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劇院和嘉年華

“我能感受到這是一群很專業的演員在演一個很牛逼的劇本，然而我實在看不進去”

“逗趣的地方不那么好笑，嚴肅的地方我又覺得自己是個文盲。”

“明明是翻譯的本子，為什么英文那么直白，中文我反而看不懂什么意思”

朋友的這些問題，我還可以用這里的戲選擇的取向去掙扎著回答一下。

甚至還有這些：

“這些演員說人名字的時候為什么中英交錯？你要不然Neli Postman，要不然尼爾·波茲曼，Neli 波茲曼是什么鬼”（僅做示例）

“這些嘉年華演員妝都不帶，穿個T恤就來表演那些課堂內容？這也能叫嘉年華？”

“幾個高三學生在青年競演的舞臺上模擬性交姿勢，滿口迷茫，真心是作業太少”

這些最直接的問題，感覺僅僅憑借什么“這里的劇本身需要一些文本閱讀和做一些功課”“嘉年華和青年競演是在鼓勵年輕創作者”我連自己都很難說服，更不要去說說服朋友了。

最后在“那既然嘉年華這種路數都可以來，為什么大劇院戲的非要讓我覺得自己跟個文盲一樣呢？”這樣的問題下我終于敗下陣來，不再掙扎。

往年都是跟比我專業的人來看戲，一直沒看到口碑特別差的劇目，所以基本都以期待的態度面對每一出戲，做些功課，似乎形成了這個戲進入難那就多讀書的思維定勢。

直到昨天跟這次跟我一起去烏鎮的朋友聊這次烏鎮之旅的時候才意識到，原來在一個#樂于嘗試戲劇節氛圍#的人chi民gua大qun眾zhong眼中，這里還有這那么多高傲和不友好。

（更不要說拉我們去機場的司機師傅在聽我們聊一了一路#現代戲劇藝術#之后看到我們終于下車之后的如釋重負）

（二）小鎮對話與戲劇觀

另外今年某些劇目的導演在小鎮對話的模塊表現的也差強人意，尤其以我國的一些青年導演為最。在關于亞洲戲劇傳統與創新的小鎮對話上，來自日本和印度的兩位年輕導演都在談我們應該用當代的話語體系去創作那些當代觀眾愿意接受的戲劇。甚至那個來自印度的小哥認為繼承傳統不應該是當代戲劇導演的包袱。

我當時的第一反應是，果然是多文化背景下成長出來的青年導演，我理解這種想法，確實在無法贊同。畢竟現代性不應該是東西方戲劇殊途同歸的墳墓。

當然這個更多是個人的口味和認知。

但在下一場關于莎士比亞的小鎮對話中《李爾王》的導演竇輝抖了個特別無聊的樂子，我就是覺得這個戲的名字好聽。

以及當讓《大雞》的導演談談這部戲的時候，陳明昊說我再也不想回想了。

這里真的讓人想質疑這些所謂新銳導演的戲劇觀。

長久以來，劇作家通過面對生活中的問題和困境來創作人物，觀眾通過跟演員的互動正視內心的問題與困境；大家在劇場相遇，是情緒的共振。

正如曾有記者采訪霍金問他：什么感動過你？霍金回答說：遙遠的相似性。也許霍金看到的是星云，但所有的文學作品、音樂、戲劇都是為這六個字而生的。我們創作、我們觀看、我們參與都是為了期待相似戰勝遙遠。

而現代藝術似乎走向了一種困境，形式的裹挾、文本的解構、結構的離散，使得那些相似的熟悉的部分變得難以進入。

在《啟蒙辯證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說： “社會所依憑的每個人，都帶上了社會的烙印：他們看似自由自在，實際上卻是經濟和社會機制的產品。”

于是我們看到的戲劇，尤其是當代戲劇究竟是保有為思想而藝術的高峰，還說早已摔落在文化工業的泥沼。那些被所有觀眾喜愛的作品到底是藝術的最高境界還是審美退化的商業拜物教，到真的是個無法言說的問題。

（三）觀眾與消費者

期間還跟其他來烏鎮看戲的小伙伴聊到張魯一迷妹追明星甚至影響到了劇院秩序這個話題。

我們的態度比較分明，來劇院就要尊重劇場的規則。尤其是在沉浸式演出中，每一個觀眾的表現都在影響其他觀眾和演員。這不同于真人秀、演唱會，然而我悲觀在劇場對觀眾的培育速度永遠比不上商業對粉絲的縱容。

但是跟我一起來的朋友卻這么跟我說：你們賣票的時候沒說迷妹不能來，追星不能來。我花錢買票就愛看張魯一又怎么了。

誠然，作品放到市場上，就應該接受各種觀眾和評價，但如果我們只能通過抬高戲劇作品本身的門檻來篩選觀眾，又似乎可悲了一些。

在聽到有人將賴聲川主持的小鎮對話買到了八百，而且不是黃牛，是二十多歲的自稱來看戲的年輕人。有這樣的黃牛我可以理解，有這樣的觀眾，我真的想問一句烏鎮戲劇節到底怎么了。

的確月亮只有一個，可去向月亮的方向和道路卻有很多。我們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去靠近，大家在深夜爬上城墻，仰望同一個月亮，各自忍受沿途的痛苦。

只是那個早早架著梯子收過路費的是什么情況？

又或者哪一天突然有人告訴你，頭頂的那個并不是真正的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