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挑一個詞來描述當下人們的焦慮狀態，“中產階級”無疑是最合適的。
“中產階級”原本是一個含混不清的概念，指代那些政治、經濟地位處于社會中游的群體。這個階層的“中間性”必然使它成為最適合多數人存在的層級，但對“平庸”與生俱來的恐懼卻使大家對這個標簽唯恐避之不及。于是，在中國，“中產階級”成了一切煩惱和不如意的代名詞，它意味著需要房而買不起房，意味著隨時面臨失業的窘境，意味著高物欲和低收入之間可笑的差距，也意味著惶惶不安的玻璃心。
很多人認為中產階級面臨的現狀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殊產物，但其實，無論何種社會體制下的中產階級，都會遭遇同樣的難題。新概念英語中有一篇名為《The double life of Alfred Bloggs》的文章，描述的就是上世紀美國中產階級的生活狀態。主人公Alfred Bloggs是某公司的一名清潔工，盡管他的薪水是普通職員收入的兩倍，但他卻時常為自己的職業身份感到羞愧。為了提升自己的社會地位，他每天偽裝成公司職員離家工作，并隱瞞了妻子長達兩年時間。最終，他找到了一份白領職員的工作，并因此放棄了一半的薪水。
中產階級似乎是最在乎自己社會地位的一群人。他們所受的教育使他們足以清晰地認識到自己與上流社會的差距，同時又促使他們極力與貧民階級劃清界限。在《格調》一書中，保羅·福賽爾將中產階級視為最平庸、最無趣的一群人。他們極其在乎別人的看法，既恐懼權力又崇尚權力；他們缺乏社會根基，不得不為了保住工作而在職場上“去個性化”的生存；他們強烈渴求社會認同，并喜歡通過加入各類社群和“買買買”的方式實現這一目標；同時，不安定感使他們患上了“習慣性自嘲”，并心醉神迷地充當自己最忠實的聽眾。
一個喜歡讀書品酒的白領員工和一個熱衷淘寶網游的藍領主管或許擁有同樣的收入，但他們顯然不屬于同一個社會階層。社會等級的評價遵循“就低不就高”原則，即個別評價指標的上升并不能帶來社會地位的提升，而某一項評價指標的下滑卻會導致個人社會地位的整體下降。這一準則不僅適用于上世紀80年代的美國，也同樣可以用來描述當今的中國社會。刻薄地說，我們發明出“暴發戶”、“拆遷戶”這樣的特有名詞，就是為了隱晦地羞辱那些經濟富足但毫無格調的群體。
與之相對的則是“小資”、“文藝青年”等標簽的出現。為了彌補經濟地位上的缺失，這些人將努力的重點放在了生活品味和個人修養上。他們讀薩特和王小波，崇尚輕食主義并熱衷于健身，熱愛旅行但極少發朋友圈，享受獨處而厭惡聚會……盡管精神上的修行并不能使他們從實質上脫離中產，但多少能制造一種假象，使他們誤以為自己正走在脫離中產的路上。
然而，無論是在中國還是美國，階層固化似乎都已成為不爭的事實。保羅·福賽爾在《格調》中明確指出，我們一生都無法從我們出身的階層逃離，哪怕是把他的整本“社會等級指南”都背下來也無濟于事。有一種觀點認為，一個人品性、習慣甚至價值觀的形成深受家族的影響，無論你覺得自己多么特立獨行，也始終無法逃脫家族基因對你的潛在控制。而這些要素，恰恰也是決定某個人階級地位的關鍵指標。
如果非要分出個高下，階層下滑似乎比階層上升要更容易些，這大概也是導致中產階級恐慌的主要原因。貧民階層不僅預示著經濟上的拮據，更意味著自由和自尊和缺失。當然，這僅僅是中產階級扒著井沿兒向下看的假象，從整個社會的角度來看，貧民階級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表面的失敗者。因為在批量生產的工業化時代，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整個社會都已陷入到沉淪的過程中，呈現出貧民化的趨勢。
最明顯的莫過于大眾消費者品味的低俗化。無論是文學作品還是影音傳媒，決定其能否獲利的首要因素不再是產品質量，而是其流行度和市場潛力。似乎越是《致low逼》、《三生三世十里桃花》這樣俗不可耐的標題，越能獲得喜聞樂見的收效。為了提高觀眾和讀者的接受度，經驗豐富的老戲骨被換成了只會對口型的"花瓶"，傳統的分段式閱讀被"一句一行"的碎片化閱讀取代。最令人震驚的是，這種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不僅成為媒體牟利的手段，更是得到了受眾人群的一致默許。
另一個顯著的貧民化信號則是目前在商場和餐廳廣泛流行的自助服務。當Zara、H&M這樣的時尚快消品牌以一種“Outlets”的銷售模式造訪中國時，中產階級們簡直沸騰得要爆炸了。這不僅意味著我們可以從此擺脫導購們的絮絮叨叨，更預示著每個人都可以肆無忌憚地霸占一個試衣間，將店里所有心儀的衣服試上一整天。按照保羅·福賽爾在《格調》中的觀點，“貧民喜歡這種做法，是因為它將買賣交易過程中遭人羞辱的危險降到了最低。”通俗點說，中產階級要的不僅是“試了不買”的權力，更要求“在此基礎上不遭受白眼和嘲笑”的權力。
所以，對于社會地位一事，我們大可不必過于恐慌，即使我們不做任何努力，最壞的結果也不過是跟隨社會發展的浪潮一起跌入貧民階層。這不免讓人產生一個疑問，如果真的能夠讓所有人都退化到貧民階層，人們的舒適度和幸福感會不會更強一些？答案似乎是肯定的，但在是否能消除階級制度的問題上，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卻始終持有不同的觀點。前社會主義者威廉·巴列特在回顧美國社會變革時就曾表示：“‘無等級社會’看來越來越像是一個烏托邦幻覺了，社會主義國家同樣發展了它們自己的等級結構。”相比之下，這種等級結構或許更為隱晦，而人們曖昧不明的態度則恰好是對這一現實的最好佐證。
盡管每個公民都喜歡在政府面前高舉“自由平等”的大旗，但作為一個獨立的個體，我們似乎更享受與眾不同帶來的差異感。于是，一個怪圈就這樣產生了：當“錐子臉”成為當代美女的主要標志時，勢必會有越來越多的人通過整形去追求相貌上的“平等”待遇。盡管人們的初衷是通過整形提升自己的“相貌地位”，進而拉大與他人的差距，實際導致的結果卻是使所有人都變得相貌平平。
從這個角度來看，貧民化趨勢雖然不利于社會的整體發展，卻是消除個體差距的最直接手段。“共同富裕”似乎不再是無產階級畫出來的“大餅”，只要底層人民拼命地把腦袋上方的腿往下拽，把“共同”這個目標實現了，“富裕”也就指日可待了。說來說去，上層人民有井沿兒可扒，底層人民有大腿可拽，最迷茫的還是被夾在中間的中產階級。其實，在大眾品味急劇下滑的貧民化時代，能保住中產階級的地位就稱得上是最基本的勝利。起碼我們還有品味和情懷，還愿意去國貿割肉喝一頓下午茶，到日本愜意地賞雪看花，要知道，那些已經淪為貧民的“前中產”，早就連這點雅致都沒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