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性靈”說的思想淵源

? “性靈”這一表述在六朝就有出現，顏延之、劉勰、鐘嶸等都有關于“性靈”的表述，如“陶冶性靈”之類的，但這些都是基于物感說之下的關于自然本性的描述，與袁宗道的“性靈”相去甚遠。而與公安派“性靈”說內涵最切近的是南梁蕭子顯，明代“性靈”說的思想淵源之一可以說成他：

?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游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稟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 蕭子顯《南齊書》卷五二，上海古籍出版社、上海書店1986影印乾隆四年武英殿本。]

這里的“生靈”就是“性靈”，說的是文章沒有不以自己的性靈為主導，跟隨自己的喜好而變化的。可見蕭子顯大力標舉“性靈”，注重個性化的創作。但真正對公安派“性靈”說的提出有重大影響的還是李贄的“童心”說。

三袁尤其是中郎袁宏道特別對李贄敬重有加，還多次拜訪過李贄（有說法是三次，有說法是四次），公安派受其思想影響較深。李贄無疑是個離經叛道的人物，他以“異端”自居，在文學、哲學等領域都有著大膽的議論。而文學創作思想主要有“童心”說和“化工”說。其中“童心”說對“性靈”說影響最大，甚至可以說是“性靈”說的直接淵源：

夫童心者，真心也······夫童心者，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也。

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 李贄《焚書》卷三，中華書局1963年版。]

“童心”是“真心”，是“一念之本心”，而“至文”一定出自于“童心”，李贄把“童心”看做文學的最高準則。而袁宏道說的是“非以自己胸臆流出，不肯下筆”，其實是一樣的道理，都是注重情感的自然流露，且發之為聲的，一定是自己的真性情。“童心”說的提出也是對復古觀點的直接批判，但真正突破復古思潮的還是公安派。“童心”說和“性靈”說都在強調“真情”，但是二者還是有一些差異。李贄“童心”說的“真”也蘊含著對現實社會的反叛，因為在他眼中，世人都被經典的虛偽纏繞，失去“童心”。因此他追求“童心自文”，也就是將內在的欲求轉發為文字，而且只有這樣才會有“至文”。而公安派畢竟不是心學家，“他們作為一般文士，所追求的只是自我的快適與性情的表現，，主張自我真情平緩‘流出’胸臆，因而具有自然揮灑、輕松從容的特征”（羅宗強、陳洪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發展史》下冊，南開大學出版社2003版，p178）。

此外，對公安派“性靈”說產生影響的還有徐渭、湯顯祖、焦竑等人，在這里就不一一詳述。

三、“性靈”說的影響

公安派“性靈”說在晚明影響最大的是小品文的創作。小品文是指區別于一般的關于國家政法、闡釋理學的長篇大論，一種體制短小，抒寫真情的散文文體。“獨抒性靈，不拘格套”的口號在在小品文中得到了貫徹與落實，不少作家在文章中反映自己的生活日常和意趣旨味。

袁宏道本人的小品文創作成就就很突出，他的游記散文是繼柳宗元之后游記文的新高峰，文筆自然明快，清麗秀美，代表作有《滿井游記》、《觀第五泄記》等。此外還有張岱，張岱的散文，各體兼備，尤其擅長人物傳記。而小品散文以《西湖七月半》、《湖心亭看雪》為世人傳頌者。

其次是在對詩歌創作的影響上，“性靈”說在抒情方面的理論基礎也讓公安派作家的詩歌在抒情方面有很大成就。比如袁宗道的《食魚筍》：“竹筍真如土，江魚不論錢。百年容我飽，萬事讓人先。交態歸方識，冰心老自堅。雨窗歌綠樹，宜醉更宜眠。”其言淺白，近似白體。含蓄表達了自己的人生價值取向，在平易處見真情。當然，公安三袁的詩歌風格都不盡相同，不過抒情性都是一致的。但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公安派太過于追求“不拘格套”、“本色獨造語”，有時不免語意太露，疵處明顯的弊病。總體來看，公安派詩歌的成就不及小品散文。

以上是“性靈”說在當時文學創作上的影響，此外還影響后世一些文人的文學思想。

最直接承繼“性靈”說的是比公安派稍后的竟陵派。竟陵派也主張“性靈”，但他們看重像古人學習，主張“引古人之精神，接后人之耳目”。同時他們不滿于公安派的淺易的風格，覺得過于俚俗，而追求一種幽深奇僻、孤來獨往的文學審美情趣。之后是清代的袁枚，他也講“性靈”，同當時的沈德潛“格調說”、翁方綱“肌理說”相抗衡。袁枚的主張其實就是公安派的延續，其聚集在袁枚周圍形成的“性靈詩派”在詩歌領域取得了比公安派更大的成就。直至上個世紀的林語堂先生，都深受晚明“性靈”說的影響。林語堂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創辦了《人間世》雜志，提倡幽默、閑適、性靈，使抒發性靈的小品文又再度興盛起來。1934年也被當時人稱為“小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