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格爾對于古今悲劇，最推崇希臘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安提戈涅的哥哥因為爭王位，借重敵國的兵攻擊他自己的祖國忒拜，他在戰(zhàn)場上被打死了。忒拜新王克瑞翁懸令，如有人敢收葬他，便處死罪，因為他是一個國賊。安提戈涅很像中國的聶嫈，毅然不避死刑，把他哥哥的尸骨收葬了。安提戈涅又是和克瑞翁的兒子海蒙訂過婚的，她被絞后，海蒙痛恨她，也自殺了。

在《給青年的十二封信中》，朱光潛有一篇文章關于解脫。是以黑格爾對古今悲劇的看法為切入點，黑格爾乃是拿學說論文學，而朱光潛卻借以來印證實際生活，很有一番意味。

黑格爾以為凡悲劇都生于兩理想的沖突，而《安提戈涅》是最好的實例。就克瑞翁說，做國王的職責和做父親的職責相沖突。就安提戈涅說，做國民的職責和做妹妹的職責相沖突。就海蒙說，做兒子的職責和做情人的職責相沖突。因此沖突，故三方面結果都是悲劇。

借黑格爾的觀點推而廣之，作者說，人生又何嘗不是一種理想的沖突場？

1、人生不過是理想的沖突場

舞臺上的悲劇生于沖突之解決，而人生的悲劇則多生于沖突之不解決。

所謂，“魚，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生活中，無論是舍魚而取熊掌，還是舍熊掌而取魚，皆可避免悲劇的發(fā)生；而這個悲劇和舍生取義的悲劇全然不同。

舍生取義的悲劇，與剛剛提到的希臘三人物的行為多少有些吻合，他們在各自的沖突中做出了選擇，令人惋惜又不乏壯美。可魚和熊掌皆不舍的悲劇，則是因為人們在“沖突”中郁郁不得脫的痛苦。

一個“舍”字，歷來是人們極難做到的。所謂“舍得”，有“舍”才有“得”，是為許多人看不透。

很多時候，人們明知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卻又放不下正握在手中的。哪怕手里的東西是雞肋“食之無味”，卻因為“棄之可惜”而痛失真正的心之所向。

作者說，這不是“見不到”而是“擺脫不開”。“擺脫不開”便是人生悲劇的起源。畏首畏尾，徘徊歧路，心境多苦痛，事業(yè)亦不能成就，如此，不是悲劇是什么？

2、消極說是“擺脫得開”，積極說是“提得起”、“拿得住”

說起“擺脫”，在我們當下的生活中很容易被歸入“消極說”。

比如，為了追求看似飄渺不現(xiàn)實的夢想，放棄工作、前景，甚至家庭、親友。像《月亮和六便士》中的思特里克蘭德，像當太子時恍然解悟人生虛幻的釋迦牟尼。

乍看下兩者雖說差別極大，卻又有著驚人的相似。因為他們所放棄的不僅是慈父、嬌妻、愛子等親人之間的情意，更放棄了為人的安逸與享樂，只一心追求心之所屬。如此，說他們消極便未免太過苛責、太過牽強。

認定一個目標，便專心致志走向那里，其余一切全都置之度外，這難道不是成功的秘訣，不是擺脫煩惱的秘籍？

其實，人人都曾有夢想，特別是當一個人青春年少時，其夢想愈大膽。可矢志不渝將夢想堅持到底的人卻鮮少矣。就是因為通過許多年在社會上的磨礪，人們擔憂的過多，放不下的太多。其中最甚的便是怕前途未卜，怕生存堪憂。這便是“提不起”、“拿不住”。這樣的人自然一生沒什么大風浪，卻是平庸無奇，甚或因此而苦不堪言也未可知。

唯有像思特里克蘭德、像釋迦牟尼那般為人生追求而擺脫一切；像蘇格拉底、像屈原文天祥，為了保持人格而擺脫一切；像猶太教徒斯賓諾莎為真理為學問擺脫一切，像卓文君為愛情擺脫一切的人，方是“提得起，拿得住”之人，方值得無數(shù)人敬仰。

3、文章之術在知遺漏，生活也要知所遺漏

朱光潛尚在年幼時一位最敬愛的國文教師看出其不知擺脫的毛病，曾于課卷之后評語之：長槍短戟，用各不同，但精其一，已足致勝，汝才有偏向，姑發(fā)展其所長，不必廣心博鶩也。

作者說，十年以來，說了許多廢話，看了許多廢書，做了許多不中用的事，走了許多沒有目標的路，多嘗試，少成功，回憶師訓，殊覺赧然。

到這里，可見朱光潛先生為了勸誡青年懂“擺脫”可謂用心良苦，其論證無所不及。文章最后，他將論點先引向自己又回到大眾，相當耐人尋味。

他說，冷眼觀察，世間像我這樣暗中摸索的人正亦不少。大節(jié)固不用說，請問街頭那紛紛群眾忙的為什么？為什么天天做明知其無聊的工作，說明知其無聊的話，和明知其無聊的朋友假意周旋？在我看來，這都是“擺脫不開”。因為人人都“擺脫不開”，所以生命便成了一幕大悲劇。

一句話，我們不僅要活著，還要好好活著，有品質有價值有意義地活著。故而，生活中知所遺漏，十分重要。

可見，從生存大義，到心之向往，再到日常的工作、生活、社交、娛樂，“擺脫”之念無時不可離你我之左右。唯懂“擺脫”，方得“解脫”；唯“放得下，拿得起”，方得順心順意；唯一切隨了心意，方能擺脫人生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