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2017.1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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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慮＂是現代人普遍的現象，如書中所說:就生理和心理健康而言，生命的存續內在地服從于風險。人類行為受傳遞性經驗的影響如此之深，加之人類行動者自身所擁有的計算能的每個成員（原則上）都可能會被焦慮壓垮，令他們焦慮的是實實在在的生活所暗含的各類風險。

而＂信任危機＂在現實中無處不在，在這個現代化的社會中為什么信任顯得那么的脆弱。

隨著我國社會現代化程度的不斷提高，我們開始遭遇到更多西方社會在現代化進程中所遇到的種種社會問題，當我們走向西方社會學、哲學的經典作品時開始更真切地看清我們現在的社會鏡像。現代社會在高度物質化的同時讓我們倍感壓抑與焦慮，欲望化的社會導向使我們感覺到精神上的自我迷失，如何完成自我認同，在物欲化的激流中保持自我的本真成為我們極大的困惑，跟隨課程探索我們對自己所處的生存與生活環境進行深入的思考。

一、【自我：個體安全與存在性焦慮】

@自我認同的論述，必須從個體的心理構造的整體畫面來展開，采取分層模型

@兩個維度的評估：個體安全的評估和存在性焦慮的評估

實踐性意識：

@是個體安全感的認知

@是情感的依托

焦慮癥不指向客體的，本體的安全感處在很原始的狀態，不跟人鏈接，只跟物體鏈接，不傾向于跟情感鏈接，需要足夠的時間來現實的檢驗，完成主體的建構。

現代性焦慮的生成，吉登斯在著作的開篇首先探討了現代性發展中社會個體焦慮的生成。

面對現實世界，我們會懷疑自己的真實性、他人的真實性，懷疑區別的確定性──對身份和意志自由的懷疑，懷疑自己是有價值的、美好的；發現世界的不安全性，感到持續的、致命的威脅；展望和發展與他人的聯系變成痛苦的事。

繼續發展下去，他們的安全感閾限就會降低──一些對常人無特別意義的東西普通事件對于他們也變得重要，產生了一種非在的威脅。個體開始“生活在他自己的世界之中”，然而外部事件對于他的影響并非變小了而是變大了，他們的經驗世界與“正常人”的經驗世界出現了裂痕。

他們通常因存在性不安產生焦慮。一般來說，有三種基本的存在性焦慮：吞沒焦慮、爆聚焦慮、僵化和非人化焦慮。

1．吞沒焦慮──因為感覺生活中任何的人際聯系都會使其面臨喪失身份及自主性的而產生的焦慮。他們認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拯救自己。他們選擇孤獨，而不是正常的在以獨立性為基礎的獨立和聯系之間尋找自己與他人的平衡。他們害怕被正確理解，他人之愛比他人之恨更令其害怕──因為被愛意味著置身于強制性的承諾之下。

2．爆聚焦慮──現實必然是爆聚的（指向內部的爆炸），與現實的任何接觸都會使其所能設想的所有身份消失。個體感到自己像虛空一樣，他們渴望虛空被填充，但最終又仍是害怕，因為他們認為自己命中注定只能是無人無物。

3．僵化和非人化──個體恐懼被他人變成“石頭”，同時他們感到自己或多或少的已經被非人化，他們又對他人進行非人化進行自我保護。“他人之血”雖然是自己生存的前提，但也是自身存在的威脅。

“健全”與“瘋狂”的界線

健全與瘋狂的判定是由兩方面決定的：判斷者與被判斷者。而人與人總是存在普遍性、絕對性的沖突和誤會的。所以當對于某個人的身份認可存在的分裂過于顯著且無法調和時，某一方就會注定被解釋為：精神錯亂。

具有存在性不安的人在絕望的孤獨中體驗自己，并且他所體驗的自己并非是一個完整的人──而是以不同方式“分裂”了的人。這時他們就成為了精神分裂性個體。

分裂的方式有兩種：與環境的系統關系出現分裂，自身之間的系統關系出現分裂。他們沒有能力把自己與他人“一同”體驗，也無法將自己“置身于”環境中加以體驗。結果也許是只有脆弱聯系的心與身，也許是兩個或多個自我等等。

精神分裂性個體在他人面前會覺得比我們更暴露，比我們更脆弱，比我們更孤獨。他們認為自己透明而空虛，蒼白而脆弱。他們無力承受別人的眼光，好似會將他們看穿，將他們粉碎。這種極度的脆弱使他們變得越來越滿足于自我隱瞞。他們是絕望的──徹底的絕望。他們常認為自己從未得到過其他人的愛──所以他們要么是上帝，要么是魔鬼，要么是冤魂──遠離被愛。他們不需要我們以自身世界之內的經驗所做的理解，我們所能做的只有徹底承認他的獨特、差異、獨立、孤獨以及絕望。

二、【情感依托的高維表現】

創造性

@即在涉及先定的行為模式所具備的能夠在行動及思考上有所突破的能力，與基本信任有關

@信任本身在特定意義上便是創造性的，因為它需要一種敢于：“躍入未知領域”的執著精神，或是一種隨時準備接受新鮮體驗將自己托付于命運的狀態。

存在性的問題

本體意義上的安全是一種在無意識和實踐性意識層面回答根本的存在性問題的過程

@自由，并非人類個體之天賦的特征，而是源自人類對外在實現與個人身份認同之本體倫理解的獲得（克爾凱廓爾）

本體論是：尊重，鏈接，對自我完善的愿望，而不是自我否定與自我貶低。

@人類所獲得的自主性源自其對傳遞性經驗之范圍的拓展能力，即洞悉那些感官帶來的直接經驗以外的其他物體與事件之性質。

自主性是傳遞性范圍的拓展能力，你必須要有自主性，才會有拓展性，足夠的主體性，高品質的關系（缺乏自主性）

【情感依托】

@基本信任的建立與原初的鏈接——主我和賓語我的分化程度【分化的能力與信任的深度】

@核心客體（情感與本體安全的基礎）

第一個核心客體：是乳汁

@環境母親（連結性與防御性支架）

你的焦慮會引發被那頭焦慮的怪獸吃掉

@過渡空間與過渡客體（現實性檢驗的能力）

過渡空間與過渡客體越充分的人，他的現實性檢驗能力就越足夠。

情感的一般化狀態

@焦慮（忽視對象的存在—弗洛伊德）

@心智的活動品質的參數（能量的轉化與整合的程度）

有的孩子非常鬧騰，不是打壓，而是提醒，不要讓他肆意妄為，父母不侵犯，不強行冒犯孩子。

@焦慮與分離的源頭性格式

分離性焦慮：路徑式依賴

分離性焦慮：

共傾性的合作

共傾性鏈接

從本質上講，基本信任與時空在人際的組織上狀態相聯結，對養育者不同身份的覺知源自情感上對＂缺席＂的接受，即嬰兒對那些今后不再出現在其生活中的看護者之回歸抱有信念。基本信任的形成通過溫尼科特所說的“潛在空間”（事實上也是一種時空現象）而得以實現，這種空間在距離上把嬰兒和主要看護者區隔開，事實上卻把握

他們聯系在一起，潛在空間的出現，使嬰兒得以實現從無所不能狀態向掌握現實原則的過渡。然而，此處的“現實”不應僅僅理解為一個給定的他物而應該被視為一組通過要兒與看護者之間的相互關系而形城的經驗。

基本信任的建立是自我身份認同的精致化，同樣也是與他人和客觀世界身份認同的精致化之條件。嬰兒與看護者之間的潛在空間提供了否定其他客體作為“非我”的手段。從嬰兒與主要看護者相結合的階段起，嬰兒就把自身與看護者區分開來，而與此同時，看護者也降低了滿足嬰兒需要的持續的關心程度。這種分離為早期的非我（not－me）提供了自我呈現的潛在空間，在某些方面正與成年人心理治療中所達到的分離階段遙相呼應。在嬰兒早期的依戀中，如果信任和可靠性沒有出現種完整斷裂，那么就可能會導致嚴重的后果。在嬰兒和成人患者中，信任是一種模式，它應對的是隱含在潛在空間開放過程中出現的時空缺失。當然，有些時候，時空缺失也是被有意識造成的。例如，有的嬰兒患者被心理醫生允許可以與其看護者分開，這是因為心理醫生認為要培養這些要兒的自主性。

焦慮被理解為一種與他人反應以及自尊的出現有關的＂宇宙經驗＂，一旦基本安全體系建立起來，焦慮便會影響自我的內核，這也是為何個體難以使焦慮具體化之原因。由于與客觀世界之建構性特征相關的自我認知變得模糊不清，逐漸增加的焦慮感便會威脅到對自我身份認同的認知。只有依據基本安全體系———本體安全感之源泉———這唯一途徑，個體方能體驗到與包含著他人和他物的那個世界相關的自我，而這一世界經由基本信任在認知上被組織起來。

焦慮與恐懼（或是對外在建構客體之憂慮）之間的區隔，常常伴隨著人們對神經性焦慮與正常焦慮之間所作的進一步區分。然而，如果我們承認焦慮在根本上取決于無意識的活動，那么后一種區分似無必要。實際上，所有焦慮既是正常的也是神經性的：其正常性在于基本安全體系的機制總是囊括催生焦慮之因素；其神經性則在于焦慮“并無客體”，這是弗洛伊德常用的一個短語。焦慮對人的性格所產生的破壞性影響程度，或是在諸如強迫及病態恐懼行為中的表現程度，隨每個個體的心理社會發展程度之變化而變化，但這些特質卻不隨焦慮種類之變化而變化，相反，它們與焦慮之程度及與之相關聯的壓抑之性質有關。焦慮實際上根植于一種嬰兒害怕與原初看護者（常常是母親）相分離之恐懼中，這一現象對要兒來說，既會威脅正在形成的自我的內核，也會在更為普遍意義上威脅本體安全感的內核。對失去的恐懼—通過撫養者的時空缺席而形成的信任的消極面一——是早期安全體系之彌漫性特征。它進而與一種由被拋棄感而促發的敵意相聯系，這種拋棄感是愛的對立面，而愛則與信任相聯系催生出希望和勇氣。嬰兒由焦慮所引起之敵意可被簡單理解為對無助的痛苦反應。除非得到控制或引導，否則這種敵意會導致循環式的焦慮，尤其是當嬰兒的發怒激起撫養者反彈式的敵意時更是如此。

? 辨識（　identification）與投射（　projecton）構成了克服潛在的循環式焦慮和敵意的主要手段。辨識是具有偏愛性和情境性的一一對他者行為的特質或形式的承接，與焦慮生成形式的緩解或降低相關，辨識總是伴隨著緊張與不安，既因為它具有偏愛性特征且含有投射機制，還因為它基本上是對潛在焦慮的防御性反應。看護者缺席———基本信任賴以形成的時空關系一一——所導致的焦慮，是辨識得以形成的第一推動力，同時也是以把握客觀世界特征為目的的認知學習過程之開始。成為“他者之部分＂，意味著逐漸理解缺席以及“他者”作為一個獨立個體的意義。鑒于焦慮、信任與社會互動的日常慣例之間存在如此緊密之聯系，我們可以恰當地把日常生活的諸多儀式理解為應對機制。這一論斷并非意味著這些儀式可以用功能性術語來解釋，即不把它們理解為降低焦慮之手段（以及社會互動之手段），而是指這些儀式與人們如何從社會層面管理焦慮密切相連。戈夫曼對路人之間“公民冷漠”現象的觀察與卓越分析，有助于維持人們對普遍化信任的態度，而有賴于這種普遍化信任，公共場合中的互動方能順利進行。這是日常互動中現代性“如何得以體現”的基本構成要素，通過將其與前現代情境中的典型態度相比較，我們便能理解此種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