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等的職業了吧,古人說士農工商,又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就連以讀書為生的士,其也不得不靠“學得文武藝,獲與帝王家”來養家糊口,實現自己修齊治平的抱負。帝王既是文武百官的衣食父母,也是軍國大事的最終裁決者,說一不二,既不用為生計發愁也不必受領導的冤枉氣。多好!可偏偏有那么一些帝王,放著正事不干,非要自謀第二職業,學普通小民的樣子造桌子修板凳擼起袖子來砍豬肉,弄得好好的一個宮廷里烏煙瘴氣好不熱鬧。
漢靈帝劉宏是東漢末期有名的昏君,《出師表》中有句話,說一想起三國亂糟糟的局面,就“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二帝也”,說的就是他和他的老爹。讓人“痛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放著好好的皇帝不做,非要從事士農工商中最下賤的商業活動,“靈帝數游戲于西園,令后宮宮女為主客,帝身為商賈。”讓宮女扮成買主,自己扮成小販,雙方你來我往砍價還價,不亦樂乎。南北朝時期劉宋帝國的少帝劉義符,在位僅僅兩年的時間,照樣不耽誤抽出功夫來做點小買賣,“帝于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更令人叫絕的是晉惠帝長子愍懷太子司馬遹,人家也做買賣,但從來不用稱,“于宮中為市,使人屠沽,手揣斤兩,輕重不差。”用手掂量一下就能報出準確的斤兩而且絲毫不差,如果不是吹捧的話,肯定少不了豐富的實踐積累。最逗樂的還是唐中宗李顯,這位被母親奪權二十多年的窩囊皇帝,大概實在是找不著撒氣的地方了,繼位以后竟也喜歡上了做買賣,在當年兄弟殺哥哥的玄武門開設市肆,令宮女們“鬻賣眾物,令宰臣與公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猥褻。中宗與韋后觀之,以為笑樂”。可見,他開設商業街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為了看人家罵架。
當然這都是小打小鬧,純屬大皇帝的一時興起和個人愛好,然而到了明朝,偏房竟然成了正室,皇家還真就正兒八經地開起了店做起了“皇字號”生意。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太監于經奏請開設寶源、吉慶二皇店。所謂皇店,就是經皇帝特許并賜名號,由皇親、太監及權貴開設的客店。有的由官店、塌房(即瀕水為屋,以貯商貨的倉庫)改設,有的在皇莊附近或交通要道開設。皇店的業務與官店一樣,經營倉庫,供客商停放貨物,并榷斂商貨,兼為收稅機關。但是,不同于官店的是,皇店不受官府管理,其收入也不歸官府而入內府,即皇帝的“小錢柜”。更有甚者,有的皇店還放皇債經營高利貸(有皇帝做后臺,估計沒有收不回來的可能)。如此好的生財之道,大皇帝自然樂意支持,于是乎開設皇店之風一發不可收拾,不僅京畿有,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通州(今北京通縣)、張家灣、盧溝橋,山東臨清等地也紛紛效仿,最遠的甚至開到了山海關。因為是皇帝的買賣,業績自然差不了,正德當政時,皇店一年上交給內府的白銀竟達八萬余兩,這還不包括那些被實際經營皇店的太監和權貴說截留的,真可謂是財源滾滾。正德九年(1514年)春,乾清宮突發火災,宮內外皆成灰燼。右都御史楊一清、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大理寺丞袁宗儒、兵科給事中潘塤等人遂以此為由,先后上疏說之所以發生火災,是因為開設皇店擾害百姓所致,力請罷皇店。正德皇帝當然不愿意,奏議只好作罷。正德皇帝死后,萬歷皇帝嘉靖繼位,皇店雖一度削弱,但始終未能罷除。史載,直到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吏科左給事中張養蒙還上奏,“極諫時事缺失,謂奸宄實繁有徒,采礦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
到了清代,皇店依然還在,但僅限于宮苑之內,其意義似乎更多地轉移到了游樂上來。乾隆皇帝時,每逢新春便在同樂園開設買賣街,為期九天。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中生動地描述了園中買賣街的情景:“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爐,無所不備。甚至攜小筐售瓜子者,亦備焉。開店者俱以內監為之。古玩等器,皆先期由崇文門監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擇交入,言明價直,具于冊,賣去者給直,存留者歸其原物。各大臣入園游覽,皆競相購買,或入酒館飯肆哺啜,與在外等。肆中走堂傭保,皆挑取外城各肆之聲音洪亮,口齒伶俐者充之。每駕過肆門,則走堂呼菜,店小二報賬,司賬者核算,眾聲雜沓,紛然并作。”據稱,直到嘉慶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駕崩,此例始停。
遺憾的是,盡管大小皇帝們一個個前仆后繼在商業這條路上,似乎還沒有誰被尊稱為中國商業的祖師爺,而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商業,更是在消滅了皇帝以后才出現,也只好讓人“嘆息痛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