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號可以看作是帝王政治理念和統治心態的廣告。廣而告之，咸使知之。既是治國的手段，也是平天下的目的。

中國帝王年號的使用，自漢武帝劉徹始。這位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君王，總會做出一些驚世之舉。至于漢武帝為什么會突發奇想用年號紀年，是難以得知了！這也算是前無古人，后啟來者之舉！

漢武帝劉徹一生啟用了十一個年號。前六個年號，六年一改；后四個年號，四年一改。改年期數，可謂頗有規律。這既說明了這皇帝在位久長，也說明了統治和心態總體穩定。如果政治乖張，心態焦躁，年號大概也會更變頻繁或無序的。六年一改元，應是應所謂的“六六之數”。后面四年一改元，既有可能六六之數已運盡，也有可能嫌六年一改元時間太長，故縮短為四年。漢武帝御宇五十四年，承文景之治，外攘夷狄之功，內雜王霸之法，可謂集天下威權于一身，應而改元既穩定又隨心。

漢武帝的年號寓意，也多少能解讀出他本人的當時的政治理念和心態。漢武帝所用的十一個年號中，七個帶“元”字。分別為“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后元”可見偏愛“元”的寓意。漢武帝一生好祥瑞，特別迷信天命，這在年號中也能顯現出來。年號中“狩”，“鼎”，“封”字分別是獵獲“瑞獸”，得到寶鼎，以及封禪等。一邊外攘夷狄，一邊內興祥瑞，窮奢極欲，勞民傷財，海內戶口能不減半嗎？至于漢武帝晚年，出現了“征和”“后元”等年號，也暗合了他折騰幾十年之后，已經有了休養生息，求和安民的想法。對外用兵，曠日持久，勞天下之民，傷天下之財。“巫蠱之禍”對統治高層株連甚廣，自己也家破人亡。晚年，漢武帝輪臺罪己，停止大規模征發戍邊屯墾。年號“征和”示意求天下之和。“后元”大概也是告知天下人，要恢復即位初期的清平的社會形態。當然“后元”也有一種自感時日不多，人生余音的意味。果不其然，這年號只用了兩年，漢武帝就一命歸天了。留給后人“茂陵劉郎秋風客，夜聞馬嘶曉無跡”的無限時空喟嘆！

至于漢昭帝劉弗陵的年號，則是一副“父慈子孝”的氣象。漢昭帝的年號都帶有“元”字，且也是六年一改元。漢昭帝是漢武帝晚年“巫蠱之禍”的政治幸運兒。年幼的劉弗陵非嫡、非長、非賢，但卻被漢武帝指定為繼位者，且以霍光等顧命大臣佐之。大將軍霍光鑒漢武帝中晚年勞師動眾，屢興大獄，致海內沸騰的過失，改弦修養生息，以安天下。所以漢昭帝的年號寓意，處處都是在向天下表明，恢復乃父漢武帝初期清平無事的政治氣象。

漢宣帝劉詢是“巫蠱之禍”的幸存兒。其祖父劉據是漢武帝時期的太子，也就是“巫蠱之禍”的主要受害者。劉據因奸人陷害，負屈起兵，最后兵敗自殺。嬰兒劉詢因此也成為了欽犯之后。但劉詢也算幸運的，最終在權臣霍光等擁立下，成為了大漢帝國的新君。漢宣帝的年號主要有兩個特點。一是年號四年一改。漢宣帝可能是覺得六年一改元時間太長，也有可能是顯示他與漢武帝、漢昭帝的體制有所區別。二是漢宣帝后期似乎特別嗜好祥瑞或天命。他晚年的年號“神爵”、“五鳳”、“甘露”、“黃龍”皆有此味，反類乃祖漢武帝心態啦！

即使如此，漢宣帝也是值得大書一筆的中興之主。他的個人故事在民間很是傳奇。漢宣帝在位時，對內鏟除權臣勢力，穩定社會；對外經營西域，降服匈奴，把大漢聲威揚名萬里之外。以至“明犯強漢者，雖遠必誅”那樣的漢家風骨強音，尚蕩氣回腸于后世。

漢元帝劉奭的年號有一個特點，就是五年一改元。他既仿其祖漢武帝的六年一改元，也不學其父漢宣帝四年一改元，而是別樹五年一改元。漢元帝可能是覺得六年一改太長，而四年一改又顯短。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是父子關系不睦寫照。史載，作為太子時的劉奭偏好儒學。漢宣帝非常不滿太子的做派，曾揚言道：“我漢家家法是王霸雜用，將來亂祖宗之法者必是太子”。父子間嫌隙可見一斑。因而漢元帝即位不肖其父，也是情理之中。歷史也正如漢宣帝所預感，兒子漢元帝重儒廢法，也加劇了漢帝國的盛衰轉折。自漢元帝起，西漢就是一副衰亂之像，各種社會亂象，怪像頻發。

元成哀平，是西漢的衰亂之世。當時土地兼并異常，外戚干政盛行。皇帝昏庸，吏治腐敗。天災人禍不斷，流民泛濫，謠言四起。面對這種亂象頻發的統治危機，當時的士大夫內部流行著一種“再受命”的天命循環論，也就是劉姓皇帝再次接受所謂的“天命”來解決滄海橫流般的社會危機。這種荒唐之舉，自然是無益于事。所以漢元帝，漢成帝，漢哀帝，漢哀帝的年號里充斥了“平”，“和”，“始”等字眼。相當于越缺什么，越許愿什么一樣。漢成帝起碼還能四年一改元。到了漢哀帝的年號就徹底混亂了，一兩年就改元，或用四字年號，甚至自己曾用過的年號，又重復用，真是“病急亂投醫”的寫照。哀帝，平帝等都已是外戚王氏的傀儡，改朝換代的戲碼正在悄然上演，帝國也正處于日薄西山，朝不慮夕的之際。

有的帝王把年號當作宣政天下的政治廣告，有的帝王把年號當作哀告上天的許愿池。國將興，聽于民：國將亡，聽于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