保方鼎（圖二），銘文中的“大”字寫成“

”，商末戍鼎（圖三）中大字寫成“”，兩字精心描摹的寫法十分接近，而到了西周晚期時“大”字則直接寫成“

”，簡單而易于書寫。為了更好的敘述這種變化，下文選出幾件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來分析青銅器銘文從商末到周初的承襲與嬗變情況：

潶伯卣（圖四），1972年甘肅省靈臺縣西屯公社白草坡西周墓出土。蓋器同銘2行6字，現藏中國國家博物館。銘文少而精美，整體章法布局生動，字與字之間關聯性強，有較強的秩序感。因襲商代晚期書風而小有變化，如“尊、彝”二字的“

”用筆，就是對商人帶有裝飾性意味“肥筆”的繼承，近乎后來波磔的形態。潶伯卣銘文的結構方法，也是繼承了商人的空間結構，銘文行款勢脈暢通，有跡可尋，左右勾連別出匠心。如“作、寶、彝”三字，“作”字之小，“彝”字之大，它們的勾連、穿插、避讓，各盡其勢，各隨其形，相得益彰。“作”字像是被“彝”字托起而不得脫落，“寶、彝”二字圍際空間與各字內部空間的一致性，使二字有著緊密且不可分割的聯系，整篇銘文又因“彝”字的穩健顯得平和、寧靜，這也是承襲商末銘文空間布局的特點，如后母戊方鼎（圖五），三字有較強的裝飾性，但與族徽文字有別，有較強的書寫性和圖式性，對西周初期的少字數銘文有很大的影響。此類形式的作品還有商末小臣缶方鼎（圖六）、西周早期過伯簋（圖七）等。

西周成王時器保卣（圖八），其銘文行款有行無列，氣脈連貫，體勢收放自如，字體工穩修長，用筆有輕重變化，且遒勁有力。一些結構明顯且保留著商末以來的描畫手法，如“尊、大、王、寶蓋”等。顯然受到商末時器作冊般甗（圖九）、戍鼎（圖三）等銘文書風的影響。

再看被稱為方筆之祖的大盂鼎，銘文字數多達291字，很多點畫的形態保留了商末書風的特點，如“

、

、

、

、

、

、

”等字，方筆與肥筆形態較為明顯。由于字數多，通篇有界格限定，字之大小整齊劃一，故縱有行，橫有列，但對行款氣脈的關注絲毫不遜，有恬靜、肅穆之美。單字結構雖不像西周初期的天亡簋那樣天真浪漫，但各盡其勢，奔放不羈。此類作品，還有西周中期墻盤與晚期興鍾等，都頗具代表性。

圖六 小臣缶方鼎 商帝乙帝辛 故宮博物院藏

圖七 過伯簋 西周昭王 遼寧省旅順博物館藏

圖八 保卣 西周成王 傳河南省洛陽出土 上海博物館藏

圖九 作冊般甗 商帝乙帝辛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商人喜好對點畫加以修飾，使為數不多的銘文綴合成組，渾然一體，具有較強的裝飾化、圖案化。點畫的復雜化，難以用一次性書寫來表現，毛筆書寫的特性遭到削弱。而周人在商金文的影響下，除了延續端莊與典雅的風尚之外，逐漸摒棄裝飾性描畫用筆，點畫、結構逐漸向一次性書寫過渡，使得線條更加純化、圓融、飽滿。在發揮毛筆自然書寫的特性方面有過于前人。即便偶有裝飾風格的肥筆出現，亦不傷及大雅。較之于殷商，西周時期的整體書法風貌，體勢開闊，氣脈雄壯，凸顯出周人民族文化的自信與氣度，遂激發了對書法形式美的進一步開拓。

二、雍容典雅：西周青銅器銘文書法的典范

相較之下，西周時期青銅器銘文與殷商時期的區別，不單是字數增加，更可貴的是獨具匠心的構思，以及創造出了更多形式豐富、一動萬隨的精美之作。

書法作品中蘊含的氣脈是最為重要的。所謂氣脈，即指貫穿于整幅作品的精神所在。要看整幅作品中，字與字、行與行之間的關連，點畫受字形因素的改變及其對空間的圍際形態。要做到見微知著，看點畫在哪個點上發生變化，并起到什么作用。氣是空白的，講求一致性；脈是可尋的，筆筆連接只是脈絡上的形式，并不完全是氣的貫通。看起來很平淡的東西，但是空白的品味提上去，就有品質高低的區分。如《藝概·詞曲概》中言：“余謂眼乃神光所聚，故有通體之眼，有數句之眼，前前后后無不待眼光照映，若舍章法而專求字句，縱爭奇競巧，豈能開闔變化，一動萬隨耶。”所謂“通體之眼，數句之眼”如“氣脈”一般，變化多樣，隱于無形，卻蘊含在整篇之中。西周時期青銅器銘文中屬上乘之作者不勝枚舉，分別從早、中、晚時期，擇以有代表性的作品加以賞析。

西周時期最早的青銅器銘文利簋（圖十），周武王時期器，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銘文點畫勻凈，結字平穩，對空間的分割也有很好的秩序感，如“

”字，上端五筆豎畫，用力均勻，空間一致，下面又是六筆豎畫，雖然傾斜角度不同，但空間依然均勻，有很強的統一感。銘文中除了“金、王、武王”等幾個字保留著裝飾痕跡的用筆外，其它文字皆具有較強的書寫性。利簋中“

”字的結構組合同商末戍鼎（圖三）的“

”十分相似，如出一人手筆。行款用縱有行，橫無列的方式，較之殷商書風的奇宕多姿略有整飭。這些都體現了西周早期銘文對前人的汲取與變化。但這種明顯的變化，并不是由西周建立之初就突然轉變的，因為，藝術風格的嬗變不會像政治制度的變遷那樣立竿見影，它有一定的滯后性。

圖十 利簋 西周武王 1976年陜西省臨潼縣零口公社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十一 天亡簋 西周武王 1844年陜西省岐山縣出土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

圖十二 興鍾 西周懿孝 1976年12月陜西省扶風縣法門公社莊白大隊一號窖藏出土 陜西省周原扶風文物管理所藏

還有一部分作品，如同為武王時期的天亡簋，就明顯的承襲了商末書風。

天亡簋（圖十一），周武王時器，1844年陜西省岐山縣出土，現藏于中國國家博物館。器內底銘文8行78字，記述天亡助武王祭祀，被武王賞賜之事。這種銘文風格點畫渾厚，結構奇拙，勢脈連貫，與利簋書風不類，深受商代甲骨文書風影響，生動多姿，似奇反正。邱振中先生評此銘：“似乎用一根韁繩把一群天真浪漫的野獸串連在一起——它們跳宕騰挪，絕不安寧，但也始終無法逃逸。”也正是有了這韁繩，才使得通篇的銘文有“一動萬隨”之感。

西周懿孝時期的興鍾（圖十二），是帶界格銘文的代表作之一。有了界格的限定，削弱了字與字之間多種空間構成元素，在框格之中的精心布局，代替了兩字承接無限變化的可能性。即便如此，周人對文字構成的意識從未被削弱，每個字在限定的界格中，或是左沖右突，或是上覆下仰，或是靜如止水，或是勢若奔騰。有種不拘于一隅，欲沖破牢籠之意，動靜結合，相互依存，不可分割。此銘文書風不再有商末周初時的裝飾性用筆，而是純然書寫，一氣呵成。

荀伯大父盨（圖十三），西周中期器，器蓋同銘，3行17字，上海博物館藏。這一時期的銘文書寫，習慣于各盡其形，各盡其勢。仔細研究這三行銘文，對比發現中間一行字結構比左右兩行復雜，三行的關系很難統一。觀其點畫遒勁勻凈，結構精致巧妙，章法布局盡見佳構。“永”字突然向左移出，讓出與第二行之間的空白，調和了“其子子孫”與第二行過于緊密而略顯促迫的空間現狀，又由于“永”字上端緊緊插入“孫”字左下部的剩余空間，使得二字緊密相扣，生動別致，絲毫沒有脫落之感，兩字的承接方式較之常態和而不同，頗見匠心，在通篇之中較為關鍵。大概這就是書譜中所云：“一點成一字之規，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書者即要關注每個字的大小，體勢變化，又要表現出統一性。

師趛鬲（圖十四），腹內有銘文5行28字，調撥自文物局，1955年7月入藏故宮博物院。此器被譽為“鬲中之王”。銘文書體結構嚴謹，點畫遒勁，為金文書法的上乘之作。

西周晚期，銘文字數越來越多，進一步整飭篆法，隨之而來的是鴻篇巨制、天真蕭散的新形式。散氏盤（圖十五），西周厲王時期器。陜西省鳳翔縣出土。銘19行305字，臺北故宮博物院藏。結字寬博，體勢跌宕，章法自然浪漫，雖有行列束縛，卻并未影響單字之體勢，吳大澂評散氏盤“大篆以散盤為第一。鄙人所臨大篆亦以散盤為最，當在鄭文寶嶧山碑之上”。吳氏對散氏盤的評價何以如此之高，其原因在于，一是，此篇銘文藝術價值的確很高；另一方面，囿于他所處年代極少能見到西周時期的長篇銘文。散氏盤看似平穩，其實每個字都蘊涵著強烈的、不安分的體勢，表面看似平靜，卻蘊含了無限的生機。到了比之稍晚的毛公鼎（圖十六），用筆已基本摒棄了周初以來對商末裝飾性書風的特點。

圖十三 荀伯大父盨 西周中期 上海博物館藏

圖十四 師趛鬲 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五 散氏盤 西周厲王 陜西省鳳翔縣出土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圖十六 毛公鼎 西周宣王 清道光末年 陜西省岐山縣出土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西周早期與晚期銘文的書寫形式，是有本質區別的。早期以天亡簋一類為例，承襲了商代甲骨文形式的構成因素。到了中期，很多銘文書寫受到界格的限制，但卻仍然能充分表現出字體的形式美。而西周晚期的青銅器銘文則似乎每況日下。縱觀書法史，任何時代書體風格的演進，都是源于樸素、生動、充滿靈性的藝術形式逐步走向程式化。程式化的反復書寫，會使人們審美疲倦，最終走向呆板、僵化，同時，也預示著新的形式即將悄然而生。如此往復，就匯聚成了風格不同，且豐富多彩的書法史。（靜篤齋）

本文2014年發表于《文物天地》總28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