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總是把我們放入兩難的境地。我們想更多的時間陪伴家人，但是無奈工作繁忙，實在抽不出時間；我們想換個行當，去追逐夢想，可是繁重的經歷壓力，卻讓我們只能繼續做著自己不喜歡，但是收入還不錯的工作；我們很希望孩子的學習任務輕松一點，不要看著孩子這么小就這么累，可是看到別的孩子都在上各種興趣班，還是先跟上大家的節奏上興趣班吧；生活中還有很多很多的兩難局面，這樣的情形總是給我們帶來我不想這樣，卻不得不這樣的感受，帶給我們無可奈何的痛苦。我們的心總是在糾結，我們總是在做不得不做的事情。
面對我們無法改變的外部環境，我們能不能擺脫“不得不”的魔咒，心靈自由的生活呢？
今天就和大家分享，維克多.弗蘭克爾的《活出生命的意義》這本書。
維克多.弗蘭克爾，猶太人，他于1905年出生，1997年去世，他的生活幾乎涵蓋了整個20世紀。維克多.弗蘭克爾從小喜歡哲學、實驗心理學和心理分析，并與心理學大師弗洛伊德通信、交流。同時受佛洛依德的影響，維克多.弗蘭克爾從高中時代開始就決定做一名精神病學家。從1930年到1937年，維克多.弗蘭克爾在維也納大學診所擔任精神病學家，負責照顧自殺未遂的病人。
然而，20世紀最大的災難，對于猶太人來說，就是希特勒對猶太人的種族滅絕運動。因此，1942年維克多.弗蘭克爾及其全家被逮捕并被驅逐出境，并被關押在被稱為“死亡工廠”的集中營。維克多.弗蘭克爾在以后的三年里先后被關押在奧斯維辛、達豪等四個集中營里。
在集中營的時候，維克多.弗蘭克爾一直觀察和思考兩個問題，是什么讓人能堅強的活下來以及面對環境，人類是否有自由選擇的權利。
在集中營這樣極端的環境中，死亡隨處可見，死亡隨時發上，只剩下赤裸裸的人性展現。
在集中營的生活撕開了人類心靈并將其最深處暴露在外。在那里，維克多.弗蘭克爾觀察到那些能夠超越自己即時處境并能堅持一些有意義的事情——比如，關注與愛人的重聚——的人，比那些只看到他們的絕望和無效處境的人，更可能生存下去。
在集中營里，維克多.弗蘭克爾還發現，人類總是能夠選擇如何回應他們的處境，無論這些處境如何限制他們。“在這一生存實驗室里，”維克多.弗蘭克爾寫道，“我們看到和目擊了，我們的一些同伴行為非常卑賤，而另一些人舉止則像圣人。人在其內部都有兩種潛能：實現哪一種潛能，取決于他如何決定”。
在集中營的囚徒，從心理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集中營心理反應的第一階段：收容階段。這一階段顯露的癥狀是驚恐，有時，這種恐懼在進入集中營之前就已經產生了。精神病學中有一種被稱作“暫時性迷惑”的狀態。被宣布處決的人在行刑前的最后時刻會產生死刑可能暫緩執行的幻覺。囚徒們也抱著這樣的希望，相信最后的結果不至于太糟糕。
在第一階段，囚徒們否定自己的前半生。當囚徒們抱有的幻想一個接一個的破滅，出乎意料的是，大多數人開始被冷酷的幽默感戰勝。除了奇怪的幽默感，還有就是好奇。人們會好奇自己能否脫險，好奇自己將會粉身碎骨還是僅僅受一點輕傷。
幾乎每個人都動過自殺的念頭，這種念頭源于絕望的處境，源于時刻籠罩著的死亡危險和不斷接近他人死亡的事實。集中營的囚徒在恐慌的第一階段就已經不再懼怕死亡。
集中營的心理反應的第二階段：表現冷漠的階段。這期間，情感進入一種死亡狀態。在第一階段，某個囚徒往往不忍目睹別人被罰示眾，也不忍目睹泥潭里一排排囚徒在皮鞭的威懾下來回走幾個鐘頭。幾天或者幾周之后，這個囚徒的眼睛將不再躲避這一切。由于情感已經麻木，他看到什么都只會呆呆的站著不動。冷漠、遲鈍、對任何事情都漠不關心，這些癥狀最終會使他們對每天頻繁發生的酷刑折磨無動于衷。正是由于這種冷漠外殼的包裹，囚徒們才能真正的保護自己。這也是必不可少的自我保護機制。前途渺茫，所有努力和感情都投入到保全自己和他人的性命這件事情上。
雖然冷漠是這一階段集中營中的普遍現象，但是弗蘭克通過經歷發現：“有太多太多的實例（多具有英雄式的特質）足以證實：冷漠的態度是可以克服的，躁怒的情緒也可以控制。人有能力保持他精神自由及心智的獨立，即便是身心處皆處在恐怖如斯的壓力之下，亦無不同。”雖然，冷漠是人人自危、自我保護的一種普遍特征。但是，也有極少數人愿意把自己僅余的一片面包讓給別人。這種人在集中營中寥如晨星，卻己足以證明：人所擁有的任何東西，都可以被剝奪，惟獨人生中后的自由---也就是是任何境遇中選擇一己態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不能被剝奪。而這種內在的自由決定其是一個怎樣的人，這種結果并不完全是由客觀環境造成的。所以，內心的自由是不能被客觀條件所約束，并能超越客觀的限制的。
集中營的心理反應的第三階段：解放階段。在描述被解放以后的感受時，內心的緊張不安之后是徹底的放松，但要說囚徒們高興的發狂了那就錯了。那么到底發生了什么？
囚徒們并沒有意識到自己已經自由了，也不明白自由現在就屬于他們。他們已經喪失了快樂的能力，要慢慢的培養這種能力。一切都顯得不真實，不可能，像是在夢中一樣。他們不能相信這是真的。
消除在集中營最后那幾天急劇的心理緊張過程（就是從神經緊張到心里平靜）不是一帆風順的。在這一心理階段，很多人不太容易擺脫集中營生活中司空見慣的殘忍行為的影響。獲得自由后，他們覺得自己可以隨意而輕率的運用自己的自由了。對他們來說，唯一改變的是現在他們由北壓迫者成了壓迫者。他們是暴力和不公的施予者。他們痛苦經歷成了為所欲為的借口，這種情況在很小的事情中就能很清楚的看出來。當制止他們不要踩踏莊稼的時候，他們吼道：你甭說了！他們奪走了我們多少東西？我老婆和孩子都被毒死了，更別說其他了，你卻不許我踩幾根莊稼！
這一類人慢慢地才能被引導會常識性的真理，即誰也沒有權利為非作歹，哪怕別人曾經這樣對待你。只有當他們覺得集中營的全部經歷僅僅是一場噩夢而已時，他們最后的解放也就到來了。
維克多.弗蘭克爾在集中營里對“是什么讓人們在苦難中堅強的活下來”的這一問題的追問與思考，他開創了心理治療中的意義療法以及探討了苦難對于生命的意義。
意義療法認為，努力發現生命的意義正是人最主要的動力，而不是佛洛依德心理分析學說強調的快樂原則和阿德勒心理學派的追求卓越的說法。
對待生命，他只能擔當起自己的責任，因此，意義療法認為，負責任就是人類存在之本質。意義療法試圖使患者認識到自己的責任，因此必須使他決定自己為什么負責，對什么負責以及對誰負責。在這個決定的過程中，也體現了在面對環境時，人自由選擇的意志。
沒有人能夠解除你的磨難，替代你的痛苦。你獨特的機會就依存于自己承受重負的方式之中。人類總是有能力（1）將人生的苦難轉化為成就；（2）從短暫的生命中獲取負責任的行動的動力。即便一千個人中只有一個出現了這樣的轉化，誰敢保證這種轉化不會發生在你身上呢？
面對生活，面對環境，理清什么是我們負責的那一部分，什么不是我們負責的那一部分。對我們負責的部分，采取負責任的行動，對我們不能負責的部分，多一些接納，我們就可以在心靈自由的道路上，向前一步了！既然我們都承受了那么多的不得不的無奈和痛苦，那就讓我們的痛苦變得更有意義一些吧，要不然，豈不是白白痛苦了一場!如果我們能在無法更改的環境中尋找到痛苦的意義，那么我們的痛苦就變得有價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