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 凡塵亦精彩
一、詩書傳世
中國的佛教界可不是只出那些講大道理、坐枯禪的和尚，歷史上從來不乏滿腹詩書、才華橫溢的僧人，他們以佛性養(yǎng)心，用詩書抒意，同樣在人們心中留下了個性鮮明的形象。
先說說“詩僧”，這可是一個在中國文化長河中頗具規(guī)模的群體，據統計，在《全唐詩》、《全唐詩補編》等輯錄中，留下名字的僧侶詩人有360多位，作品近4600首，這可是個不小的數字。值得一提的是，“詩僧”的稱謂，可不是指那些偶爾創(chuàng)作出一兩首詩的僧侶，而是指以詩作而著名的僧人。
詩僧之中，最有名的要數賈島、皎然和以“白話詩”著稱的王梵志了。
1. 賈島
賈島（公元779～843年），河北范陽人。其實賈島并不算是一個典型的僧人，他只是在年輕時做過一段時間和尚，當時法名無本。
賈島的出家，是在屢試不第的情況下，迫于生計而委身佛門，后來還是在科舉上有了成就，走上仕途了。賈島在佛法上雖然并無作為，但他那顆喜好清靜的心，或多多少都受過佛門的影響吧。
喜好清靜的賈島，有一次前往長安城郊拜訪一位名叫李凝的朋友，而恰逢李凝不在家，賈島詩興突發(fā)，便有了那首唐詩中的名作《題李凝幽居》：
閑居少鄰并， 草徑入荒園。
鳥宿池邊樹， 僧敲月下門。
過橋分野色， 移石動云根。
暫去還來此， 幽期不負言。
訪友不遇的小事，在賈島筆下別有韻味。夜深人靜，月光皎潔，“荒園”之外，敲門驚宿鳥，歸途飄流云，好一份幽然。這首詩的點睛之筆便是“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而其中的“敲”字更是經過賈島的“推敲”、韓愈的指點而來，可謂是詩作中的千古佳話了。
2. 皎然
皎然（公元730～799年），俗姓謝，字清晝，湖州（浙江吳興）人，是南北朝時詩人謝靈運的十世孫。
皎然年輕時受家學影響，在儒學和詩文上有了很扎實的基礎，他前期的詩作也與祖先謝靈運相似，具有明顯的田園風格。
二十五歲時，皎然在靈隱寺的守真律師門下出家，開始學的是律，后來轉而學禪。雖然身為僧人，皎然卻始終沒有放下文學創(chuàng)作，可以說是佛法、詩文“兩手抓”，因此，《宋高僧傳》里稱贊他“文章雋麗，時號為釋門偉器哉！”
與賈島類似，皎然的代表作也是尋訪友人不遇而寫下的，即《尋陸鴻漸不遇》：
移家雖帶郭，野徑入桑麻。
近種籬邊菊，秋來未著花。
扣門無犬吠，欲去問西家。
報到山中去，歸來每日斜。
陸鴻漸便是被后人譽為“茶圣”的陸羽，是皎然的好友。得知陸羽把家遷到了幽靜的城郭之旁，皎然前去拜訪，但叩門無人應，從鄰居家得知陸羽是去山里了，回來總是要到落山時候的。詩的前兩句寫陸羽新居的景，后兩句寫自己尋人不遇的事，言辭簡練，毫無修飾，讀來讓人覺得流暢而瀟灑。詩句瀟灑，其實也襯出了陸羽為人之瀟灑，當然，也向我們展示了詩僧皎然內心的那份淡然。
3. 王梵志
王梵志（隋末唐初人，生卒年不詳），衛(wèi)州黎陽人（今河南浚縣）。
關于王梵志，正史中幾乎沒有記載，他的事跡原本鮮有人知，直到近代，開始崇尚白話文的學者胡適等人才利用《太平廣記》和敦煌出土的一些資料對這位“白話詩詩人”的始祖王梵志進行了考證。
王梵志少年時正值隋末戰(zhàn)亂，家道中落的他從此一直過著窮困潦倒的生活。歷經各種苦難后，王梵志中年時出家為僧，但他并沒有在寺廟中做一個念經守戒的和尚，而是繼續(xù)漂泊流浪，用自己的詩作四處傳道，直至終老。
雖然《全唐詩》里并沒有收錄王梵志的作品，但是從后人的評詩文章、敦煌書卷甚至日本的中國詩作記載中都可以發(fā)現他的詩。王梵志的詩走的是“絕對通俗派”的路線，在詩作里，他譏諷惡吏、頌揚教化，深得平民大眾喜愛，比如說“長幼同親敬，稱尊莫不遵；但能行禮樂，鄉(xiāng)里自稱仁”，與教育后生的民謠無異。
因為符合大眾口味，他在他的通俗詩里講佛法就比一般和尚講枯燥佛經更能宣傳佛學義理。尋常百姓誰聽得懂“之乎者也”的文章，估計聽到高坐壇上的大和尚講一句“如是我聞”就受不了了，相反，還是念念王梵志的“尋常勤念佛，晝夜愛書經；心里無蛆佇，何愁佛不成？”舒服些。因此，后世許多高僧在給大眾講經時都不忘引用王梵志的詩作。
胡適當年最欣賞王梵志的這幾句詩：
昔我未生時，冥冥無所知。
天公強生我，生我復何為？
無衣使我寒，無食使我饑。
還你天公我，還我未生時。
佛家講“我”即是“人”，詩里是替苦難人民抱怨，這是心懷大眾的佛性體現，而文詞之間也不乏一種狂氣與不羈，想王梵志其人一生也應如斯。
除了詩，佛門中在書法上有造詣的僧人也不在少數，我們前邊說到的明末高僧憨山德清和破山海明（合稱“清明二老”）就都有書法作品傳世。當然，要說到“僧人書法家”，那就非懷素莫屬了。
懷素（公元725～785年），俗姓錢，字藏真，永州零陵人。
懷素十歲出家，從小除了禮佛，十分喜愛書法，他后來自己也在《自敘帖》中說“幼而事佛，經禪文暇，頗喜筆翰”。
雖然境況貧寒，但是有了這份“頗喜”，再大的阻礙也無所謂了，沒錢買宣紙，小懷素干脆就在芭蕉葉上寫！他在寺院里種了很大一片芭蕉樹，芭蕉長大后，他摘下大葉子練字，后來看葉子摘下來太可惜了，就直接站在外邊寫在新鮮的葉子上。懷素練字十分刻苦，被他寫壞的筆都是不計其數的，他便把寫禿的筆埋在一塊兒，命名為“筆冢”，為筆立冢，其癡迷可見一斑。
懷素雖然是個和尚，卻不禁酒肉，但可絕不是尋常的“酒肉和尚”，與他相交的是大詩人李白、杜甫、蘇渙等人，請他上座的是當世的名流貴胄之輩。相傳懷素性好酒，還很能喝，酒興起來，拿起大筆，是不分墻壁、器皿，任意揮寫，狂態(tài)恣然，比晉王羲之還瀟灑幾分，倒與“草圣”張旭十分神似，所以時人把他與張旭并稱“張顛素狂”。
懷素的字，是名副其實的“狂草”，用筆圓勁有力，奔放流暢，一氣呵成，宋代的大書法家米芾在《海岳書評》中說：“懷素如壯士拔劍，神采動人，而回旋進退，莫不中節(jié)”，這可是行家的評價。懷素的好友李白也寫過詩歌贊他，“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中山兔（李白《草書歌行》）”，聽來頗具武俠中的神通筆力，按意境也全是道家風采，當然這與李白詩的風格有關，但當聯系到懷素這么多年的佛家禪學時，不能不說這是性空無礙的佛學（禪學）思想影響潛化而來。話說回來，雖然是“狂草”，但懷素的字相較其他草書書法家的作品錯漏很少，不論是小字流云的《四十二章經》、還是大字飄逸的《自敘帖》都是章法完整，也得到了后世公認。
可以說，懷素把佛法與書法聯系了起來，達到了一個比羲之多空逸、比張旭多莊謹的新的書法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