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頭一次看見她，他便覺得，這位夫人是從王江寧的七絕里走下來的。“忽見陌頭楊柳色，悔教夫婿覓封侯。”她就是那樣的少婦……]

姑且不論笛安這個漂亮的比喻是否恰當，我只是用它做個開頭。她最新的《南方有令秧》，實在是不盡如人意。

難得一見她用第三人稱角度敘事——我以為她是一個足夠自信也足夠冷靜的作者——她太擅長第一人稱了，“龍城三部曲”，《告別天堂》諸篇，熟悉得就像“講故事”而非“編故事”一樣。她寫的故事都底氣十足，主觀到讓讀者常常懷疑是否是她親身經歷。除去作為作家不可避免的宿命，更多的，是因為她寫的人物總有些許相似：美麗而強韌的女人，她會略有羞澀，智商不一定高卻足夠聰明，跟若干個男人糾纏不清；以及陪伴著她的男人，不一定因為愛情，但一定存著愛——或者說，不一定想和她有什么過分的念頭，但一定愿意為了她付出一些東西。這不免讓人懷疑，這千千萬萬張動人的臉，背后是不是都藏著一塊屬于她的靈魂碎片。

可能因為這樣的創新，她這本小說最大的別扭之處，就是文字的“隔”。不是霧里看花的美，而是隔膜、隔離、看不清楚、弄不明白，讓人體味不真。這是該歸咎于第三人稱敘事，還是歸咎于歷史題材的使用？當然，她也曾試過歷史題材，只不過是短篇小說——在《最小說》的初期，她寫過一篇《竹林七賢》——篇幅和容量自然不能與長篇相提并論。

不得不說，她已經做了許多的嘗試和改變：放棄了她擅長的偏歐風的大段描寫，改用古白話式的口吻講話；研究很多相關的歷史背景，至少在各類名詞的運用上避免了硬傷。但是，這也正是她的失手之處，她的進步并不明顯，甚至可以說，這不像是她沉淀之后交出來的文章。除去慣用的“羞澀”“蒼白”，以及用斷句來強調一個動作的方式保持了她的語言風格，其余的，讓人難以置信。

按她說的，她寫了一種攻守同盟，一種不計回報得失的相互信賴。

她保持了原有的遣詞方式，她表達的仍是一種笨拙的美，一種以怨報德，一種有破壞力的情感。犧牲是一種美，她對此深信不移。

但她放棄的博喻式的比喻，放棄的炫技一般的強大詞匯量，放棄的血肉鮮活的人物形象，讓人忍不住扼腕嘆息。她把“個人辨識度”的保持僵化在了慣用詞的使用。而非早先她自己認識到的“一種字與字之間的節奏”（《告別天堂》語），這一點她做的不如同期的落落。她放棄了，或是說懈怠了對細節以及伏筆的打磨，比照《東霓》中不動聲色的埋伏，《南方》中的筆墨簡直粗糙到天真了。她想用“言有盡而意無窮”以達到的效果，用的太多反叫人看不明白。她是一個野心很大的人，她想寫很多，卻無力駕馭起更龐大的架構，半棄不棄的文字給了小說太多贅筆。

她的野心，同社會上某種商業的氣氛纏繞在一起，很多人把這樣的心態，叫浮躁。

同時，聯想到《文藝風賞》所面對的行售窘境——起碼于我所見，《風賞》總是不如《文藝風象》賣得更多。純文學的式微，乃至于整個實體書所面對的困境，都可以說成理由。但需要深思的是，《風賞》很多時候教人直呼“看不懂”，是其不可忽視的短板之一。新銳不一定是小眾，嚴肅文學也不一定曲高和寡，有時候，《風賞》的雜志定位，是不是太矯情了一點呢。作者群的狹小，在保證風格的同時，也減少了一種“百家爭鳴”的氣氛。雜志不該挑作者，應該是選文章。

當然，我也不是說《文藝風象》就做的完美無瑕，只是它的“接地氣”給了它更多的讀者。凡事不能過度被比較，但也不能缺了比較，否則動力不足，也是壞事。

是不是可以歸罪于最世的運作方式——為了保證作者的“出鏡率”，基本上不會隔太久就要推出新書；同時也注重著吸收社會上、網絡上的熱點因素。這是成功，也是失敗。但我相信，笛安她，本可以做的更好的。

我懷念的是初見笛安，她能像呼吸一樣，把她骨子里的孤獨和不同尋常，物質成文字的體現。她是一個世間居住了太久的老靈魂（郭敬明語），讓人心顫地想躲，躲她文字里那些扣合自己青春的迷亂與天真。然而日子一去不復返，面對歷史，面對令秧，她好像變回了一個懵懂的少女，是南音，是宋天楊，是昭昭，是雪碧，是那些曾經灰飛煙滅但是生生不息的，嘗試的勇氣。

我有點惋惜，但并不遺憾。

難免沖撞，班門弄斧，請諒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