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希爾、多爾和溫德爾、格雷厄姆所采取的實驗設計從思路方法上來說是類似的。所以這里只簡單介紹一下希爾、多爾的實驗設計，再來探討一下這個實驗的缺陷在哪里。

希爾和多爾從倫敦及周邊的20家醫院篩選出肺癌患者作為病例組，選出其他疾病的患者作為對照組，每家醫院有一名社工對病人進行訪談。訪談的問題包括煤氣廠離病人家的遠近、吃炸魚的頻率、晚餐是否更喜歡吃炸培根、香腸或火腿。在這一堆問題中，暗藏了關于吸煙習慣的調查。統計訪談表可以發現是否有某一習慣與癌癥相關。

1948年5月1日，共收回了156份訪談結果，這些結果通過數據分析，只找到一個和肺癌有可靠的，無可爭辯的關聯——吸煙。接下來幾個月更多的訪談結果呈遞上來，更強化了這個關聯。有趣的是，調查者之一的多爾也是一個煙民，面對自己收集的數據，他無法再自我安慰，在調查中期他把煙戒了。

這種調查方法的問題在哪里呢？最大的問題在于，它是回顧性調查。一個肺癌病人，我們獲知他曾經吸煙，這只能說明肺癌與吸煙之間有潛在關聯，但不能反過來說吸煙導致肺癌的概率有多大。另外，回顧調查容易產生偏差，如果肺癌患者高估了他們曾經的煙癮，如果統計員不自覺強化了（或忽略了）某一相似習慣的數據，結果就變得不可信。

對這個調查的缺陷，希爾自己非常清楚。我們假想這樣一個實驗：一群人被隨機分成兩組，一組強制吸煙，一組強制禁煙。然后跟蹤這兩組人群的肺癌發病率。這樣便可以證明吸煙與肺癌之間的因果關系。但是這樣違背醫學倫理的人體實驗，希爾想都不敢想。怎么辦呢？希爾想到，可以跟蹤現實中的人群，對他們加以標記，并跟蹤。幾年后，機遇出現了。

50年代，英國醫療衛生系統實現了6萬多名醫生集中注冊，每次有注冊醫生去世，會登記會員詳細死因。這是一個天然的“實驗室”。1951年10月31日，希爾和多爾給59600名醫生寄去了調查問卷，問卷設計得很簡單：受訪者的吸煙習慣和估計的吸煙量。他們收到了41024名醫生的回信，經過統計，他們把這4萬余名醫生分為吸煙者和非吸煙者兩組，人群中每次有醫生去世，他們就聯絡登記處確認死因，如果是肺癌，他們就在統計表記錄下來?，F在，希爾和多爾可以坐下來實時觀察數據的變化了。

從1951年10月到1954年3月的29個月里，這個人群中發生了789例死亡，其中36例死于肺癌。翻閱這36例肺癌死亡者的統計表，結果一目了然：所有肺癌死亡病例都發生在吸煙者中。36:0，兩組的差別太過明顯，本來設計的統計分析都還沒派上用場就完成了證明。

1956年，希爾和多爾發表了他們對肺癌的前瞻性研究。好像是命運的安排，就在同一年，美國成年人吸煙率達到空前的頂峰：45%。

戰爭通常會刺激兩種產業——軍火和煙草業。二戰大戰確實有利促進了煙草業的發展，40年代中期香煙銷量攀升到極高水平。同時，戰后隨著士兵解甲歸田，他們把對香煙的沉迷帶回了本土。乘著戰后經濟復蘇的東風，煙草公司投入大量資金進行廣告宣傳，50年代初，煙草業已成為實施市場細分營銷策略的先驅之一。城鎮職工、家庭婦女、移民、非裔美國人，不同的身份，有不同定位的香煙。最妙的是，煙草公司甚至設計了針對醫生的香煙，廣告里說：“醫生愛抽駱駝牌香煙。”醫學期刊上常常登載著香煙廣告，醫生在美國醫學協會的年度會議上排隊免費領取煙草展臺派發的香煙。

雖然希爾和多爾這幾年間的研究結果并沒有引起醫學界、各種健康組織的足夠重視，但煙草業從來沒有掉以輕心。1955年，萬寶路（及多個香煙品牌）推出帶有過濾嘴的香煙，以加強消費者的安全感。更早時候，在希爾、多爾發表他們的前瞻性研究三年前，也就是1953年12月28日，幾家主要煙草公司的負責人約在紐約廣場酒店會晤。他們感覺到負面輿論將會接踵而來，不能坐以待斃，必須開展主動的大反擊。

煙草業犀利的反擊開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