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記錄有：隋煬帝特別喜歡外出巡游，一來是游玩享樂，二來也是向百姓擺威風。從東都到江都的運河剛剛完工，隋煬帝就帶著二十萬人的龐大隊伍到江都去巡游。看起來大運河的修建完全是為帝王服務的，但其實不然，實際上大運河的開通，更多的是政治經濟因素的緣由，才使得隋煬帝不惜帝國民力，營建東都洛陽，開通大運河。
因此今天講述一下隋煬帝開通大運河的一些影響因素和問題：
第一個是隋煬帝的個人因素
在隋朝沒有完成南北統一之前，身為晉王的隋煬帝曾率領大軍平定南陳，后任揚州總管，駐地十年。在坐上皇帝之前，隋煬帝已經熟知了江南地區的重要性，作為最高統治者，他知道隋朝需要加強關中與江南之間的聯系。
第二個是政治軍事因素
在公元590年，隋朝平定陳朝的第二年，江南發生了汪文進等人的叛亂。雖然叛亂很快被平叛下去，但是卻給隋朝的統治者提了一個醒，那就是原來在陳朝統治下的江南門閥士族的社會影響力還是非常大的。
門閥士族萌生于漢朝，形成發展于魏晉，鼎盛于南北朝，衰落也自此始，在隋唐時期有過短暫復興，隨后再次衰落，在武則天時期以后消亡，晚唐再起，唐末徹底消亡
從政治軍事方面來考慮，遠在長安的隋朝必須時刻對江南有提防之心。隋文帝曾經在位時下詔，禁止江南民眾私造大船，否則沒收，顯然是在提防江南的叛亂再次發生。
于是隋煬帝在即位后，馬上開始營建東都，開通大運河，隨時準備以交通便利的東都洛陽為中心，派軍南下，鞏固對江南地區的統治。
比較明顯的事件，就是三次征伐高句麗，，雖然均以失敗告終，但是并不表示沒有著精心的后勤準備，為了保障軍隊所需物資，大運河的開通，使得隋朝軍隊能夠便利地把糧草運往北方，以達到補給軍隊的目的。
第三個是最重要的經濟因素
中國古代經濟重心的南移早已經成為地區發展的趨勢，開通大運河顯然是順應經濟發展潮流。
從西晉末年至隋唐五代時期。此階段的特點是經濟重心逐漸南移，經濟發展從南北基本趨于平衡到南方開始超過北方。西晉末年和十六國時期，南朝所在的南方得到進一步開發，南方社會經濟發展速度比北方快一些。
隋朝時期，經過多年的開發和戰亂破壞，關中的平原發展基本上已經被破壞了大部分，糧食供應一直處于緊張缺糧狀態。
雖然隋文帝在584年修通了廣通渠，暫時解決了關中缺糧的問題。但是第二年關中大面積的自然災害又造成了人民心中的恐慌。
而此時的江南經漢末以來有了長足的發展，貿易逐漸發達起來，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日益凸顯，出現了經濟重心南移的趨勢。
但如何把南方的糧食運往關中地區，實現南糧北調的目的，僅靠對原有的短距離漕運的修補是不能夠徹底解決問題的。
而我國在地勢上是一個西高東低的國家，長江黃河淮河等大型水系基本都是自西向東所流，把中國南北方切割了開來。
而陸上交通是不能夠滿足南北經濟文化的交流，因此修建一條貫穿南北的運河，是必然的選擇。將政治中心洛陽和長江下游三角洲的江南的富庶地區聯結起來，將江南地區的糧食和絲織品等物資、財富集中到統治中心，以此鞏固統治力。
運河的重要性在開通后日益體現出來
自隋往后很多戰爭都是以爭奪運河沿線的戰略城市展開，圍繞著對運河的控制而進行，都是為保住江南這個財富之地。
武則天執政時期，徐敬業在揚州叛亂，揚州處于運河與長江的交匯處，戰略地位極為重要，徐敬業的叛亂也是通過控制揚州進而控制江南經濟重地，斷絕武周政權的財路。然而很快武則天就意識到了揚州的重要性，憑借汴河的暢通，派大軍南下，平定了戰亂，穩定了政權。
而王仙芝、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軍盡管占據了長安都城，但是由于沒有控制江淮財富和運河的重要戰略要點，最終以失敗而告終，農民起義被鎮壓下去。
運河開通后的情況和意義
當然隋煬帝能夠在（604-610年）6年時間能夠開通大運河，也是得益于自春秋戰國時期到秦漢、魏晉等各段古河的基礎之上連接修建而成，這和秦始皇修建長城的情況有些相似。
大運河的修建歷時6年，分為永濟渠、通濟渠、山陽瀆和江南河四段。這四段運河中，以通濟渠為最早，連接著黃河、淮河兩大水系，是中原通向江淮地區的水運紐帶。
大運河以洛陽為中心，南至會稽，北到涿郡（今北京），全長2700公里，跨越地球10多個緯度，縱貫在中國最富饒的東南沿海和華北大平原上，經過浙江、江蘇、安徽、河南、山東、河北、北京七個省市，通達黃河、淮河、長江、錢塘江、海河五大水系，是中國古代南北交通的大動脈，在中國的歷史上產生過巨大的作用，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的一項偉大的水利建筑工程，也是世界上開鑿最早、規模最大的運河。
大運河的開通，促進了運河兩岸城市的發展，江都、余杭、涿郡等城市很快繁榮起來。當時運河上“商船旅往返，船乘不絕”。大運河對隋唐時期南北經濟、文化交流，維護全國統一和中央集權制的加強，都起了促進作用。
大運河與隋煬帝評價
盡管隋煬帝一生好大喜功，最終只留下了一丘荒冢，半截殘碑。但他留下了碧波蕩漾、生氣勃勃的大運河，卻是一代帝王順應經濟發展潮流決策的最好證明。
“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
唐代詩人皮日休的詩中道出了隋煬帝開通大運河的功績和勞民傷財所帶來的厄運，可惜急于求成，讓人惋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