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我們探討了商業競爭與轉型的目標設定與路徑選擇，今天進一步，思考大戰略確定后的策略問題。說到策略問題，戰史上有一個廣為人知的案例：長平之戰。公元前262年，秦趙兩軍為爭奪上黨而開戰，并迅速發展成為兩國的戰略決戰。，秦以王龁為帥，趙以廉頗為帥相持于長平三年。之后，秦國使反間計誘使趙國派出“熟讀兵書”的趙括取代廉頗，貿然出戰，結果招致大敗，趙卒被坑四十萬。從此，關東諸國完全喪失了對抗秦軍的能力，秦一統天下只剩下時間問題。這個戰例說明的問題，正是克勞塞維茨提出的第四條法則。

法則4、戰爭理論不是死板的規定而應是一種考察

克勞塞維茨認為，“企圖為軍事藝術建立一套死板的理論，好像搭起一套腳手架那樣來保證指揮官到處都有依據，這是根本不可能的。”

這道理按說很容易懂，不管是戰場還是商場，敵情我情千變萬化，更不用說時不時還會冒出幾個攪局的，哪有什么百分百的成算。問題是，歷朝歷代，還真有不信邪的。宋遼戰爭時，宋太宗就喜歡“圖陣形，規廟勝，盡授紀律，遙制便宜，主帥遵行，貴臣督視”。更牛逼的是，此君還親自研發過一種據說能一招鮮吃遍天的戰陣，叫做“平戎萬全陣”。結果呢？據說擺開此陣需要步兵11萬零280人，騎兵3萬零650人，布防大車1440輛，正面展開寬度為17里，也就是說，只能在寬達二十里左右的一片大平原上才能完成此陣。問題是契丹、西夏那些游牧戰士啥時候能那么配合呢？

同樣的，當下熱門的互聯網思維，是不是要一字不漏地照搬照用？“專注、極致、口碑、快”，就說這字數最少的“快”，是不是絕對真理？按雷軍的說法，快就是一種力量，你快了以后能掩蓋很多問題，企業在快速發展的時候往往風險是最小的，當你速度一慢下來，所有的問題都暴露出來了。那么，如果快不起來呢，一俊遮百丑的俊可就沒了。另外，快與極致，至少在理論上是對立關系，怎么處理這兩者關系？雷軍做小米用了四年，山寨蘋果只要一宿，這算快還是慢？這就是必須活學活用的地方。

實際上，《戰爭論》就是一部充分運用德國早起辯證法思想，總結戰爭經驗并預言相對理論化的著作。為消除戰爭的理論與實踐之間的矛盾，克勞塞維茨就提出，“理論應該培養未來的指揮官的智力，或者更正確他說，應該指導他們自修，而不應該陪著他們上戰場，這正像一位高明的教師應該引導和促進學生發展智力，而不是一輩子拉著他走一樣。”換言之，理論是為了確定思考的方向，而不是用來劃跑道。

法則5、運用戰爭史例的兩條原則

第五條其實跟第四條密切關聯，研究兵學也好商道也罷，一定是琢磨兩樣東西，一是理論二是戰史。克勞塞維茨認為，戰史的作用有兩個方面，一是從盡量多的史例中提取規律，二是盡量選擇最近的史例。最近的史例往往同當代戰爭近似，便于從中吸取教訓。

另外，克勞塞維茨有一個觀點很有意思，“在軍事藝術領域內的新現象中，只有極小一部分可以算作新發明和新思想的結果，而大部分則是新的社會狀況和社會關系的改變所引起的。”我們知道，發明、創新開啟的是新的商業空間，但商業空間轉化為消費行為，需要一個落點，那就是社會關系的跟進變化而產生的新的消費需求。

怎么理解這個呢，拿柯達為例，說起來還是柯達研發了數碼照相技術，如果從發明角度來說，那么未來的數碼照相市場應該是天下我有了。問題是，柯達基于傳統膠卷市場的既得利益，或者說拘泥于傳統的專業攝影-打印的社會行為以及折射出的社會關系（專業攝影以及留存照片）。而數碼照相技術的真正意義，卻在于大幅拉低攝影這一行為的專業門檻，使專業行為轉變為個人行為（隨手拍、手機拍）和社交行為（曬照，各種曬）。有人總結的一句話非常到位，“（柯達）沒落的真正原因，并不是創新失敗、轉型失敗、手機攝像頭興起等因素，而是并未理解人們拍照的用途：人們現在拍照目的已經從單純的回憶用途轉變為通信媒介、社交網絡分享。”

當下的互聯網經濟也是如此，開發APP，或者上O2O，在本質上只是一種技術可能性的運用而已，真正的商業內容，卻是用戶與產品的黏連。用戶需要的是產品和服務，而不是APP；產品要對應的是用戶的痛點和剛需，而不是O2O。如果真的有剛需有利潤空間夠大，就算是拉一幫人挑擔子沿街叫賣說不定都比玩兒APP的賺得多。

我們介入創新領域或引入新技術，著眼點有兩個：一個是新技術新思維能否針對用戶固有剛需痛點，提供以往受客觀條件限制無法提出的更有力的解決方案；第二個，就是看新技術是否對既有社會關系或行為方式造成沖擊，從而形成新的商業需求，出現新的藍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