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還未判決，商人梁材實際控制的公司，已經被湖南省辰溪縣人民法院罰沒900萬元。2015年4月，檢方指控梁材行賄296萬元、應予追繳違法所得1309.9萬元。讓梁材不解的是，即使這些指控成立，被辦案機關采取措施的財產也遠超這個數——除罰沒的900萬元外，另有896萬元應收貨款被凍結、3套房產被查封。（中國青年報8月17日）

湖南辰溪縣人民法院對梁材的未判先罰，已經違背了程序正義原則。因為梁材被指控行賄296萬元，目前只是法律程序的前端和開始，而不是法律程序之后的生效判決，但所有的罰沒行為都應當建立在判決的基礎上，并依法、依次、依時遞進。然而，辰溪縣人民法院對梁材的未判先罰，已經是一種命題式的“有罪推斷”，其前提就是已經將梁材做成了行賄罪犯。因為法院有了這樣的“有罪推斷”，所以會認為，早罰晚罰都是罰，干脆就來個先行一步，先罰為快。

但這樣的未判先罰，已經給法治社會帶來了巨大的傷害。因為，法治社會的本質，莫過于在司法過程中有法必依、有案必立、有訴必審、有罪必判，而且，這一切還必須要在法定程序中進行。其根本目的在于，使司法價值作用于社會現實層面，并通過現實層面的傳導與反饋，進一步鞏固法治社會的信念，讓人們更清晰地看到司法運行的整個過程。而這樣的未判先罰，其實沒有任何邏輯上的必然，有的只是法官僭越程序原則的臆測，對于法治來說，這會給社會造成“司法神秘主義”的誤讀。這樣的傷害，不僅是對具體個案的，更是對廣譜社會全體成員的。

法治社會的正義，還應體現于對任何疑犯指控的析縷分條上。梁材被指控行賄，但還沒有在法定程序上形成法律有效判決，而在沒有形成有效判決的情況下，任何“先行一步”都會構成對程序正義原則的僭越和破壞。在現實中，尤其是在社會出現了很多冤案錯案后，就可以看出，被指控某種罪行，有成立的時候，也有不成立的時候，這一切都要以法律為依據，而“有罪推斷”本身就是法外的臆測，這樣的臆測有可能會造成很多諸如“呼格吉勒”式的冤案。

而即使司法判定了梁材的行賄，也不應當直接凍結貨款和查封房產，因為在法治社會中，各種法律總是以體系形式相互交織存在的，其中有刑法，也有物權法，還有婚姻法等等，而諸多法律構成的這個體系，并不能分裂開來，而且還有著上位法與下位法的區別。而從物權法方面來說，它又與婚姻法及社會基本保障法產生著關聯，而且也處于上位法的階位上，出于下位法不得與上位法發生抵觸的司法原則，就不能直接處置房產，因為這還需必要相關法律程序的補充，否則，就會出現類似于“一罪成立，全家抄斬”的倒退現象。

程序正義是法治社會的必然要求，它不能因為被指控對象的身份而發生偏移，也不能因為指控罪名的冷熱而產生主觀傾向，司法應當是中立的，只有中立的司法，才會產生公正的結果，既使被指控的是罪大惡極之人，但在司法判決出來之前的一分一秒，都不能越雷池一步，這就是法治社會給司法程序提出的剛性準則。

而這樣的準則，并不是只作用于特定的某一個人或一類人以及特定的指控罪名，其實，它最終關照的還是社會普遍正義的形成與延續，它會無一例外關照到所有社會成員。而一旦失去了這樣的程序正義，也就等于失去了正義的保障，即使有很多時候結果都是正義的，但沒有了程序的保障，它也是一種“殘缺不全的正義”，其中必然包含著不正義的因子。而這樣的因子一旦存在，也就等于給不正義的顯形留下了伏筆，而這對每個社會成員而言，都是一種潛在的威脅。

而在另一個層面上，湖南省辰溪縣人民法給出的未判先罰，其實也是一種行政力量大于法律效力的現實表現。在那些法官心目中，未判先罰當然也是一種非法行為，因為這是法官必備的基本常識，但這樣的法官為何還這樣做呢？其實，就是因為在當地行政力量可能往往會高于司法力量，所以法官會依賴于行政力量的態度，而一旦到了這個地步，法官也就自愿成為行政力量的一部分，但對社會來說，這就是法政不分，它的危害在于會毀掉人們對法治至上的認知。在一些地方，法治思維為何總是跑不過行政思維？這應當是一個更令人深思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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