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前面的廢話：上次更新是7月6號，這樣算的話已經停更4個月了。時隔四月，本以為再次打開后臺會人去樓空，也是沒想到有人離開有人駐足，整體的人數卻是和4個月前無多大變化。

如果大家問我為什么斷更了四月之久，說實話是我因為偷懶了 ；硬是要找個放得上臺面的理由，那就是我這四個月一直在讀唐浩明的評點曾國藩系列。希望等讀懂這個晚清中興名臣、大清建國200余年最有權勢的漢大臣之后，再和大家說道說道。奈何文言文讀來著實費力，雖有作者的一番點評，亦是不甚吃力。四個月來也僅看了兩本家書、一本詩詞、大半本的書信，外加唐公的隨筆《靜遠樓讀史》。其余日記、奏折、語錄雖暫未拜讀，不過筆者自忖與四年前初讀唐公的小說《官圣曾國藩》之時相比，似已更加深入了文正公的內心世界，雖不敢妄言吃透，但亦是已有一番感悟，遂按捺不住與諸君先做分享。

要說起晚清的名臣，我想知道李鴻章的或許要比知道曾國藩的人多。畢竟李參與了多次對外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學生時代的歷史書也多次提到其大名。至于李少荃此人是傳統意義上的清官貪官、好官惡吏，筆者此次暫不做討論，因為這確實難以簡單評價，讀史的最大感觸就是世間哪有完全的好人又哪有徹底的惡人，于此其為善于彼則可能為惡。而之所以要提到李某，是想看看有多少人知道李鴻章實際上是曾國藩真正意義上的唯一弟子。

曾氏與李的父親為同年好友 ，在李還未金榜題名之前便已拜曾氏為師，他可以說是在曾氏的悉心指導下才一舉中進士入翰林，也是在曾氏的支持下組建淮軍擁兵一方、位列封疆榮膺封伯的。對李的培養，可以是是曾氏人才觀的一個縮影。曾氏是一個關注人才的人，他在咸豐帝剛即位之時便上疏直奏對當下的朝廷人才狀況表示擔憂，更直言若突逢巨變，滿朝當無一人可擔負眾人。果不其然，一年后太平天國起義爆發，清軍節節敗退，無人有一夫當關之能。可惜當時年輕的咸豐帝并無從諫如流的氣魄與胸懷，該奏折反而差點斷送曾氏的仕途，但曾氏對人才的敏感性由此可見一斑。

雖時過境遷，不過曾氏的人才觀依舊值得今人借鑒。在這里筆者分享曾氏其中的兩個人才觀念：一是提前找替手，二是識人用人的原則。

替手有兩種類型，一是可以幫自己分擔部分事情的，解放自己的生產力，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做重要的事情。這種意識對曾氏尤為重要，因為曾氏是典型的詞臣出書。他中進士后，便考入翰林院。翰林是清朝升遷最快的部門，但其實際工作類似皇帝的文書，所以沒有具體政績進行考核，而是每年通過考試決定升遷去留，故曾氏任翰林期間并無干實事的經驗，而其后來雖任禮部侍郎后又歷任各部，但依舊不具備為湘軍統帥所需的關于行軍錢糧餉銀這類經驗。而這個時候就需要有替手來幫他解決這些問題了，此時他多年細心儲備的人才袋方開始逐步顯露其重要性。

第二種替手則是可以全面代替自己的人，即所謂的接班人。曾氏的接班人就是之前所提到的李鴻章了。無論是從軍還是從政，李確實都完美的繼承了曾氏的衣缽。攻克南京、剪滅太平天國后，為避免擁兵自重授人以柄，曾氏主動裁撤湘勇十去其九，其中更是包括老九（即曾國藩九弟曾國荃）的吉字營，但卻是完全保留了李鴻章的淮勇。而李后來能穩居晚晴第一權臣數十年之久，和他手握重兵關系甚大。這里有必要提一句，滿人入關后，為避免地方將領傭兵自重，實行的是將兵分離制。簡單的說，就是遇到戰事，從此處調部分軍隊，彼處調部分軍隊，又空降指揮將領，這樣雖說會造成將不知兵兵不知將的局面，不過也避免了兵權下沉。但湘勇和淮勇卻都屬統帥自募，且前期朝廷并未給予絲毫糧餉，全靠自行籌措，所以湘勇淮勇自然也成了曾國藩李鴻章的私人軍隊，實際并不受朝廷指揮。這是軍權的“繼承“，從官位上來看，李既曾之后當上了直隸總督這天下第一總督的位置，除了中途幾年外調，可以說是一直在這個位置上做到了死。當然李對曾也是足夠尊敬的，曾國藩離世后能在很長一段時間內依舊享有盛名，離不開李鴻章有生之年逢人便道及“我的老師”，以及其與曾老九刊印的《曾文正公全集》的傳世。

而李鴻章在外交事務上的原則也是遵循其師的“徐圖自強”。每讀至此，筆者亦不勝唏噓，年少之時不知“弱國無外交”，總是對屈服于列強之行徑不屑。現讀至“徐圖自強”四字，始知為營造這“徐圖之環境”，孱弱之中國需要承受多少屈辱，但是“臥薪嘗膽”還是“喪權辱國”確是要看當事者所抱何心了。而對于曾氏，筆者認為當初使其聲名跌入深谷的天津教案，確實是當時大背景下的無奈之舉，曾氏著實可悲哉，其或有處置不當之處，但若憑此就斷定他是賣國賊、漢奸則著實不公矣。

而關于曾氏是如何選擇合適的替手的，就要談談曾氏識人用人的原則了。曾氏看一個人是否堪當大用，會主要考量他的德才識三個方面。德即一個人的品性，才即一個人的才干，也就是干實事的能力，識即學識見識。在總的原則上，曾氏是堅持以德為主，才識為輔的。曾認為一個人最重要的德是“拙誠”二字，拙亦可理解為勤、誠亦可理解為忠。拙誠二字體現在行軍打仗上即是湘軍典型的“打死仗、扎硬寨、挖深壕”的作戰風格。曾氏還認為作為統帥最重要的要有血性不怕死。這也是為什么湘軍多書生帶兵而幾乎不用綠營將領的原因，因為書生剛走出書齋，未受官場頹風兵營油氣所染，尚有一腔熱油。雖說后期可能會變質，但因其自小讀圣賢書或多或少能更好的克制自身欲望。

不過也或許正是曾氏這種根深蒂固的用人觀，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其對接班人李少荃并非是完全滿意，曾氏曾評李“太會做官”。李鴻章此人雖說是辦大事的料，但在德性上確實與他的老師差了十萬八千里，比如說在用人和對待財物的態度上。曾氏用人重德，而李則是任人唯親，發展到最后凡是安徽籍人來投奔他的，他都會給其安排一份差事。對外宣稱：我們皖地貧困，現在我們兄弟在外面打下了一片家業，有老鄉來投奔我們，好讓其空手而歸嗎？而對錢財的取舍上，曾氏為官清廉，不求物欲，這與其早年專攻理學養成的修身功夫有很大關系，而李則貪愛財物，當時曾有這樣一幅對聯“宰相合肥天下瘦，司農常熟時間荒”，這里的“宰相”即是李鴻章，可見其貪財之名已遠播矣。

曾氏的人才觀除了德主才輔之外，還有另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因量器使。曾氏認為人才該放在他合適的地方才能展現他真正的價值。一個人再有才，如果給他放錯了位置，可能還不如一個庸碌之輩。這里以曾氏對郭嵩燾的識與用為例。郭筠仙是曾的多年老友且又是兒女親家，兩人交情很深，而且曾也很器重郭的才學。如果是常人遇到這種情況，自然是希望這位好友官越高越好，權越大越好，好能住自己一臂之力。但曾氏卻不如此做，曾在給李鴻章的信中說：“筠公芬芳悱惻，然著述之才，非繁劇之才也，若以任滬關，決不相宜。閣下若摯愛迫求，或仿篪仙之例，奏以道遠歸蘇提補，而先屬蘇臬。得清閑之缺以安其身，收切磋之益以助閣下，庶幾進退裕如。”大概意思是說：郭是個學者作家，是一個著書立說的人才，而不是能勝任實際事物的行政官員，所以他不宜做上海的海關主管官員，只能任清閑之職，做李的高級顧問。而后來郭出任粵撫與粵督瑞麟鬧矛盾被罷黜，做出使英法的大臣，與副使劉錫鴻不和，遭朝廷批評，這些事實也確實說明郭不擅做實事。

既然講到用人了，最后再聊一下曾氏對親信人才籠絡的一個非常特別的手段：即始終以親筆信函與之聯系，而不假手幕僚。要知道曾氏做湘軍統帥攻打太平軍期間軍事繁雜，寫信需要耗費其大量的時間精力，但曾氏對李鴻章之類的一等親信始終通篇親筆，二等親信則是“多系幕僚所書，而親加一二紙”。這似乎也值得今日領導者之借鑒，形式雖變，但其意自古不變也。

此次主要和大家分享曾氏的人才觀，下次再和大家聊聊曾氏的“一生三變”以及其“功高蓋住一度擁兵自重卻為何得以善終未有兔死狗烹之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