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托尼·朱特／文 ? 林驤華／譯／選自《重估價值》，托尼·朱特著，商務印書館·三輝圖書，2012年1月。

加繆（1913.11.7～1960.1.4）

阿爾貝·加繆于1960年1月4日在法國因車禍去世，時年46歲。雖說僅在3年前他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但是他的名聲在下降。就在他獲獎的時候，批評家們就爭先恐后地想埋葬這位得主了；右翼的雅克·勞朗宣稱，將諾貝爾文學獎頒給加繆，是將“諾貝爾桂冠作為最后一部作品”，而左傾的《法蘭西觀察家》提出，瑞典皇家學院可能以為自己在提攜一位年輕作家，但在事實上證明了一個“早產的僵兒”。看來加繆的最佳作品還遠未出現；自從他發表像樣的作品之后，已經很多年了。

在批評界名聲一落千丈，至少加繆本人有一部分責任。他為了追隨當時的時尚，去從事哲學思考，但他并不擅長此道，在這一方面只有些許天分——《西西弗的神話》（1942）還有生命力，完全是靠了箴言引起的共鳴。在《反抗者》里，加繆對抒情的革命理想之危險作出了重要的觀察；然而雷蒙·阿隆在《知識分子的鴉片》里所說的內容，同樣廣泛產生破壞效果，而加繆天真的、幾乎靠自學的哲學思考受到薩特無情的、尖刻的駁斥，在思想正統的左派知識分子中間嚴重地損害了加繆的名聲，長久地破壞了加繆在公眾面前的自信心。

如果說《局外人》和《鼠疫》的作者的文學聲譽，由于加繆在哲學論爭中不成功的嘗試而不公平地消損的話，那么可以說，在加繆的最后10年里，是由于他作為法國主要的公共知識分子和作為時代的道德聲音而使他嚴重受累。用阿隆的話來說，加繆戰后在《戰斗報》上發表的各篇社論使他擁有一種獨一無二的名聲； 正是加繆的格言，為抵抗運動一代人奠定了道德主調，因為它直面第四共和國的兩難和失望情緒。到50年代后期，這種負擔變得難以承受，于是就成為加繆的寫作與演講中往往表現出來的不安情緒的來源。在早些時候，他接受了責任意識，他在1950年提出說“人必須服從”。但在1959年12月他接受的一生中最后一次訪談里，明顯可以聽到他慍怒的挫折感：“我并不為任何人說話；我替自己說話已經夠難了。我不是任何人的指導者。我不知道，或者說我只朦朧地知道我朝什么方向走”。

對于加繆和他的聽眾來說，最糟糕的事情莫過于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悲劇表現出來的兩難。加繆就像他那一代的大多數知識分子一樣，激烈地批判法國的政策；他譴責法國政府在鎮壓阿拉伯民族主義者的“骯臟戰爭”中使用酷刑和恐怖政策，而他一向是言辭激烈、消息靈通的批評家，自從30年代開始，就反對殖民主義對當地阿拉伯人的種族歧視（巴黎的許多知識分子雖然后來挺身參加反對殖民主義的斗爭，但在當時對法國的海外殖民地人民幾無所知，也不關心他們的生存狀況和需要）。但是加繆出生在阿爾及利亞，是貧困的歐洲移民的兒子。他在阿爾及爾長大，他的最佳作品大多取材于他在那里的生活經驗。他很難想象阿爾及利亞沒有歐洲人，也很難想象當地的歐洲人在他的生活環境里能夠脫離他們的根，他竭力描寫一種中間道路；用他的話來說，“對于阿拉伯人……需要做出重大的和顯著的改善。但是要靠全體法國人、尤其是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流血。”在這個問題上，由于法國和阿爾及利亞一樣越來越兩極分化，加繆尋求一種自由化的折中方案，結果渺茫而無效。他退守沉默。

在加繆去世后的歲月里，他的地位繼續下跌。在法國大都市里生活的大多數人毫不關心阿爾及利亞的命運和它的各種阿拉伯人社群和歐洲人社群；至于知識分子，他們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興趣，與感動加繆的興趣大不相同，他們將他當作嘲笑對象，傲視他，最后忽略他。他已經被激進的、越來越不寬容的、政治化的年輕一代取代，被后期薩特及其信徒們自我困擾的第三世界主義取代，被學者中間“反人文主義”的時尚、被新的文學風尚、最主要地是被作家的地位普遍降低而貶低了地位。讓·達尼埃爾回顧自己在60年代作為《新觀察家》的創辦人和主編的時代，會回憶起他們“很快發現，正是在人文學科——歷史學、社會學、人種學、哲學——里，人們不得不從文學家那里尋找相等的東西，在我年輕的時候，他們是思想大師（慧田哲學公號下回復數字該題講座）。”在羅蘭·巴特、羅伯一格里耶、列維一斯特勞斯、福柯的世界里，加繆是個過時的人。加繆的作品不是沒人閱讀，《局外人》、《鼠疫》、《卡里古拉》已經選入中學課文和大學課程，它們曾經是（現在也是）國外千百萬學生的閱讀書目。阿爾貝·加繆在世或去世后的一個短時期內，他變成了全世界的“經典作家”；而正是這一點也遭到別人的反對。

因此，初看起來可以很奇怪地發現他又一次成為頭條新聞：他的最后一部未發表的長篇小說在寫成30年后，于1994年才遲遲出現，成為出版界的一件大事（即《第一個人》，巴黎，伽利瑪出版社，1994）。《第一個人》至今已銷售20萬冊以上。說真的，這種恢復對加繆的興趣并非突然。不止一位法國評論家憂郁地觀察到，在行將死亡的密特朗時代的沒精打采的、腐化的公共氛圍里，非常缺乏一種清晰的道德聲音。再者，法國人已經沮喪地意識到他們的文學傳統的衰敗的、被忽略的狀態；阿爾貝·加繆是法國杰出作家時代的最后一批作家（包括羅杰·馬丁·杜伽德，儒勒·羅曼斯，安德烈·紀德，弗朗索瓦·莫里亞克，安德烈·馬爾羅）之一。有一位評論家對《第一個人》的成功感到迷感，懷疑法國人是否在“慶祝一個輝煌生命之謎，它被一場意外事故之死轉變為命運，成為一種超越墳墓的符號，這是自從法國文學顯示重要性的日子開始以來的恥辱。……”這種觀點里有真理，但是要想明白加繆對當代人的影響，我們還須進一步探討。

加繆否定一切形式的暴力和恐怖，這使他在阿爾及利亞內戰達到頂峰時陷入無力的沉默，也使他同下一代人無法接觸。但是到70年代末，他們對歐洲、中國、古巴、柬埔寨的革命只報以對血腥的和摧毀性的鎮壓的支持，遂使法國思想家們搖擺不定的觀點明顯地偏向了加繆——但是他們通常不會承認：重復加繆的警告“方法問題不是辯解的理由”是一回事，但要承認他一向正確則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了。所謂的“新哲學家”，例如安德烈·格呂克斯曼，或伯納德·昂利·萊維，他們并未給加繆恢復名譽，但是他們起了很大的作用，使那些嘲笑加繆迷戀“道德化”的人自己現在完全失寵。那些人喪失信譽，是因為他們隨便地訴諸未來歷史，以便替現在的罪行尋找正當理由，也因為他們隨意地斷言別人必須為自己父輩的罪而受苦。加繆那種立場鮮明的道德勇氣，直至今日還在閃閃發光，其方式在1958年的兩極分化的世界里是不可能的：“至于我，我發現自己若以審判者－悔罪者的態度打擊別人的要害，那是令人厭惡的。”

或許最重要的是，我們現在已經將法屬阿爾及利亞的創傷拋置腦后，而當它退到記憶（和遺忘）之中，它就帶著用雙方的態度共同構成的信心和憤怒。阿爾及利亞獨立之后30年過去了，它又陷入了分裂和流血的困境，軍事獨裁者暫時遏止了原教旨主義運動。加繆呼吁那些主張同化的殖民主義者同好斗的民族主義者之間實行妥協，無論其前途多么渺茫。他對一個誕生于恐怖和內戰的國家之未來的預測非常精確：“到明天，阿爾及利亞就會是一片到處是廢墟和尸體的土地，世界上沒有哪一支力量、哪一種權力能夠使它在我們這個世紀里恢復原樣。”加繆明白——或許比他的（大都市）同時代人都更清楚，也更早——不是阿拉伯民族主義（雖說早在1945年他就預言，阿拉伯人不可能更久地容忍法國人的統治），而是在阿爾及利亞的歐洲居民的特殊文化造成了現狀，任何人若嘗試要摧毀它，那是要付出代價的。法屬阿爾及利亞丟失的世界，是他的最后一部未完成的長篇小說的中心，而它的主題如今在法國讀者中間已經很開放了，這在1960年是不可思議的。當他發生車禍身亡時，人們發現這部手稿就在加繆身邊的手提箱里。

《第一個人》應該是加繆的“成長小說”，是他的生平和時代的連環圖。雖然他寫這部小說已經頗有時日（在他1951年的《記事》上已有初次提及），我們只看到開頭的部分，講述他的童年生活以及尋找他死去的父親的經過。這部作品明白無誤地是自傳性質的；在出版時還包括了全部注解和修改，人們發現加繆間或還插入了單數第一人稱，仿佛這確實是年輕的阿爾貝·加繆的故事，而不是主人公“雅克·考默雷”（主人公的姓氏得自加繆祖母的娘家本姓）的故事。就像加繆的父親呂西安一樣，小說里的父親“昂利·考默雷”于1914年10月的馬恩之戰中傷重身亡，埋葬在布列東小鎮的圣布呂克墓地；而加繆的父親呂西安正是在那時撤退到那里，并且因傷去世。他的寡妻、兩個兒子（其中小兒子阿爾貝／雅克還不到1歲），還有他們的外祖母，都留在了阿爾及爾的貧困歐洲人居住區貝爾科特，靠孩子們的母親做人家的家庭女仆賺錢，過著拮據的生活。這本書的結構圍繞著兩條交叉的敘述主線：現在進入中年的雅克尋找他從未謀面的父親；還有就是他在那個由母親和外祖母主宰的世界里的童年。

雅克讀了他父親的墓志銘，突然明白，父親昂利·考默雷去世時只有29歲，比現在站在他墓前的兒子還年輕。書里從頭至尾重現的是他默默無聞的、貧困的短暫一生（昂利·考默雷出生于德國占領下的阿爾薩斯一個移民家庭，所以是雙重流放），對于這個群體的業已遺忘的過去歐洲移民社會，它是家庭、他的兒子、他那異化方式的死亡的結尾——“他以前從未見過法國。當他看到時他卻死了。”雅克“恨那種傳統舉動”，他長期以來避而不去掃墓。一位年長的法國人提醒他，“你不需要父親，你是自己長大的。”掃墓就是開始一場尋根，在年輕的考默雷的故事里創造了不在場的父親和作品的第二個主題即煩人的母親之間的一種振蕩和張力。

凱瑟琳·加繆生于西班牙米諾卡島移民家庭（他的兒子為這層西班牙關系而感到極其自豪），她不識字，半聾，幾乎不大說話。在生活中，在小說里，這種沉默，還有她實際上沒有能力用語言或姿勢來表現自己，都在他兒子身上產生了令人絕望的混亂。正像加繆在先前一部小說里說的，“他憐憫他的母親，這與愛她是一樣的嗎？她從來不撫摩他——她也不會知道為何如此。”在《第一個人》里，雅克·考默雷“毫無希望地”愛他的母親，但是當他靜靜地觀察這個緘默無言的、筋疲力盡的女人時，他“臉上充滿著一種他無法理解的對悲苦的朦朧焦慮”。考默雷像加繆一樣得出結論說，在這樣一張如此不同的臉上，可以看出他的母親的沉默里有某種異常的尊嚴感甚至是榮譽感，但這也使他沉默，他無法找到一種方式去接近母親，所以為自己的無能而感到煩惱。

將考默雷從他的絕望感和他的過去生活中拯救出來的是教育。加繆在這里是發自內心的寫作，不僅是小學教師進入了他的生活、取代了他的父親，而且也表明，他那個時代的法國的小學義務教育制度，以及為貧困兒童設立的初級中學獎學金競爭制度，都具有用語言無法表達的重要性。書中最動人的情節之一，是教師第一次訪問考默雷的家，說服母親和外祖母，讓他去靠獎學金讀書。這意味著即使他成功了（被公立學校錄取），也會使她們在接下來的好幾年時間里損失他賺錢的機會。同一章的結尾是這本書唯一的一處傷感的情節——年輕的雅克通過了考試，告別了他的小學老師，帶著復雜的感情走進了一個新的世界。這里提醒讀者的是，加繆比起他同輩的戰后文人來，更加顯得是純粹的第三共和國的產物，第三共和國的道德理想和教育理想對于他，比對他的同時代大多數人更具有意義。當加繆接受諾貝爾文學獎的答詞于1958年發表時，他將它獻給那位小學老師M．路易·熱曼。

《第一個人》除了關注父親、母親，年輕主人公的求學，還有3個話題在加繆先前的論說文和小說里都可以找到：感覺，貧困，還有阿爾及利亞對他的特殊意義。加繆的讀者們誰也不會忽略《局外人》這部作品從頭至尾充斥的身體感受和肉體的世界，那里無所不在的陽光扮演了致命的角色，他在諾貝爾獎的答詞里說到，沒有光明，沒有對福祉的感受和他賴以成長的自由的生命，他就會一事無成。他的最后一部小說盡情地表現在水里和在海灘上對太陽、對大海、對年輕的身體的純粹感官感受。在加繆的創作中，其他地方都沒有像這本小說里那樣意識到他對這類事物的愉悅，以及他對別人的矛盾情緒和他選擇注重的精神世界。在《第一個人》里，加繆捕捉住了他較早時候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說《提帕薩的婚禮》中試圖解釋的那種“像溫暖的石頭滋味的生活”的魅力。頁邊的批注揭示了他的意圖：“這本書必定由于對象物和肉體而顯得沉重。”

阿爾及利亞也是實體的存在，它的氣味，它的聲音，阿爾及利亞本身在它的宏偉海灣邊的地勢，雅克和他的朋友們在街上和碼頭的歷險，還有和他的叔叔一起去邊遠鄉下打獵。而且那里有阿拉伯人，“這個令人感興趣的、令人不安的民族，離得很近，又隔得很遠。”在童年篇章里，阿拉伯人來去疾馳，是一個混合的社群的自然街景的一部分，但是當長大以后的雅克重訪他的出生地，與一位殖民地移民談話，后者向他解釋說，歐洲人和阿拉伯人現在的相互殘酷斗爭是不可避免的。而往后他們將再度共同生存。為什么？“因為那就是這片土地希望的。”至于加繆／考默雷，他自己的情感是很明白的：“因此，每次他離開巴黎去非洲，作為一種平靜的慶祝，他的精神極其放開，這是一個人在剛剛干凈利落地逃離時的滿足，他一想起那幫警衛的臉就發笑。”然而阿爾及利亞對于加繆／考默雷也是一個充滿懷疑、充滿疑問的地方，“一片值得遺忘的土地，在那里的每一個人都是第一個人。”

這不過是書名的用意之一。它與其他用意一樣，都同確定身份相關——歐洲人在阿爾及利亞的身份，生于沒有父親、只有沉默的母親的家庭而自我造就的加繆／考默雷的身份，父親本人作為孤兒的身份。跨越這一切含義，籠罩的是貧困的陰影，這是該書里無處不在的主題，也是加繆的一些最敏銳的觀察結果。他指出，真正的窮人不大講過去——事關在目前生存，他們又太過于心神不寧；所以加繆／考默雷沒有從他的家庭那里發現自己的根，家庭對他而言好像是個零——來自各處，又要在各處生活——“沒有父親，沒有可以傳接的傳統……人們不得不創造自己的傳承。他出生的那片土地沒有先祖，沒有記憶。”根據加繆自己的說法，小說的目的是要“使這個貧困的家庭脫離窮人的命運，因為窮人會干干凈凈地從歷史上消失。對此我無話可說。”但是，就像一切享受獎學金的男孩子一樣，加繆／考默雷成功地、干凈利落地擺脫了他的家庭背景，但是代價太大：當考默雷初次進入公立學校時，學校的一位官員要他填寫父母的職業。他根本不知道他們的職業是什么——他的母親替別人打掃房間，洗衣服。一位朋友建議他據此填寫“傭人”。他就這樣寫了，而結果是“羞恥——以及為感到羞恥而產生羞恥感。”就像這本書里的其他一切事情一樣，那些出色的回憶段落，在加繆具有典型特征的經典簡潔性和讀者不那么熟悉的抒情的、成段成段的描述之間的替換，缺乏對反諷的克制和間距——這一切都是絕對真實的。

《第一個人》不僅是對加繆早期短篇小說和論說文的重新把握與發展——那些短篇小說和論說文的許多內容，甚至短語，都在這里重現——而且也極其有價值地揭示了他關注的中心是什么，還有同時代人的評論觀點中認為無關緊要的是什么。使加繆獲得初期名聲的“荒誕”概念，現在大多可以理解為就是加繆的方式，他用這種方式來嘗試表現他心目中重要的地方和重要的感受。因此他在《西西弗的神話》里寫下了以下一段話：“大家所熟悉的世界是一個可以用哪怕是不充分的理由來解釋的世界；但是在一個突然被剝奪了幻想和光亮的世界中，人感到自己是陌生的異鄉客。他是一個無可補救的流放者，因為他被剝奪而失去了對故園的記憶和對樂土的希望。這種人與人生之間、演員與背景之間的脫節，真正構成了荒誕的感覺。”正如人們所知，加繆已經感覺到，批評者們漏掉了對《鼠疫》和（尤其是）《局外人》中的阿爾及利亞背景的把握一樣，批評他的人和佩服他的人都往往作出過度解釋，而丟失了他那些非文學寫作中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