賈誼，西漢名臣，生于公元前200年，卒于公元前168年。
李廣，西漢名將，生年不詳，卒于公元前119年。
從時間上看，賈誼比李廣早死了快半個世紀，說李廣之死跟他有關，不是扯犢子扯得天雷滾滾了嗎！
嘿，嚴肅點，咱們聊的可是正史呢！
文字里的歷史，往往需經過認真地推敲，才有望撥開迷霧，觸摸真實。
接下來，就讓我們一起揭曉飛將軍李廣的自殺之謎。
李廣的自殺，堪稱古代史上的一大悲劇，引發后人的無限同情。
自殺之前，李廣曾留下一段遺言，用來解釋他何以走上絕路，《史記·李將軍列傳》記載的原話是：
“廣結發與匈奴大小七十余戰，今幸從大將軍出接單于兵，而大將軍又徙廣部行回遠，而又迷失道，豈非天哉！且廣年六十余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
這話顯然分兩層意思，由于后人往往更關注前一層意思，故而順理成章地將悲劇的發生統統歸罪于衛青，以及衛青背后的劉徹。其實，更大的真相恰恰隱藏在后一層意思里。“廣年六十余矣，終不能復對刀筆之吏”，這聽起來純是氣話，其實不然。老將軍的“不能”二字中，實有難言的大苦衷。
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須將眼光放遠些。事實上，在兩百多年的西漢歷史上，大臣自殺的現象屢見不鮮，擇其要者來說：
武帝時，三位丞相李蔡、趙周、莊青翟及御史大夫張湯自殺；
宣帝時，有扶立大功的大司農田延年自殺；
元帝時，聲望甚隆的帝師蕭望之自殺；
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御史大夫尹忠自殺；
哀帝時，丞相朱博自殺……
這些人自殺的原因不一而足：
李蔡是被指控盜用了景帝陵園的空地，自殺；
趙周是因諸侯王獻給朝廷的助祭金成色不足，面臨疏于職守的指控而自殺；
張湯和莊青翟的情況比較復雜，一開始是張湯企圖扳倒丞相莊青翟，取而代之，結果反遭三位丞相長史構陷，被武帝幾次下詔責問后自殺，不久張湯冤情大白，三長史被處死，莊青翟下獄，自殺；
田延年是被指控犯有貪污罪，羞于入獄而自殺；
尹忠是因提出的抗洪方案不太靠譜，遭成帝呵斥后自殺；
翟方進是因天象出現異常，被迷信而心虛的成帝一頓訓斥，被迫自殺以“謝天下”；
朱博是因一封彈劾書惹惱哀帝，畏罪自殺。
最冤的人，莫過于蕭望之。他曾是漢元帝最信重的大臣，性情剛烈，崇尚節操。有一次，元帝被讒言所惑，下令將蕭望之交付廷尉訊問，以“塞其怏怏心”，也就是磨磨他的性子而已。官兵到來時，蕭望之身邊有個得意門生叫朱云，這個書呆子居然勸老師自殺，還親手準備了毒酒，蕭望之喝下毒酒，當即身亡。元帝聞訊痛哭流涕，可憐他之前還想著要拜蕭望之為丞相呢！
以上案件有一個共同點，即當事人罪名尚未確定，只是面臨有罪的指控，充其量只能算犯罪嫌疑人，甚至有的連指控都還沒有，便“迫不及待”地自殺了。
上述都是跟皇帝接觸較多的公卿大員，而低級別官員的情況也好不到哪兒去。
比如漢武帝巡游地方時，先后有兩位郡守因倉促中招待不周，不等武帝降罪，雙雙自殺。
再比如，蘇武出使匈奴，因副使參與匈奴內訌而遭連累，他的第一反應是拔刀自殺，因救助及時幸而不死。
蘇武的哥哥蘇嘉、弟弟蘇賢都是武帝侍從，有一次蘇嘉扶輦下殿階，失手撞斷了車轅，被官員彈劾大不敬，當即拔劍自殺；蘇賢則因奉武帝之命追捕逃犯，沒有及時捕到，惶恐中服毒身亡。
回想漢高祖、呂后的時代，盡管政局動蕩、殺戮很重，但并不存在一有風吹草動就抹脖子的現象。到底從什么時候開始，那些在官場上摸爬滾打多年的大人物，竟一個個成了“驚弓之鳥”呢？
探究其中緣由，很容易讓人聯想起西漢的酷吏政治。尤其是武帝時期，酷吏的猖獗令人聞之色變，而這恰恰是自殺事件多發的階段。本身就是酷吏的張湯，之所以不力辯其冤而選擇自殺，與他洞悉牢獄的黑暗似不無關系。但是，酷吏政治并不能解釋所有的案件，畢竟“好死不如賴活著”，若非情不得已，沒有人會輕易走上不歸路。所以，大臣輕率自殺的現象背后，一定另有玄機。
讓我們把目光轉向西漢政治最開明的文帝時期，當時政壇上活躍著一個很特別的人物——賈誼。
文帝前六年，即公元前174年，賈誼向文帝上了著名的《治安策》，提到當前九大弊政，認為“可為痛哭者一，可為流涕者二，可為長嘆息者六”，其中“可長嘆息者”之一，就是戮辱大臣的做法。賈誼拿“投鼠忌器”為喻，認為大臣都是天子身邊的人，不應和平民一樣受到戮辱。
那大臣犯罪了怎么辦？賈誼的建議是，如果是譴責范圍的小罪，大臣們應主動身穿喪服，帶著佩劍來到一個叫“請室”的地方，接受處置。如果是中罪和大罪，聽到了判決就自殺，而不再受刑辱，這就是所謂的“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
文帝聽從了賈誼的建議。“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殺，不受刑。”（《漢書·賈誼傳》）
后來，文帝的親舅舅薄昭犯了死罪，文帝就派公卿們去和他喝酒，勸他自殺謝罪，薄昭不肯；文帝又派群臣穿著喪服，到他家中哭吊，一直到薄昭自殺為止。這種風氣流傳下去，漸漸形成一種不成文的規矩，對注重“先王之法”的古人而言，其權威性絕不亞于法律條文。
所以，李廣的自殺，表面看是寧折不彎的個性所致，其實更是當時的官場風氣使然，而這種風氣的形成，始作俑者正是賈誼。
冥冥之中，賈誼就這樣“謀”殺了李廣。
直到西漢末年，終于有位大臣向這一“先王之法”提出了挑戰，那就是漢哀帝的丞相王嘉。王嘉的為人，史書記載的是“剛直嚴毅有威重”（《漢書·王嘉傳》），可惜他遇到的是哀帝這個昏君。王嘉屢次犯顏直諫，漸漸成了哀帝的“眼中釘”。后來哀帝終于找了王嘉的一個狠茬，召他到廷尉衙門受審。
使者趕到丞相府的時候，見到了一幅熟悉的畫面：丞相府的屬員們流著淚，在那里忙著調和毒藥呢！藥調好了，可是王嘉不肯喝，屬員們面面相覷，主簿勸道：“將相不面對法官訴冤，這是世代沿襲的慣例，您應當自裁！”此時，使者正如同“催命鬼”一般，板著臉在府門口等著。主簿再次奉上毒藥，王嘉將藥杯擲于地上，怒道：“丞相有幸位列三公，如果有負國家，理應在都市伏刑示眾，丞相難道是小兒嗎，為何要服毒而死？”說完，王嘉穿戴整齊，在眾人異樣的目光下走出府門，跟著使者來到廷尉衙門，旋即被捆綁起來投入監獄。
當哀帝得知王嘉居然活著去見廷尉，他的反應先是詫異，繼而大怒。要知道，王嘉并不是第一個奉哀帝詔命到廷尉衙門的丞相，在他之前還有一個朱博，那一次使者剛到，朱博就乖乖自殺了，沒想到這次王嘉敢壞了規矩。但這個規矩畢竟是不成文的，哀帝也拿王嘉沒辦法，于是他一咬牙，派出了空前的法官陣容，非要給王嘉定罪不可。王嘉始終不肯承認所控訴的罪狀，法官們證據不足，也沒敢判決。王嘉被關了二十多天，絕食，吐血而死。
雖然嚴格說來，王嘉也是自殺的，但相比于其他輕率自殺的大臣，王嘉敢于直面刀筆之吏的態度，更像是一位真正的勇士。正因為有了這位破例者，使得賈誼所倡導的“廉恥節禮以治君子，故有賜死而無戮辱”，也不像傳說中那般完美了。
當然，作為一位優秀的政論家，賈誼提出這個倡議自有他的道理。
賈誼上《治安策》的前兩年，絳侯周勃入獄。周勃打江山、誅諸呂，功勛卓著，卻因幾句讒言被捕入獄，受到獄吏的侵辱，不得不行賄千金以求自保。他出獄后長嘆道：“我曾統帥百萬大軍，卻哪里知道獄吏的尊貴呢！”另外，當時文帝尚未廢除肉刑，大臣犯罪也常處以刺面、割鼻、剁腳等種種酷刑，所以賈誼秉承儒家“刑不上大夫”的宗旨來諷勸文帝，以糾正刑罰嚴酷、獄吏猖獗的弊政，可謂用心良苦。
但是，好的出發點，未必能帶來好的結果。在死刑的執行上，賈誼顯然犯了“矯枉過正”的錯誤。大臣們犯了罪，不管大罪小罪，到底該背著劍到“請室”，還是當場自殺，這個度其實很難把握。比如尹忠，他因建議不當而遭皇帝責問，這頂多算小罪，罪不至死，可是他卻自殺了。甚至根本沒有犯罪的人，像蕭望之這樣的，也為道德感所“綁架”，選擇了自殺。幸虧蕭何生得較早，否則連他都難逃一死——要知道，這位大漢名相也被劉邦關過廷尉獄呢！
顯然，賈誼對當時刑獄的弊端看得很清楚，那就是執法者缺乏約束。就連最底層的獄吏也敢侵辱貴臣，于此可見一斑。但是，賈誼并沒有把改革的重點放在完善法律和監獄管理上，而是想靠道德約束來代替法律判決，讓有犯罪嫌疑的大臣不去直接面對執法者，而是自己給自己定罪，一死了之。如此一來，大臣的面子、君主的面子是保住了，可是法律的價值何在，公平和正義何在？
古今中外，無論何種法律，都講究先定罪，后量刑，如果定罪這一環節都省略了，一到要面對執法官的時候，犯罪嫌疑人就直接抹脖子、喝毒藥，那不是太荒謬了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