潺潺流水—3

成? ??長

1969年下半年，我上初中。初中是按地區劃分的，我們居委會被劃在“潮州金山中學”即“潮安縣紅旗中學”，班級也按軍事化命名，叫多少連多少排，我是在九連一排。

放榜后，佩芳姐的8弟建群來找我，說和我是同一班，他9弟向群在九連二排。我四姐文革開始后也沒有怎么讀書，初中想繼續讀書，就和我同時進初中，姐弟在同一班。

潮州金山中學是傍著山建的，從山腳到山頂一層一層的教室，我們連就在最下面，一進校門就是我們教室。山頂有一座教學樓，文革武斗死者的墓就在離教學樓20多米的地方。我們上初中的時候，墓還在，隔了一段時間才遷走。

由于是軍事化管理，上學放學都必須集合排隊一起走，德興里空地比較多，我們居委會的學生就在德興里集合，列隊，舉著紅旗，沿著西平路北上上學。我們居委會靠南邊，金山中學靠北邊。

文革開始這幾年，恐懼和孤獨形成了我沉默、自卑、不善于表現的性格，但內心深處的頑皮還是會流露出來。一天，上學隊伍剛過西馬路，我看見旁邊一家門口放著一個垃圾鏟，我順手拎起來，若無其事地繼續跟著隊伍走，大家看到我手里拎著一個垃圾鏟，都笑成一團，我拎了幾百米后放下，后面的同學又馬上把它拎起來，一個一個地接力，一直把這個垃圾鏟拎到學校門口。干了壞事，大家也高興了一路。丟垃圾鏟的案子估計警察也破不了吧！

說是上課，畢竟還在運動進行期間，叫“復課鬧革命”，各種各樣的學習、討論、心得匯報的會議不斷，經常是把一個課室的桌椅搬開，一個連三個排集中開會。我是比較聽話的，寫東西還行，一個班（即排，說班比較順口）需要幾個寫東西上去發言的，基本都有我。有時會開的時間太長了，過了飯點，肚子餓了還在開，我會在下面嘟囔，“完了嗎？”、“還有啊”什么的，上面的老師都會說“快了快了”，老師都是好人啊，也許我算是好學生吧，老師沒和我計較，給我上綱上線的，我就危險了。

潮州附近有一個鳳山，那里有一個駐軍的軍營，軍隊里的子女會安排到我們學校讀書，開學幾個星期后，來了十幾個軍隊子女，我班分了一個男的。這個人高大肥壯，讀書肯定不行，欺負其他學生倒是經常干的事，只有和他同桌的同學會和他說話，其他人則避而遠之，當然，和他同桌的同學也是被欺負最多、欺負起來最順手的，近水樓臺嘛。

上了初中，按規定每學年都有2個星期的學農時間，第一次去學農，是在鳳山公社，住是集中住，但三餐就安排在農戶家，我們按照上面的規定的錢數向農戶交生活費，每個農戶安排一個學生。安排的時候是老師和生產隊長帶著我們一堆學生，每到一戶農戶，就隨手指一個學生說：你去這家。到一個小胡同口，我剛好走在老師旁邊，老師就說：你去，小胡同進去左拐有一家。我進去一看，這家窮得難以形容。每次去吃飯，他們都不會和我一起吃，讓我一個人先吃，每次吃的都是很稀的粥水，用咸橄欖（潮州的一種咸菜）送粥水，一個咸橄欖放進碗里，馬上沉到碗底，撈半天找不到。每天體力勞動，完了就喝這樣的粥水，撒泡尿就沒了，餓得我夠嗆。一天，我吃完了回到住的地方，才想起有東西拉在農戶家，趕緊回去取，正好看見他們一家在吃飯，看著他們飯桌上的東西，比我吃的高好幾個檔次，這就是他們不和我一起吃的原因！他們一家楞楞地看著我，我看著他們，只說了一句：我來拿東西。合著我交的生活費是為了提高他們的生活的。后來，同學們在聊天的時候，聽比較精明的同學介紹了其中的竅門：看見房子破舊的，就躲開老師遠點，看見房子好，晾的衣服好的，就趕緊往老師身邊擠，該同學就挑到一家正在娶媳婦的人家，過了兩個星期有魚有肉的生活，像我這樣傻乎乎的，吃虧是正常的。

初中期間，我參加了學校化學興趣小組。一天下午下課后，我到化學興趣小組參加活動，我早到了，化學教研室里其他人還沒到，對著一大房子的儀器設備，我左看看右摸摸，一個桌子上有一個燒杯，燒杯里裝滿像蜂蜜一樣濃稠的白色液體，我拿著小棍子去攪，不小心大拇指粘到液體，感到不舒服，趕緊去水龍頭沖洗。老師來后我問他，這是什么，老師說是濃硫酸，嚇的我趕緊又去洗手。還好處理對了，要不手指怕沒了，但是估計指甲縫沒洗干凈，這個大拇指在往后的幾十年，都不正常，指甲縫內會再長出一層像指甲一樣的硬東西，戳著軟肉很疼。

我們班的班長阿成，頭大、喜歡出風頭，我們叫他“大頭成”（大頭即是頭大也愛出風頭兩個意思），還真讓他的風頭出成功了，他成了我們學校革命委員會唯一的學生委員。

1970年，我二姐結婚了，二姐夫也是印刷廠的。二姐夫也是很窮，沒錢結婚，我家也沒有和他要彩禮。潮州民間有一種叫“會”的集資方法，急需要用錢的人做“會”頭，找齊12個人，每人每個月出10元錢，集齊共120元，第一個月給“會”頭，以后每個月給一個人，急用錢人的排在前面，不急用錢人的排在后面，“會”頭每個月負責到各人處收錢，再交到輪到的那個人手里，12個人輪一遍，這個“會”就結束。這種“會”算是民間的“零存整取”吧。這種“會”，現在有可能會被認為是非法集資。二姐夫就是靠做“會”頭的這120元錢，娶了媳婦。

過年的發糕一般都蒸著吃，煎的會吸油，不好吃。我堂哥是電廠的，家里會偷偷用電爐，五叔房間的書桌下面就有一個電爐，我會在電爐上烤發糕片。老式電爐是能看到紅紅的發熱絲的，很容易觸電，一次，我整個人鉆在桌子底下烤發糕片，不小心觸電了，整個人往上一彈，頭又撞在書桌抽屜的底板上。玩的多，觸電的機會也多，觸電的體會一共有四次。電爐絲經常會斷，拉長點搭上又能繼續用了。修電爐是這輩子修理東西的開始。

堂哥當兵的時候，體格非常好，身上的肌肉可以和現在的健身人媲美。在電廠干外線工，是個體力活，外線工就是架設室外電線的，城市里的活還好，如果架設農村的干線，電纜又粗又重，即是從這個山拉到那個山這樣的重活，也全部靠人力。平時兩個電線桿之間的溝通，也是靠吼，練就了他們個個都是大嗓門。

一天夜里，堂哥痛醒了，這么健壯的人痛得冷汗直流。經過醫院的檢查，是多囊腎，這是一個遺傳疾病，到一定年齡就會發作。住院期間，同事們都去看，可他們的大嗓門醫院可受不了，再三提醒他們小聲點，可一開口隔壁病房都聽的見。

多囊腎這個疾病，除了換腎，其他治療也就是止痛。“換腎”在那個年代，也就是當一個詞組存在著，和現實沒多大的關系。多囊腎這個疾病還有一個可怕的就是還會遺傳給下一代。

堂哥完全沒辦法再工作了，全休在家，還好電廠是個好單位，工資基本都發。但我們、街坊鄰居都為堂哥感到惋惜，多么健壯的人，轉眼變成一個病號。

一天，朋友送來了幾個核桃，說是補腎的，堂哥如獲至寶，拿著鐵錘小心翼翼地敲開，核桃是那種硬殼很少肉的，就是現在天橋上騙人賣的那種，堂哥仔細的敲，仔細地把里面的肉一點點摳出來吃。

正規醫療單位沒有辦法治療，親朋好友中不斷有人介紹各種草藥的偏方，求醫心切，堂哥都會去試這些偏方，草藥吃得多，對身體的傷害也大，堂哥的身體就慢慢敗了。

1969年下半年，中蘇邊境緊張，全國都在挖防空洞，居委會規定家里也要挖，我家在西廂房的門口也挖了一個150×70×100左右的防空洞，能蹲下3個人吧，搞演習的時候人還要進去，幾房20多口人，挖這個小窟窿有用嗎？但像我們這種成份高的家庭，敢不聽嗎？明知是形式主義，也要做給他們看，不然麻煩事又會降臨。成份好的可以不挖，其他家庭基本都挖了，我的一個同學，家里全部面積都不到10平方，只好在床底下挖。還有一家碰巧挖通了該老宅子被掩埋了的地下室，算是喜事一樁。

像我們這些讀初中的半大孩子，滾鐵圈和敲桿的游戲已經不適合了，空余時間實在無聊，一天天剛黑，我、朝雄和學錚3人在門口聊天，我四姐、朝雄的三姐、學錚的三姐也剛好陸續出來上廁所，也加入我們聊天，三個姐姐都是大我們一、二歲的。學錚問了一句：女廁所是什么樣子的，忘了是誰的姐姐說：你進來看看啊，里面沒人，說著三個姐姐合力抓住學錚往女廁里拉，我和朝雄趕緊去救，她們往里拉，我們往外扯，最終沒救成，學錚被拉到女廁所里才放了他。大家笑成一團，我們幾個男的不甘心失敗，拉住學錚的三姐就往男廁所拖，我四姐和朝雄的三姐也趕緊來救，這次我們贏了，學錚的三姐被我們拉到男廁所里。無聊的自創游戲讓我們有了一個有笑聲的晚上。

“備戰備荒”和挖防空洞，學校也不例外，那段時間學校是停課的，班里堆滿了石塊和石子，大家帶錘子到學校，把大石塊敲成小石子，差不多和鑄鋼筋水泥的石子那么大。我看到建筑工地有一種錘子，是用長竹片作柄的，利用竹片的韌性，產生更大的甩力，敲擊中等大小的石塊更加省力，敲的時候人是站著的，腳踩著石塊，掄著敲下去。我也做了一柄這樣的錘子，成了班里的利器，委員班長“大頭成”還帶著我到其他班展示和幫忙。當然，累是自找的。

那段時間，正在放映動畫片《紅軍橋》，里面有兩個壞人角色，地主是又矮又胖、師爺是又高又瘦的，我們班里也正好有兩個這樣體型的同學，關鍵是他們還是好朋友，形影不離，我們就幫他們起了個花名叫《紅軍橋》。

“備戰備荒”那個階段，剃軍頭（即理短發）很時髦，班里很多男同學都理了短發，這種發型硬頭發的理了比較好看。為了趕時髦，其他同學也跟著理了，我這軟頭發的也理了，最后全部男同學只剩下《紅軍橋》他們兩人沒有理短發，我們幾個就動了心思，一定要他們兩個也理短發，大家就輪番去說服他們，什么班級統一、別拖后腿、好看，什么理由都用上了，最后半拉著他們去把頭發理了，實現了全班男同學軍頭。這也是在無聊的時候自己找的樂子。

我爸被放回來后，身體開始不舒服，查出來是高血壓。現在的高血壓比比皆是，那時卻是比較大的問題，經過一段時間的申請，辦了長期病休假，領8成工資。

一天，我爸一個會彈琵琶的朋友林老師到家里坐，和他一起來的兩個女孩也會彈琵琶，我爸認識了琵琶這個樂器，我三姐有音樂天分，很想學琵琶，今天小孩學一個樂器是再平常不過的，在當時，這個想法可不好辦。

家里想要買一個琵琶，那是天方夜譚。貧窮并沒有限制我爸的想象力，我爸決定自己動手做一個琵琶！

我爸五音不全，沒聽他哼過一句曲子，之前沒有摸過任何一件樂器，甚至是口琴，我家一件木工工具都沒有，卻想自己做一把琵琶，這個想法有點大。

琵琶的面板是用梧桐的，從音色方面考慮，這個不能改變，其他部分我爸決定用酸枝做。整塊木料是買不起，我爸開始逛舊家具店，淘那些破家具掉下來的碎片、不能做家具的碎木料，便宜，然后自己打磨、用漆拼接起來，整個琵琶的背殼，用了幾十塊小塊酸枝料拼接而成，琵琶除了琴弦和弦把是買現成的，其他都是他一手雕琢出來的。隔壁葉家的葉叔叔是潮州樂器廠的，最后由葉叔叔幫忙請樂器廠的師傅來粘琴碼定音。歷時2年多，做成了這個琵琶。每每想到這事，我都很佩服，我是不敢想的。

從此，我三姐也算是個文藝人。三姐拜林老師為師，請教兩個會彈琵琶的姐姐，琵琶學得有模有樣，在下鄉點歸湖公社的文藝演出中還上臺表演了。

面板的淺色部分，是因為時間長了，由于琴弦拉力大，頸部和腹部的連接處出現裂痕，請師傅維修后換了上面一小塊的梧桐板。

在那個年代，大米是按人口定量供應的，成年人每人每個月定量23斤，每斤0. 142元，但米都是放了好幾年的米，有人說是戰備儲備糧，每年把收下的新米放進去，把放了幾年的陳米換出來賣。潮州基本是煮粥，用這些米煮出來的粥水真的像水一樣，沒有粘性，很難吃。由于平時沒有什么油水，單靠這個定量是填不飽肚子的，用米交換番薯是最常見的辦法。城基路書院池塘旁邊有一個農貿集市，我們經常在那里換番薯，一斤米換10斤番薯。中午基本吃番薯，一簸箕番薯，幾姐弟圍著吃。現在也吃番薯，番薯比米貴，但已經是完全兩個概念。

三姐在鄉下期間，我去了幾次，第一次去是三姐帶去的，以后基本都是和佩芳姐的妹妹結伴去，偶爾會自己一個人去，我還不到15歲，一個人去家里不放心。單程大概要走16公里的路，大部分是走山路，最后翻過一個高山就到了，去的時候比較輕松，看看花草，捉小路邊溪水里的小蝦，回來時三姐都會給一些番薯（其實也是她的口糧，我從來沒問過會不會影響她的生活），佩芳姐也會給她妹妹一些番薯，雖然他妹妹比我大幾歲，但我是男的，都是我挑回家，爬上那座高山時累得我直喘氣，還假裝咳嗽。

1970年之后，諾羅敦·西哈努克的名字經常在新聞里聽到，他的國家柬埔寨搞政變，他跑我們國家避難來了，我們又好吃好喝供著，養著白白胖胖的，我們給他起了個花名叫：十多噸三十二克。（潮州話的音很相似）

初二剛開始幾個星期，隔壁班傳來一個讓大家都羨慕的消息，隔壁班一個男同學被省歌舞團選中，不讀書了，直接進省歌舞團。

初二的學農是到“高厝塘”村，這次大概沒有村民愿意接納我們吧，我們自己開飯，班里安排幾個同學做炊事班，要找人負責，大家都還是孩子，在家都是不煮飯的，一下子要煮幾十人的飯菜，還有，每個同學交的伙食費都匯總，要根據這個額度安排好這兩個星期的三餐，很多人都不敢接受。平時，我們一個班里面再分為四個小組，我是其中的一個小組長，老師找到我時，我也沒多想，覺得鍛煉一下也好，我就負責了。一到“高厝塘”村，馬上就開始工作了，我帶著炊事班的2個同學，找老鄉、看菜地，談價格，買下了一片包菜地里的所有包菜，每餐就來砍幾顆。幾十個人交的錢是老師掌握的，我畢竟太小，具體每次買東西要花多少錢，找老師來付賬。煮飯也是難題，在家都沒煮過飯，幾十個人吃的一大鍋飯，應該怎么煮？后來請了一個老鄉來指導，煮干飯的程序現在還記得：將洗好的米倒進大鍋，加水，手持一根大鍋鏟，讓大鍋鏟底部碰到米面，水面剛好淹了鍋鏟頭，水開后，全鍋攪一遍，防止粘底，然后蓋上蓋子繼續燒火，當聽到鍋底開始有清脆的爆聲就收火。這樣就有一層金黃的鍋巴，同學們都搶著吃。中午和晚上吃的都是干飯，很多同學包括我都開洋葷了。

這次的學農時間恰好是插晚稻的時間，晚稻因為稻苗要熬過熱天，病蟲害較多，所以晚稻苗要育得高壯一些，才能移插到稻田里。我不煮飯的時候也會去參加勞動，參加插秧。初高中期間的幾次學農，就這一次有插秧的機會。

晚上睡覺的地方是一個大間，打地鋪，每個地鋪隔半米左右，個人的東西都放在這里了。

離家2個星期，家里都會準備一些咸菜讓我們帶來，大多數的是咸蘿卜干，切粒，用點油炒一下，經放不發霉。家境好一些的就放些花生，更好的就放肉丁。我們有幾個要好的，帶來的東西都不分你我，大家分享著吃。一天，天氣不好，沒出工，有些同學出去玩，宿舍里有的在睡覺，有的在聊天，我們幾個實在無聊，就把咸菜拿出來吃著玩，有的就去拿個別不在場的同學的咸菜吃。等一下大家回來了，就有人去通風報信說：有人偷吃了你的咸菜。這下炸了鍋，大家都在檢查自己的咸菜瓶子，有的說里面的花生少了、有的說里面的肉丁少了，要求老師來處理。那天吃完晚飯，全體在男生宿舍開會，老師要求有偷吃的同學自己上去檢討。一兩個檢討之后，下面的同學還要意見，不肯罷休，很多同學就上去自證清白，其他組長也上去說，最后我也上去了，說：我們幾個是互通有無的，不分你我，不能說是偷吃，其他人的東西我沒碰。最后老師說：今天晚上發言的同學，不是都有偷吃行為的，個別有的以后要注意，不要碰別人的東西。

學農時間才過去一周，一天中午我忙完廚房的活回到住的地方，發現我放在宿舍的幾塊錢沒了，找其他同學問了，這期間就那個軍隊同學和他的跟班回過宿舍，報告老師后，也沒個下文，不了了之。為什么單偷我的，也許覺得我管廚房買賣，應該有很多錢，，其實他不知道，錢是老師管的。我四姐聽說后，幾個女同學陪她一起來找我，給了我一點錢，我說不用，她說她花的少。確實，買零食還是男生買得多。

初二，我的同桌是一個不怎么愛讀書的家伙，一次數學考試，老來煩我，我把半邊試卷都推到他那一邊了，還不行。應用題幫他列好公式，算了前面幾步，最后告訴他把兩個數相乘就是答案了，讓他自己乘，他還不行，我怕耽誤我的時間，不理他了，就在我轉頭說他的時候，老師看到了，說我看他的，氣得我夠嗆。考完試他一直追著我賠不是。

一天，班長“大頭成”找到我，說我各方面表現不錯，要介紹我參加共青團，我回家問了我爸，我爸說還是不要，我知道我爸“怕”！因為那個年代有“削尖腦袋，鉆進革命隊伍”的罪名。我就回了班長。班長是學校革委會唯一的學生委員，有他介紹，就是我的家庭成份高，估計也能順利入團。拒絕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畢業鑒定上多了一句“不主動要求進步”。

認識了建群和向群兩兄弟，我們也成了好朋友，他們有很多借書的路子，他們看完就會借給我看，《紅樓夢》、《西游記》、《水滸傳》等都在那個時間看的，《西游記》給我的時候正好要初二的畢業考，時間也不多，但是看《西游記》還是放在首位，每天吃完晚飯就看，為了躲蚊子，在我媽和姐姐的大床里，放著蚊帳，把《西游記》看完，還好，初中畢業考試也不錯，全優。那時的評分標準是四級：0—59不合格、60—74合格、75—89良好、90—100優秀。

我不知道在哪里找到一本文言文版的《東周列國》，看文言文對我來說不算難事，有些生僻字就直接過，看個大概意思，基本把它看下來。很多成語都是出自《東周列國》，如百步穿楊、老馬識途等等。看古書或四大名著，我最怕的還是書中的詩，不認識的字多，要完全理解比較辛苦，就看個大概意思。雖然我對能出口引用詩詞很佩服、很欣賞，但我就是耐不下這個鉆進去的心。

有時，老九向群會帶我去吊青蛙，傍晚時分，去郊區的花生地，用自制的吊桿（像釣魚竿，沒有吊鉤）綁著蚯蚓，青蛙含著蚯蚓就不肯放，提上來抓住就行。

一天，老九向群到我家來玩，說起張家的香港親戚帶來了一個計算機（即現在的計算器），可神奇了，加減乘除算得很準，很多人不信邪，拿紙筆不斷地驗算，最后都不得不承認，計算機沒有錯。科技已經慢慢滲入到生活中來了。

一天，我覺得鼻子里面不舒服，就用手指去挖，挖到鼻孔疼還是沒有好轉，只好去看醫生，西馬路醫院的醫生看后說：鼻子紅了，發炎了，肯定不舒服啦。我再三和醫生說，紅是我自己挖的，不舒服不是這個原因造成的，醫生根本不聽，開了點藥，吃完藥還是沒有解決問題，我自己是懷疑有其他什么原因造成的鼻子不舒服，就找了個鏡子，自己看看鼻孔，發現有一根鼻毛往里面長了，折騰半天把這根鼻毛剪了，問題立馬解決！唉，醫生啊，有多少患者被你害完還蒙在鼓里的？這根鼻毛現在還堅強地生長著，我每隔一端時間就要對它動手術。

1971年9月，我在原“潮安紅旗中學”直上高中，在八連二排。

我四姐沒有繼續上高中，大多數是基于經濟的原因，17歲了，在家繡潮繡可以幫補家用。

高一的第一堂語文課，語文老師點名時，正確地讀出我的名字，這是我長這么大，第一個不用問我就能正確讀出我的名字的人。當然，他是語文老師，也許他有先看過花名冊，先去查字典。語文老師要是不認識同學的名字，是多么丟人的事。

剛開學沒幾天，就全級集中，傳達中央文件，得知了林彪的飛機在溫都爾汗墜毀的消息。對于我或者我們吧，15歲的孩子，也就知道中央有一個人死了，他的死代表著什么，會引發什么，未來的文化大革命又會怎么發展，我們不知道，也不會去猜測。也沒有能力去預測。

上高中后的學習慢慢趨于正常，但經過革命后的教材卻是簡單再簡單。學習也感覺沒有什么難度，日子一天天地過。

高一的學農是在“東津”公社，我的寄膳東家家境算可以的，住在一個大宅的廂房，家里有一個漂亮斯文的姐姐，二十多歲吧，好像還有一個哥哥，但我從來沒見過，我也沒問。這些年的經歷養成了我不善于和比較陌生的人的溝通，只限于禮貌打招呼。東家的一家都是善良的人，但還是不會和我一起吃飯，我進去了，就讓我一個人吃飯，吃完了他們要吃，我也不能呆著看他們吃飯呀，只好走了，在他家呆的時間都很短，這樣使溝通就更難了。一次在外邊碰到東家姐姐在割草，也只是叫一聲就走開了。在這一家，還能吃到伴番薯絲的干飯。

這次學農正好是割晚稻的時間，我割得不錯，一手能割5大株以上，割得太快，一下沒留意，把左手小指第一關節的邊割下來一塊肉，只有一邊是連著的，我趕緊把它原位合上，包扎好，這塊肉真長回去了，只留下一個月牙般彎彎的疤痕。

我們的體育老師是一個小矮個子，有一支武術的T型拐棍，大家經常聽他講武術的事。這段時間班里有玩舉重、單雙桿的風氣，我是班里能玩雙桿的桿上倒身挺立的幾個人之一，三級跳遠，我也是是跳得好的，被體育老師叫出來跳，看能不能培養進隊的，后來也沒有下文。

我們經常下午下課后就打籃球，打完回家路上，會經過位于太平路上的潮州大餐室，這是潮州唯一一家餐館，文革期間，強調為工農兵服務，有3分錢一碗的湯河粉，上面還飄著2、3片薄薄的肥豬肉。剛打完球，肚子正餓，就吃3分錢一碗的湯河粉，有一次，我們四個人，吃了11碗，看著一摞空碗，我們都笑了。半大小子吃窮老子。

潮州大餐室的斜對面，是賣潮州名小吃“鴨母捻”的，就是湯圓，但做工更考究，經常看到店門口用米袋壓湯圓皮。一次我們幾個進去吃，一個同學上來就把一碗湯圓水喝了，然后就去找店家要加湯水，我們笑成一團，湯圓水就是糖水，店家是不可能加給你的，純粹是搞怪。

潮州的牛肉丸是有名的，彈性好，嚼勁好。甲第巷頭的太平路上有一家小吃店，門口經常有一個師傅，拿著兩根大鐵棒在打牛肉丸，成了這家店的招牌。聽說那時的牛肉丸，為了增加爽脆，是加了“硼酸”的，現在，“硼酸”是禁止加在食物里的，老一輩的潮州人，早就吃了多少年“硼酸”了。

高二，我們搬到山上的教學樓上課，幾連幾排的叫法也慢慢淡化，改叫多少班，我班是15班。我的座號是54。我、金發、鴻光、阿亮四個坐在最后一排，頂著后墻，我們四個比較要好，阿亮學習也好，每次考試，我和阿亮都會在答完題后交換試卷，互相糾錯，然后再交卷。

學習的風氣也慢慢好了，語文老師會經常把一些寫得好的作文在班上朗讀和講解，我的作文也經常會被老師拿來表揚；英語課大家也很有學習勁頭，英語課老師戴著一副像玻璃瓶底一樣厚的眼鏡，估計一千度以上，但并不影響他騎著單車在街上左穿右插，快速前進。

已經是學校最高的年級，學校會安排我們參加下課后的學校辦公室的值班工作。辦公室有電話，只要有同學參加值班，我們都會在太平路上找一些有電話的單位，借電話打回辦公室，滿足一下自己的好奇心。

一次我們幾個在校門口的值班室值班，發現一個大老鼠，正逮著，班主任來查崗，也和我們一起捉，又大又肥的一只老鼠，班主任把它拿走了，過一會拿來時，已經剝皮去臟搞干凈了，班主任是住在學校的，他拿回去燉了。聽說老鼠肉纖維比較細，我沒吃過。

我對哲學理論的思路比較清晰，條理性好，每次的作業分數都高第二名很多，同學們都說我對哲學老師的路子。一次，我的文章又被老師大大的表揚，并叫我將文章在班上讀一遍，我不肯讀。其實我內心的想法是應該老師讀，（語文老師在說好作文的時候，就是老師讀的。）我自己讀好像我自己在吹一樣，不好意思。老師堅持要我讀，我堅持不肯，頂了好幾分鐘，班里一片尷尬的氣氛，最后我還是嘟嘟喃喃的讀了，課才繼續上。從今以后我的成績就變成二等水平了。畢業考試我還想檢討一下，就把這件事當作例子寫進去，結果被老師作為借口，給了我一個良好。文章嘛，說你好有好的理由，說你不好也有不好的理由，又沒有第二個人看到。畢業鑒定書上共有9門課，其他8門課（含體育）我都優秀，就這門哲學課良好！

1972年下半年，潮州二輕系統搞了一場大規模的面向廣大青年的招工考試，以筆試為主，題目是畫一個“燉缽”（潮州音，潮州特有的一種開口砂鍋，目前仍在使用）的鉛筆素描。考上的分配到潮州工藝廠、潮州玉雕廠、潮州木雕廠、潮州彩瓷廠等。我四姐也參加了考試，并進入了潮州工藝廠。潮州工藝廠主要是生產麥稈畫和麥稈首飾盒，主銷國際市場。

1972年，也許是我家的多年來的第一頓干飯，我爸特意賦詩一首：

《晚餐》

晚頓吃干飯? 舉家笑口呿? 無湯也下咽? 有肉不需茹

半月所供應? 一餐便子虛? 孫兒再四問? 明日可還如

初中和高中，我沒有新衣服的印象，特別是冬天的衣服，褲子肯定是打了兩塊大補丁在屁股的，高中的兩件冬天上衣，一件是二姐夫給的舊衣服。

一次四姐托一個漂亮的姐姐同事到家里取東西，我看著我上下都是補丁的衣服，覺得對著這么漂亮的姐姐，確實難堪，進家取東西的時候，特意把上衣脫了，露出漂亮的英國吊帶，才把東西拿出去。穿爛衣服，還是有些難為情的。碰到不是很冷的冬天，我就是一件內衣加一件外衣過了一個冬。

1973年的春節前，大家都在準備過年，我也想搞些過年慶祝的東西。我家養金魚最大的一個缸，是一個有1米多長的橢圓型缸，這個魚缸換水很麻煩，平時有魚屎和臟東西，就用玻璃管用虹吸的辦法把臟東西吸出來，長年不換水，缸壁長有厚幾毫米的青苔，過年了，缸要洗干凈，換水。我就寫了“恭賀新禧”四個大字，剪了紙樣，貼在青苔上，把這四個字摳出來，缸壁的其他地方的青苔全部清理洗干凈，只留下“恭賀新禧”，水加滿后，非常漂亮，就像青苔長了“恭賀新禧”四個字一樣，很滿意。現在的蘋果有字，也是用這種辦法。沒想到第二天起來一看，幾個字被金魚啃得不像樣了，長出幾毫米的青苔，金魚啃起來很方便，我又沒告訴它們不能啃，把我郁悶的，幾個小時的功夫全白費了。

這個時候，學校已經有自己的農場，農場在“高厝堂”村。我們的最后一次學農就是在自己的農場度過的。

都是17歲左右的青年了，飯量都很大，又感覺食堂飯的分量不夠，大家都在加大每餐的量，最高記錄是一個同學一天吃了2斤1兩，我的最高記錄是1斤8兩。

一天傍晚，農場的幾只公牛發情，牛鞭都耷拉出來了，大家都圍著看，我們的女副班長大聲地說：你們看，腸子都流出來了。大家哄堂大笑。

一次在鋤地，我不小心鋤頭鋤了自己左腳眼一下，也沒出什么血，我也沒怎么理它，過兩天傷口自己愈合，還擠出一點亮晶晶的，像鐵銹一樣的東西，留下一個小坑的疤痕。

因為是自己的農場，有老師上農業課，最后還得考試。考試是面試，分實踐和當面答題兩部分。我的實踐部分是采一節可以移栽的番薯藤。這些對我來說都是小問題。

1973年8月，我高中畢業。

對于我們這種家庭成份的孩子來說，街道是不可能為我安排工作的，畢業等于失業。

1973年，下鄉知識青年回城的越來越多，很多人都在想辦法從病的借口入手，從來沒有聽說過這么多人都在證明自己有病的，三叉神經痛、坐骨神經痛都是那時聽說的，到現在我還不知道三叉神經在什么地方。我三姐也在1973年初回了城。

文革后期，我們的基本沒有其他很煩心的事情干擾，生活慢慢走進正軌，一年，家里決定給爸爸做一次生日。當然，我們也期待一頓好吃的，提前一個月，媽媽就和幾個姐姐開始研究菜單，每天晚上沒事就把菜單拿出來討論、修改，根據菜單計劃花多少錢，先把錢省出來。相當于國家在做一個五年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