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利密碼：當歷史遇見經濟學
前言
歷史的意義:
在決策和規劃、管理等軟科學中，經驗總結和案例分析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歷史最現實的意義就是提供大量的操作案例用以參考。和清代相比，兩千年前的中國人的生活模式和思維方式更接近現代人，夏商周到春秋時期，處于多元文化時代，中國古人的思維方式更接近于現代歐美國家的人，即普遍直線思維，崇尚實力，看著事實利益，風格簡練。崇尚個性尊嚴和個人自由，封建等級制還未形成，階級固化也未嚴重，春秋戰國時期有大量的平民逆襲成功兩性關系也更加開放。同時國家的競爭極其激烈，由商朝時的幾千個部落到戰國七雄到最后一統天下，這期間走到最后，絕不是靠運氣，而是智慧，因此他們的成果失敗的經驗教訓，對我們是一筆財富。
陽謀，就是在不影響也不依賴別人的前提下，正大光明的通過自己的資源來達到自己的目的。
法制，就是把大到國家行為，小到個人言行，都納入一個清晰公開的體系中，制定獎懲規則。
權利，就是你可以讓別人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比如稅收。
權利，人所欲也
大禹治水：掌握實質性權利
大禹治水，就是逐漸掌握權利的過程，遠不是舜主動把權利禪讓給大禹那么簡單。
四千年前，中國氣溫比現在高，西北地區是森林，而河南還有犀牛和大象，當時確實發生過大洪水。大禹治水，就是對黃河全部流域的治理，因為局部治理無法防住洪水。而當時還沒有國家的概念，人們以部族為單位群居。大禹即是全流域治水的總指揮，也是自己部族的首領。在治水過程中，要協調各個部族一起工作，于是建立最早的上下級服從體制，并且要有人專門從事治水，吃喝由其他人提供-這就產生了稅收。為了保證執行力還產生了常備軍，為了勘察地形產生了國土普查。為了便于管理，分為九州，產生了行政劃分。同時制定了最初的法令和規則。治水完成后對土地的劃分產生了土地所有制-井田制。
大禹治水的過程中，建立了威信也形成了完整的政權體系，包括制度，稅收，法令，軍隊，職業官僚，土地制度，就已經掌握了一部分權利。同時禹部族是強大的部族之一，又有伯益部族的同盟。牢固的基本盤和強大牢固的同盟者，恰恰是實質性權利中重要的組成部分。
類似西方的大選，總統經常變，但后邊的財團較為穩固，且有同盟關系，財團通過政府來對國家施加影響力，但不一定要當官。
當時的帝王是多個部族公推出來的，大禹治水完成后已經獲取了大多數部族的支持，并在會稽山召集諸侯，由他來祭祀天帝（這就是一種越權的行為），并殺掉了故意遲到的防風氏來立威。
大禹這么做在于立威，權利的實質不是你能做你想做的事，而是你可以讓別人做他不想做的事。要掌握真正的權利，總要有做”惡人“的時候。
隨后大禹把各族組成聯軍，向南方三苗族開戰，使得國家機器再次發揮效能，同時通過戰爭獲得戰功和獎勵，進而加強大禹的權利，以及眾部族對大禹的忠誠。
權利的本質在于折騰，表象是權利只是’賞‘和’罰‘，但無論賞罰，都需要權利動起來，只有開始做事才有從談起。”蕭規曹隨“會損失手中的權利，因為大家按規矩做事，無賞無罰，管理者也就失去了顯示意義。所以管理者要不時的給大家找事做。
此時大禹已經掌握了真正的權利，禪讓也就是一個法律程序。所以名義上的權利來自上層，而實質性的權利來自下層：需要讓跟著你的人有錢拿、你要有必要的人脈網絡、要在關鍵時間敢于做惡人、掌握實質性權利后還要時時動一動。
紂王自焚：背鍋俠能力太強
歷史上的商紂王，博聞廣識、反應機敏、孔武有力。簡單說是文武雙全的君王，最后卻身死國破。從實力上看，商朝也是強國周朝，但是當時的國家實力不等于君主的實力，當時的宗族制類似股份有限公司，商紂王治理時內憂外患，內部貴族壟斷權利和財富，外部有新崛起的部族不斷叛亂。紂王登記后對內打破貴族對官員系統的世襲壟斷，從平民中選拔官員甚至釋放奴隸，還減少祭祀，影響了貴族和祭司的權利。對外征討東夷。內外同時進行，導致了貴族的反撲，這時周武王開時伐紂，特意籠絡商朝的貴族，導致眾多商朝貴族叛變，紂王在東邊和東夷打仗的時候，西邊武王從陜西打到洛陽都沒被阻止，說明貴族都叛變了。
這里看到的是紂王的做法是正確的，但是商朝到了生命末期，各種利益階層樹大根深，難以撼動。因此改革的時候要有合適的環境和足夠的利益，因為最先改變的是眾人的利益關系，只要影響了其他人的利益，就會有很大的阻力。
品行、能力、和大環境
品行好和能力強的人并不是理所當然要成功。對于君王而言，私德是不重要的東西。在國家范圍內他私德再好也惠及不了幾人，再壞也是傷害不了幾人。真正影響一國的是看他能不能協調好各個階層間的利益平衡。
吳起之死：權利的理解偏差
吳起身兼儒家、法家、兵家，一生大戰七十六次，無一敗績。吳起出生在富裕家庭，福爾不貴，缺乏政治資源，和對權利、權謀的理解。后來拜曾子為師卻又鬧翻，可能是因為理念不合，因為承擔了帶領魯國抵抗齊國的戰爭并且勝利，才名聲大振。卻被說道德不堪（德需自律，不能律人。吳起被批評道德不堪，說明他功績很大，沒有什么缺點只能拿道德做武器，而道德問題很容易造謠并且無統一標準。）吳起在魏國建立了魏武卒所向披靡，但是在老皇帝死后沒有獲得新皇帝的信任（因為決絕了新皇帝許配給他的公主）。
吳起最后因在楚國的變法遭到貴族的地址，在老皇帝死去后被殺。他的舉動和紂王本質差不多，就是在錯誤的時間、錯誤的地點，做了一件正確的事。他的改革就是強化中央集權、打擊既得利益階層、像平民釋放利益、打破爵位世襲、建立職業官僚制度。但是對于貴族盤根錯覺的楚國，外來人的改革在失去支持后很快被撲滅。
利益格局其實就是命，人才是運，改革改的不是運而是命。任何改革從根本就是利益關系的改變，如果只考一個人的決心和才智，最終都難以完成。
趙武靈王：制度比個人更有用
胡服騎射的改革，本質是削弱軍事貴族的力量，因為當時連貴族封底的稅都收不上來。趙武靈王的強勢，使得改革得以推進，趙國國力增強。但趙武靈王晚年因為立太子的事情想把國家分給兩個兒子，導致兩個兒子的爭斗，最終使得自己被餓死在行宮里。這里就是反對貴族接著皇族的斗爭，推翻了趙武靈王的通知，立了傀儡為皇帝。只靠強人的強勢推動，卻沒轉化為制度，最后迎來了反撲。
底牌是定好了的
任何改革，動增量肯定比動村里的阻力更小，改革從成敗取決于人是否能讓足夠多得的人成為新政的受益者，從而擴大改革派的基本盤。改革就是兩種：修改利益分配規則和修改利益關系，前者讓分配更均衡，后者則是永久改變利益分配的規則，后者往往更難。
商鞅：成功的改革重組
為什么衛國出來吳起、李悝、張儀、呂不韋？衛國處于幾個國家的交匯處，各種文化不同的碰撞競爭，彌補了各自的缺點
知識多元化的積累過程，首先培養的是學校能力，同時在看待問題時會帶來更多的視角。
商鞅出身貴族家庭，天然懂得上層的政治斗爭，又在魏國丞相手下工作，熟讀李悝吳起等人的制度和政策，他后來的變法有很多出自李悝的著作。
秦國的基礎：廢除了皇帝換代時殺掉老臣的制度，贏得君臣的感激。把都城靠近魏國，加重危險性，使君臣同心。同時與魏國停戰，修養聲息。發布求賢令，指出歷代君王的錯誤，要從外部引入管理人員并且承諾利益豐厚。
變法關鍵：抓住穩定癥結，抓住核心不放。三個目的：強化中央集權，壓制既得利益階層，扶持壯大中產階層、打開上升通道。三個關鍵：官制，爵位制度，稅制。官制是去掉貴族世襲，采用職業官僚。修改爵位制度不能世襲，平民可以因功封爵（戰功和努力生產糧食都算）。
當時的情況：貴族經常去前線打仗，因此因以功得爵得到了很好的推進，而新形成的政治精英返回來會擁護變法。新法還推行了人口登記，摸清了家底。
手段：對增產的農民給與減稅，為了擴大改革獲利者的基本面。實行什伍連坐，摸清國家人口。全國宣讀法令，籠絡人心。對外戰爭，增加封爵人數，擴大基本盤。
改革需要收益階層的支持，朝廷應該提供上升通道和機會，而不是利益本身。通過上升通道而來的精英回事改革的支撐著，而開倉放糧直接向下層釋放好吃，最后選拔上來的是投機專營者，因為任何利益也不能會議所有人。
第二階段：十年后變法基本盤擴大，經濟上回收貴族的稅收權，政治上實行郡縣制，中央集權直接管道鄉村，權利極大擴大。
采用一刀切的稅收模式，節省人力成本，減少有權人士的灰度操作空間，增加公平性，反而是一種高效的做法。
規則的制定不是為了維護每個個體的公平和公正，而是為了降低系統的運行成本。計算整體層面各個階層的利益得失。
政治是一門關于人的藝術，我們要建立自己的基本盤，分為三層：
1：利益一致者，你和他們不需要建立太多的密切聯系，但是要保證行事時不要傷害這些人，把他們推向對立面，他們通常是沉默的大多數，要抱有敬畏。
2：支持者，從前一群體中篩選出的精英，有實際的行動力和思考能力，判斷能力。這些人需要認真爭取，建立忠誠度，可能是又你而獲得上升通道，或是與你有共同的使命和價值觀。
3：核心圈子，這是你直接依靠的力量。
激情只適用于具體的執行者，對于領導者，冷靜和沉穩是應有的美德。
李信伐楚：有擔當的領導才可愛
王翦伐楚的方案是60萬士兵兩年，李信的方案是20萬士兵突襲。而秦王處于成本考慮采用了李信的方案，但是容錯率太低，最終失敗。
失敗后秦王作為有擔當的皇帝，自己擔下整個責任，請王翦出山伐楚，最終統一六國，并且李信在度被啟用，參與遼東戰爭，大獲全勝。而李信作為少壯派，保住李信，就是為了以后的人才承接。
這里看出領導人的擔當，身居高位的人總以為認錯會損害自己的微信，事實上地位取決于你掌握的資源，也包括智力資源，認錯也是一種智慧。
李斯上位：草根逆襲的經典
人的發跡，不僅靠勤奮努力，還要守正、積勢、待時。就是提升能力，保持基礎的底線，拓展人脈、才學、經驗，擁有非凡的見識，以及等待最后的命運。
李斯師從荀子，是儒家中的實用派，然后進入呂不韋的舍人工作，但是卻能贏得嬴政的信任，在呂不韋倒臺后還能繼續留在舞臺上。
為什么李斯不投靠呂不韋而是選擇嬴政？因為呂不韋門下已經形成完整的基本盤，支持者多為高官大族。李斯在這里不會成為核心的人物。而投靠嬴政，雖有風險，但是卻是最初的元老。
李斯的上位過程：罷免呂不韋后，大臣請求放逐外國人（也就是驅逐外來精英，本地大族重新掌權）。而李斯通過《諫逐客書》，說動嬴政，取消驅逐外國人。這其實是國內大族利用政治事件加強自身地位的手段，而嬴政和李斯都看到了這一點，并且李斯抓到了嬴政的要點，嬴政則順水推舟。
而李斯最后成為廷尉兼丞相時，已是權臣的頂峰，很有可能始皇死后的篡位，就是他主導，只是把罵名留給趙高，他通過控制傀儡繼續留在權力場。然而規則被破壞后，一定會有后人繼續破壞規則，結果就是李斯的權利被趙高奪取，也被趙高滅族。
規則被打破后，往往比的是誰更沒底線，更不擇手段，才能獲取更高的地位。
一套成功的組織體系的運轉，是不能假設和考驗人性，丞相到達權利巔峰時，秦王不贏給他在權利和欲望間選擇的機會，而是讓他光榮體面的謝幕，保住政權的順利運轉。
對于個人來說，優點缺點無非是特質。在某些環境下，這種特質可以讓你達到人生巔峰，而一旦環境發生變化，同樣的特質可能把你送入地獄。
二世而亡：秦帝國的起落
當成功來臨時，如果你沒有處理好與元老之臣的關系，那么這些人會成為你的麻煩。
秦滅六國后，通過軍工升級的布衣精英，已經成為第二個既得利益集團，他們此時已經成為改革的絆腳石，希望階級固化守住自己的功勞，同時此時已經天下大統，再想去建工立業也不現實。臣子的價值取決于可替代性，越不可替代越價值高。但是國家穩定后，已經步入正軌，常態化必然意味著穩定和固化。
對于皇帝來說，則要讓核心圈子忠于自己，不能另外抱團，要有制衡。同時要有心選血液補充到體系中。因此商鞅之后的丞相，大多數軟著陸，體面的從高位退下，并有不錯的晚年。
統一之后，丞相王琯就提出要分封天下，成立諸侯國，為了給貴族提供更多的諸侯國的管理崗位。同時多個諸侯國的競爭，也使得中央政府具有量裁權，這也擴大了貴族的利益，但也加重了平民的負擔。
管理層議價權太小，就失去了做事的動力，議價權太大則會導致失去活力，成為機構運行的負擔。
秦王博士官制度的問題：博士官定位混亂，沒有行政權利，在朝堂上也沒有做學問，還沒參與任何具體事務的謀劃，且主要以儒家為主，學派單一同質化。而最后官僚集團的逼宮導致了坑儒事件。
一切理念之爭，歸根到底都是利益之爭，不解決利益問題，不解決人的問題，靠道理根本說服不了對方。
成大事得知到這些
任何改變，開始讓人感覺到的都是不適應和麻煩，好的感覺往往都是滯后的，只有在政策全面鋪開且穩定運行一段時間后，人名才見得到收益。
秦昭襄王五國伐齊的目的：當時秦國兵力強生，齊國富裕，中間是一些二流國家來回搖擺的局面。齊國貪圖小利不知要拉攏搖擺的國家，要滅掉宋國整個小國，被秦國抓住機會，以不占有土地的方式聯合其它國家伐齊，斷絕了搖擺國家和齊國的聯系，并削弱了齊國。
秦國抓大放小，齊國因小失大，這就是太過注重眼前利益
關于改革的討論
歷史書里，但凡設計變法、改革之類，必然記載幾次朝堂之上的辯論，而這些辯論無一例外都是改革派勝出。辯論就是講道理，而政治世界最不講道理。改革就是改變利益劃分和利益關系，而利益沒有對錯，只有輸贏、得失。
關于改革的動議，一旦被拿到朝堂之上討論，其實說明最高層的心里早就有了答案，并不是聽大家來講道理，而是通過爭論來看清楚誰支持，誰反對，通過辯論的激烈程度對未來改革的阻力做一個預估判斷。如果反對聲音過大，就換個時間再來。 疾風過崗，伏草尤存。
攪局的鐵則
1：你要爭的是輸贏，而不是對錯，當大勢無法阻攔的時候，要保全自身
2：成功破壞一樣東西的前提是充分的了解
所謂權謀，最高境界不是玩陰謀，不是隱瞞欺騙，而是把握事態發展的節奏、操弄規則，而最高明的攪局，則是把握大勢、操弄人心。
統和治的問題
不存在外行能做好內行的事，這和跨專業是兩碼事。所謂夸專業是從一個行業的內行變成另一個行業的內行。外行領導內行，本質是統和治的關系。在古代，君王負責統，達成負責治。治就是處理具體的事務，包括大量專業知識和實際操作經驗。統則是處理人的問題，用合適的人做合適的事，保持不同的人直接的權責平衡、利益平衡。作為高層管理者，過細的插手事務是越俎代庖的舉動，效果不好。術業有專攻，你的職責就是明確賞罰，維持管理人員的穩定和平衡，具體的事情交給下變得人來執行。君不與臣爭功，上不與下爭功。但是需要有完備、可量化的獎賞機制，并且最高處領導心里有數，知道功勞是誰的。
懷才不遇：見識和能力是兩回事
能力分兩種，判斷能力和實際操作能力，這兩種能力帶來的實際利益，則要看人生定位。
以屈原距離，他正確判斷了秦國的威脅，但是卻沒法解決整個問題，沒辦法協調好資源，推動變革，也無法實現自己的抱負。
與人打交道的能力，向上級溝通的能力，把問題轉化為解決方法，層層分拆成具體可執行的任務，并找到合適的人，這都是能力的一部分。
項羽的崛起
巨鹿之戰，其實并不是以少勝多，當時秦軍因為趙高的瘋狂排除異己，導致軍中已經失去了對中央政府的信任，而項羽則是被派去送死的將領，二軍最后以”會盟“合并在巨鹿城下，說明項羽無法真正剿滅秦軍。此時項羽成了名義上的盟主，但是卻并不掌握全部兵力的權威。此時的他，權小，責任大，收利小。我們應該盡量保持權、責、利的平衡。此時項羽只是被眾人退出來的出頭鳥，用來承擔最大風險。
當時關中作為全國最發達的地方，如果留給項羽，則項羽會變成實力極其強大的 盟主，而對關中的燒殺，有可能就是項羽背后的各個軍事集團的作為，項羽背了黑鍋，燒殺完成后，秦人極度仇恨項羽，項羽也就難以留在關中。項羽到如今，只獲得了一個名號，卻沒有多少實際的利益。
從權、責、利的角度，無比榮耀但責大權小的位置，是大忌。從制度設計的角度，要盡量保持權、責、利的平衡。權大利小，容易滋生貪腐；責大權小會大忌士氣、流失人才；責小權大，責容易滋生弄權者，架空上級領導。
彭城之戰，雖然項羽勝利，但是并不能改變歷史，因為戰事發生在東部，劉邦的實力地圖并不受影響。而且由于項羽個人作戰能力太強，導致手下沒有能干的將領，一直是項羽一個人到處撲火。
人的精力有限，作為最高管理者，卻把精力投入到具體的實際操作中，必然意味著全局化的管理缺位。
項羽為什么做不到劉邦那樣？因為楚國是多個諸侯國的聯盟，大家之間是松散的聯盟，各自獨立，項羽很難沿襲了這一套血親制度，很難任用圈子外的人員，也沒法給人以利益。項羽集團天然對外姓精英缺乏凝聚力，也就很難擴張。劉邦則是靠更大的盤面，并通過能力和實際利益的賞罰，最大限度的提升平民精英，以擴大基本盤和帶來新鮮血液。
而項羽最后拋下眾多楚君單獨逃跑，也是一種不夠擔當的表現。
劉邦的成功
劉邦并不是我們認為的精英，但他那種大開大合的態度，大格局的觀念，在恰當的時候則成就了他的事業。身份和思維的脫節，并不是好事。王者的思維配上底層的低位如果沒有機遇就是悲劇；反過來地位上升后依然是窮人的思維，則會成為限制。
從技術層面說，在亂世造反和創業本質差不多，都是高風險的事。見識、智慧、理想這些特質是王者的必備條件。一個人走到那個位置，還需要一股王者之氣:在關鍵時刻能夠大開大合，行事舍棄中庸、殺伐果斷，擁有常人不及的決心和毅力，不受日常輿論、世俗道德的影響和左右，雖瀕臨困境卻能舉重若輕，胸懷天下而放眼四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