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影中的職場人生之三:
《Yes,Minister(是,大臣)》和《Yes,Prime Minister(是,大臣)》
和這部“官僚政治百科全書”比起來,《紙牌屋》純屬忽悠
1/6、勇士與惡龍
政府不關心善與惡,政府只在乎治與亂。
——《Yes,Minister》
沒有任何從政經驗的議員吉姆?哈克,意外被新首相任命為行政大臣,上任伊始,大臣一心想撈政績,搞改革,反而捅了很多簍子,被媒體嘲笑為無能之輩。
為了挽回形象,大臣決定啟動他競選時的承諾——政府節約運動。
《Yes,Minister(是,大臣)》到了第一季的第三集,搞笑的東西已經不是角色的性格,而是整個體制的荒謬,顯示出一個政治諷刺劇的深度——諷刺只是手段,更重要的是,當你看到真相時的那種無力感。
它讓我想起那個古老的神話:
村子邊的山上有一條惡龍,經常禍害百姓,每年村民們都要派出一個年輕的勇士去殺龍,但從沒有人回來。
今年的勇士出發時,有人悄悄跟隨。只見龍穴到處是金銀財寶,勇士殺死了惡龍,撫摸著地上的珠寶,慢慢地長出鱗片、尾巴和觸角,一條新的惡龍誕生了……
其實人變成龍,哪有那么容易,《Yes,Minister(是,大臣)》和《Yes,Prime Minister(是,首相)》,講的就是這個漫長而曲折的過程。
政府節約計劃,正是這條惡龍初露崢嶸。
2/6、政府的成功,用什么來衡量?
政府節約運動其實是大臣必然的選擇。一個新官上任,新政基本上會從“透明”(第一集)、“高效”(第二集)、“節約”(第三集)這些關鍵詞入手。
原因很簡單,政府的權威大部分都來源于傳統道德,這些詞,老百姓容易理解,又有一種天然的道德喜好。
對之,行政部的實際操縱人,本劇的另一個主角,大臣的秘書長漢弗萊也見怪不怪了:
“把最困難的工作放在標題里就行了。”
然而,大臣還是個政治新手,或者說尚未變成惡龍,他并不滿足于僅僅把節約放在標題里,這次他要動真格的。
秘書長決定給這位新大臣一點教訓,此前,他特意問了手下一個問題:
“企業的成功可以用規模、利潤來衡量,可政府的成功,用什么標準來衡量呢?”
這個問題其實是編劇問觀眾的,他不希望我們只是把諷刺當成對個人品質的批判,秘書長的解釋是:
“政府沒有利潤,我們的成就是用雇員多少和預算大小來衡量的,龐大的部門永遠比小部門更有成就。”
政府的目標歷來有 “小政府理論”和“大政府理論”,前者認為政府只要做好公共事業和社會福利就行了,后者認為政府還要引領經濟發展。
不過,秘書長顯然認為這些都是扯蛋。
任何部門任何組織,不管它叫什么名字,不管它被設立的最初目的是什么,只要它存在一天,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使命:活下去。
規模大的部門一定比規模小的部門生命力強。
有錢的部門一定比沒錢的部門抗風險能力高。
企業要活下去,靠的是利潤,規模大小不是關鍵。但政府部門不一樣,它們沒有自我造血功能,只能靠上面的撥款,它們活下去的理由只有一個:Too big to fail。
漢弗萊不愿意真節約,道理很簡單,如果今年把費用降下去,明年的財政預算就會縮減,部門就會越來越小,不知道哪一天就被裁掉了。
所以他把節約運動分為“寫成標題上的節約”和“不負責的節約”。
可以說,任何節約行動,都是一個組織的自殺行為——除非這個組織已經“胖”到無法行動的地步。
中國歷史上有無數次精簡機構的運動,可每一次的結果都是越減人越多——減下去以后沒幾年,人數又漲回來了,不同的是“但見新人笑,哪聞舊人哭”。
那么,為什么大臣一定要搞這個節約運動呢?這是他的幼稚所導致的政治自殺嗎?
這就是更深層的問題:部門的意志和部門里的人的意志,是兩回事。
3/6、地位越高的人,對組織越不忠誠
首相最初打算讓哈克當農業大臣,因為他之前是農業部的影子大臣,可農業部的秘書長認為哈克“太懂農業了,所以不適合”。
聽上去很諷刺是不是?如果你看《Yes,Minister》只看懂了諷刺,說明你是個合適的觀影者,卻不一定了解政治。
《Yes,Minister》里說,每任大臣的任期只有11個月,這肯定不是杜撰的。
這個數字也不是歐美民選政府的笑話,看看網上公布的火箭提升的干部,都有一個共同點,每一個職位上呆的時間都很短——萬花從中過,片葉不沾身。
雖說大臣現在的利益暫時綁在了行政部的戰車上,但他更多考慮的還是下一次選舉,自已的選票在哪兒?
有了萬金油式的政客,就要有螺絲釘一樣公務員,十幾年如一日釘在一個部門,畢竟政府每天都有大量實實在在的事務。
看起來,公務員和這個組織關系更緊密些,秘書長就是真正代表這群公務員利益的頭兒。但他們同樣有升遷,而且地位越高的人,升遷的機會越多,對組織也越不忠誠。
組織的目的是活下去,組織里的人,各有各的算盤,看上去就像是一盤散沙,時刻處于崩潰的邊緣。
但事實上,崩潰很少發生,因為人喜歡合作博弈多過戰爭,人和人的博弈,人和組織的博弈,《Yes,Minister》和《Yes,Prime Minister》每一集都在博弈。
其妥協的結果,沉淀下來,就行成了穩定的體制。
而大臣的節約運動,觸動的正是這個根基。
4/6、沒有一個冗員
沒有了公務員階層的配合,大臣終于把“節約運動”變成了“自討苦吃行動”,為了以(媒)身(體)作(效)則(應),他主動裁掉了多余的司機和服務人員,不但自己吃盡苦頭,還引發了大罷工。
大臣非常困惑地發出了一句感慨:“明明到處都是浪費,為什么就是找不到可以節約的東西?”
這恐怕是普遍人對政府運作最常見的困惑了:
明明到處是貪官污吏,上面為什么不來管管?
這么多大大小小的官員,怎么就沒有一個人說出實情?
原因在于,不合理的體制卻長期存在,必是長期博弈的超穩定結果。想要改變它們的人,往往不是失敗,就是種瓜得豆。
朱元璋認為丞相的權力太大,就直接廢了這個存在了一兩千年的職位,結果呢?他的子孫沒有他那么旺盛的精力,還得靠大臣批奏章。原本只有五品的內閣大學士,就成為實際上的丞相。不但相權沒能收回,還把“批紅”和“蓋印”這兩項權力給了太監。這就叫種瓜得豆。
回到劇情,組織要生存發展,就要容納不同利益訴求的人,大臣要選票升遷,公務員要高薪穩定,怎么找到共同利益點呢?
最好的辦法還是把池子做大,不就“你有我有大家有了”吧?這也是組織只能變大,不能變小的另一個原因。
其實企業也是如此,一旦效益好了,一定會不斷出現頭銜里有“發展”、“顧問”、“協調”等莫名其妙的職位。
事實上,體制創造的每一個職位,都有它存在的意義,沒有一個是“冗員”。
理解了這一點,你才會發現,《Yes,Minister》這一集的結尾,幾乎是全劇最精彩的結尾。
5/6、把不可能變成可能
一個瘦子怎么減肥呢?答案是:養肥了再減。
這就是秘書長對“政府節約運動”的思路。
在秘書長的幫助下,焦頭爛額的大臣最終奇跡般地完成了這個光榮的政治任務——減掉了800冗員。
他是怎么做到的呢?節約運動是一個復雜的行動,需要大量調查、研究、論證……,這就是政府的嚴謹性。常識告訴我們,每多一項工作,就要增加相應人手——包括研究如何裁員。
所以,這些為了“政府節約運動”增加的八百個名額,最后就被當作政策的成果給“裁掉”了,由于這800人的招聘計劃,還未實施,所以,在理論上,連裁員費用都省下了。
真是戰績輝煌。
還是那句話,請不要把這段情節當成簡單的諷刺。
根據凱恩斯主義,經濟不好的時候,找一段路,讓民眾來修,然后印鈔票發工資給他們,有了工資,他們就可以消費,你買我的,我買你的,整個經濟就慢慢走出了泥潭,政府再把濫發的鈔票收回來。
秘書長有一句話:“政府的政策幾乎都是錯的,但它們都執行得很好。”
所以,大臣的“政府節約運動”必須成功,只能成功,也一定成功。
6/6、這就是體制化
大臣在追查部里閑置資產時,問到一幢大樓的用途,秘書長告訴他,這里有混凝土的地下室,用于核攻擊等非常時刻政府的運作。
大臣不解:那個時候還要政府嗎?
絕大多數時候,秘書長都是一個氣定神閑的人,此時卻例外地露出了困惑與憤慨的神情,他爭辯道:
“難道國家分崩離析了,政府就該偃旗息鼓?總能找到一些普遍民眾去管理吧?”
對于大臣而言,只要有國家有民眾,他就能當選,政府不政府無所謂;但對于秘書長而言,他把一生獻給了這個龐大而復雜的機器,他已經成為這個機器的一個零件,他無法想象失去這個“機器”的情況。
我想起了《肖申克的救贖》里的那段著名的臺詞:
是的,組織是一頭怪獸,它從出生的一天起,唯一的任務就是保證自己的生存,每一個與它有關的人,要么異化為它的一個零件,要么被它排斥或毀掉。
?希望看完這部劇集時,你不是成為一個官場老油條,而是反思自己的哪些思考方式已經被體制化了。
(“電影中的職場人生”第三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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