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理性是什么

理性始于思想與說話。人類是從本能生活中解放出來的。依本能為活者，其生活工具寄寓于身體，是有限的。而人則于身體外創(chuàng)造工具而使用之，為無限的。依本能為活者，一生下來便有所能，而止于其所能，是有限的。而人則初若無一能，其卒也無所不能——其前途完全不可限量。

各種本能都是營求生活的方法手段，——皆是有所為的。當人類向著理智前進，其生命超脫于本能，即是不落于方法手段，而得豁然開朗達于無所為之境地。他對于任何事物均可發(fā)生興趣行為，而不必是為了生活。

蓋理智必造乎“無所為”的冷靜地步，而后得盡其用。本能生活，行乎其所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不須操心自不發(fā)生錯誤。而人類生活處處有待于心思作用，即隨處可致誤。錯誤一經自覺，恒不甘心。沒有錯誤不足貴；錯誤非所貴，錯誤而不甘心于錯誤，可貴莫大焉。

（二）、兩種理和兩種錯誤

西洋偏長于理智而短于理性，中國偏長于理性而短于理智。從前中國人常愛說“讀書明理”一句話。這個理不煩解釋，中國人都明白的。它絕不包含物理的理、化學的理、一切自然科學的理。卻同此一句話，在西洋人聽去，亦許生出不同的了解吧。中國有許多書，西洋亦有許多書；書中莫不講到很多理。但翻開書一看，卻似不同。中國書所講總偏乎人世間許多情理，如父慈、子孝、知恥、愛人、公平、信實之類。若西洋書，則其所談的不是自然科學之理，便是社會科學之理，或純抽象的數(shù)理與論理。因此，當你說“讀書明理”一句話，他便以為是明白那些科學之理了。

科學之理，是一些靜的知識，知其“如此如此”而止，沒有立即發(fā)動什么行為的力量。而中國人所說的理，卻是在知識人們的行為動向。它常常是很有力量的一句話，例如“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臨財毋茍得，臨難毋茍免”它盡可是抽象的，沒有特指當前某人某事，然而是動的，不是靜的。

動物倚本能而活，幾無錯誤可言，更無錯誤之自覺；錯誤只是人的事。人是極其容易錯誤的，其錯誤亦有兩種。譬如學校考試，學生將考題答錯了，是一種錯誤——知識上的錯誤。若在考試上舞弊行欺，則又是另一種錯誤——行為上的錯誤。前一錯誤，于學習上見出低能，應屬智能問題；后一錯誤，便屬品行問題。智能問題出于理智有關，品行問題與理性有關。

兩種錯誤，人皆容易有，不時的有。這是什么緣故？蓋錯誤生于兩可之間，兩可不定，則由理智把本能松開而來。生命機械的地方，被松開了；不靠機械，而生命自顯其用；那自然會非常靈活而處處得當，再好沒有。然生命擺脫于機械之久，就有興奮與懈惰，而不能恒一。那松開的空隙無時不待生命去充實它；一息之懈，錯誤斯出。

人之不免于錯誤，由理智；人之不甘心于錯誤，由理性。兩種錯誤人皆容易有，不時地有。今日科學發(fā)達，智慮日周，而人類顧有自己毀滅之虞，是行為問題，不時知識問題；是理性問題，不是理智問題。

（三）、中國民族精神所在

孔子態(tài)度平實，所以不表樂觀，惟處處教人用心回省，即自己訴諸理性。孟子態(tài)度軒豁，直抉出理性以示人。日本學者五來欣造說：在儒家，我們可以看見理性的勝利。儒家所尊崇的不是天，不是神，不是君主，不是國家權力，并且亦不是多數(shù)人民。只有將一些（天、神、君、國、多數(shù)），當做理性之一個代名詞用時，儒家才尊崇它。就在儒家領導下，二千多年間，中國人養(yǎng)成一種社會風尚，或民族精神，這種精神，分析言之，約有兩點：一為向上之心強，一為相與之情厚。像歐洲中古之世，宗教權威強盛，宰制了人心，到近代歐洲人，誠然其個人意識覺醒活動了，卻惜其意識只在求生存求幸福，一般都是功利思想。中國人肯定人生而一心于現(xiàn)世，這就與宗教出世而禁欲者，絕不相涉。然而他不看重現(xiàn)世幸福，有其貶斥了欲望。他自有其全付精神傾注之所在。儒家蓋認為人生的意義價值，在不斷自覺地向上實踐他所看到的理。

中國之所尚，在圣賢；西洋之所尚，在偉人；印度之所尚，在仙佛，社會風尚民族精神各方不同。凡是一種風尚，每每有其擴衍太過之外，有其是日久不免機械化，原意盡失，只余形式。這些就不再是一種可貴的精神，然而卻是當初有這種精神的證據(jù)。

——梁漱溟《中國文化要義》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