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應該是世界上最高等的職業了吧，古人說士農工商，又說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就連以讀書為生的士，其也不得不靠“學得文武藝，獲與帝王家”來養家糊口，實現自己修齊治平的抱負。帝王既是文武百官的衣食父母，也是軍國大事的最終裁決者，說一不二，既不用為生計發愁也不必受領導的冤枉氣。多好！可偏偏有那么一些帝王，放著正事不干，非要自謀第二職業，學普通小民的樣子造桌子修板凳擼起袖子來砍豬肉，弄得好好的一個宮廷里烏煙瘴氣好不熱鬧。

漢靈帝劉宏是東漢末期有名的昏君，《出師表》中有句話，說一想起三國亂糟糟的局面，就“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二帝也”，說的就是他和他的老爹。讓人“痛恨”的原因之一，就是他放著好好的皇帝不做，非要從事士農工商中最下賤的商業活動，“靈帝數游戲于西園，令后宮宮女為主客，帝身為商賈。”讓宮女扮成買主，自己扮成小販，雙方你來我往砍價還價，不亦樂乎。南北朝時期劉宋帝國的少帝劉義符，在位僅僅兩年的時間，照樣不耽誤抽出功夫來做點小買賣，“帝于華林園為列肆，親自沽賣。”更令人叫絕的是晉惠帝長子愍懷太子司馬遹，人家也做買賣，但從來不用稱，“于宮中為市，使人屠沽，手揣斤兩，輕重不差。”用手掂量一下就能報出準確的斤兩而且絲毫不差，如果不是吹捧的話，肯定少不了豐富的實踐積累。最逗樂的還是唐中宗李顯，這位被母親奪權二十多年的窩囊皇帝，大概實在是找不著撒氣的地方了，繼位以后竟也喜歡上了做買賣，在當年兄弟殺哥哥的玄武門開設市肆，令宮女們“鬻賣眾物，令宰臣與公卿為商賈，與之交易，因為忿爭，言辭猥褻。中宗與韋后觀之，以為笑樂”。可見，他開設商業街的目的不是賺錢，而是為了看人家罵架。

當然這都是小打小鬧，純屬大皇帝的一時興起和個人愛好，然而到了明朝，偏房竟然成了正室，皇家還真就正兒八經地開起了店做起了“皇字號”生意。明武宗正德八年（1513年），太監于經奏請開設寶源、吉慶二皇店。所謂皇店，就是經皇帝特許并賜名號，由皇親、太監及權貴開設的客店。有的由官店、塌房（即瀕水為屋，以貯商貨的倉庫）改設，有的在皇莊附近或交通要道開設。皇店的業務與官店一樣，經營倉庫，供客商停放貨物，并榷斂商貨，兼為收稅機關。但是，不同于官店的是，皇店不受官府管理，其收入也不歸官府而入內府，即皇帝的“小錢柜”。更有甚者，有的皇店還放皇債經營高利貸（有皇帝做后臺，估計沒有收不回來的可能）。如此好的生財之道，大皇帝自然樂意支持，于是乎開設皇店之風一發不可收拾，不僅京畿有，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通州（今北京通縣）、張家灣、盧溝橋，山東臨清等地也紛紛效仿，最遠的甚至開到了山海關。因為是皇帝的買賣，業績自然差不了，正德當政時，皇店一年上交給內府的白銀竟達八萬余兩，這還不包括那些被實際經營皇店的太監和權貴說截留的，真可謂是財源滾滾。正德九年（1514年）春，乾清宮突發火災，宮內外皆成灰燼。右都御史楊一清、南京禮科給事中徐文溥、大理寺丞袁宗儒、兵科給事中潘塤等人遂以此為由，先后上疏說之所以發生火災，是因為開設皇店擾害百姓所致，力請罷皇店。正德皇帝當然不愿意，奏議只好作罷。正德皇帝死后，萬歷皇帝嘉靖繼位，皇店雖一度削弱，但始終未能罷除。史載，直到萬歷二十四年（1596年），吏科左給事中張養蒙還上奏，“極諫時事缺失，謂奸宄實繁有徒，采礦不已，必及采珠；皇店不止，漸及皇莊”。

到了清代，皇店依然還在，但僅限于宮苑之內，其意義似乎更多地轉移到了游樂上來。乾隆皇帝時，每逢新春便在同樂園開設買賣街，為期九天。李岳瑞《春冰室野乘》中生動地描述了園中買賣街的情景：“凡古玩估衣，以及酒肆茶爐，無所不備。甚至攜小筐售瓜子者，亦備焉。開店者俱以內監為之。古玩等器，皆先期由崇文門監督，于外城各店肆中，采擇交入，言明價直，具于冊，賣去者給直，存留者歸其原物。各大臣入園游覽，皆競相購買，或入酒館飯肆哺啜，與在外等。肆中走堂傭保，皆挑取外城各肆之聲音洪亮，口齒伶俐者充之。每駕過肆門，則走堂呼菜，店小二報賬，司賬者核算，眾聲雜沓，紛然并作。”據稱，直到嘉慶四年（1799年），乾隆皇帝駕崩，此例始停。

遺憾的是，盡管大小皇帝們一個個前仆后繼在商業這條路上，似乎還沒有誰被尊稱為中國商業的祖師爺，而中國真正意義上的商業，更是在消滅了皇帝以后才出現，也只好讓人“嘆息痛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