炫耀自己拼死爬出底層，你們良心不會痛嗎

Original 2017-07-11 張豐 大家

文 | 張豐

我第一次意識到自己身處底層，是讀初中的時候。投靠親戚，在某高校食堂打工的叔叔回來了，他最終沒有在城市里娶到媳婦，也沒法留在城里。在城市的親戚，嫌他不爭氣。好不容易給他介紹一個對象，卻不珍惜，到女方家里也不懂送禮。

叔叔特別疼愛我們，每次過年回來，都會買很多城里的點心。他還從城里買一輛28式永久牌自行車，帶了幾百公里，回來再把它組裝起來。我和弟弟，就是騎著這輛自行車去縣城讀的高中。那是我們的共享單車，我們還共享了夢想：一定考上大學，奔向遠方。

我為叔叔的遭遇感到不平，甚至痛哭失聲，用拳頭猛擊院子里那棵十年以上的老榆樹。我知道世界上有兩個世界，一個是他們的，一個是我們的。我發誓要和城里的親戚斷交，并給他們點顏色看看。其實，在當時我唯一能做的，也許就是考個好成績而已。父親知道這一點，他不失時機地建言：好好學習吧，就看你以后能夠如何了。

父親是一位老師。作為70年代末的中師畢業生，他最初教的是高中。高中解散后，他的同事很多都到了縣城高中，后來有些做了校長和局長。父親選擇離家最近的鎮上，當了一名初中教師。那是他一生中最具決定性的選擇，回歸家庭，同時也退回到了底層。等我們到外地讀大學的時候，父親又從鎮上的初中，退到了離家只有500米的村小。

我并沒有和城里那家親戚斷交。那是我的四爺爺，1949年“參加革命”，他離開我們這個村莊的時候，只有16歲。他對我那位被他安排到大學食堂做飯的叔叔做出了這樣的評價：不愛學習，不愛衛生。一點都不上進，還是農村人思維，連談戀愛都不愿意請客吃飯。他的評價，讓我很不舒服，但是我知道，他說的是另一個角度看到的事實。

我這位爺爺，做到了一定的官位。每年，他都要為回老家為他的母親祝壽，從她80歲開始，一直到100歲，他堅持了20年。故鄉20年都沒有什么變化，他幾次從中牽線搭橋，想讓家鄉通電，均告失敗。最終，他以一種無奈的口吻談及家鄉：貧窮，落后，毫無希望。

在大家心中，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精英。每次回來探親，他都到先到附近的縣城，然后由縣政府的轎車把他一家人送到村口。小轎車揚長而去，激起一片塵土。他和每一位見到的鄉親打招呼，心里一定很不屑，但是表面上仍然客氣、熱情。在他城市的家中，他的太太（我稱之為四奶奶）提起老家這個村莊，往往先是一聲驚呼：怎么能那么窮，那么臟？

最初，這樣的驚呼讓我非常不快。那是我長大的地方，至今我回憶起無憂無慮的漫長童年，都感到幸福。父親雖然是“商品糧”，但是他和鄰居家的農民叔叔沒有什么不同，大家都一起在田里勞作。鄰里之間互幫互助，有時候鄰居家做了好吃的，還會端給我們一碗。這樣的“家鄉”足以讓我贊美，但是，在我踏上大城市求學的那一刻，我知道四爺爺他們說得也是對的：那么窮，那么臟，那么不爭氣。

我一點都不厭惡這個“底層”，那里有我的父母，也是我過去的一部分。高考填報志愿的時候，有些長輩給我的建議是：“離家越遠越好，有多遠走多遠?！彼麄冸m然無法離開，但是也知道家鄉的落后，也意識到自己所處的是一個底層世界。他們不知道哪個大學更好，只是朦朧地認為，距離這個底層越遠的世界，也就越美。

逐漸地，我和那個世界也有了隔閡。我甚至做不到像四爺爺那樣，每年回去一次為母親慶生。并不是因為我比他更忘本，而是我們所處的時代，完全不同了。進入21世紀，隨著大量農村人口進城務工，整個“底層”也被重構了。我所委身的城市，也是一個堅固的世界，我要付出很多努力，才能在這美麗新世界安頓下來。

任何一個社會都有底層。喬治·奧威爾在《通往維根碼頭之路》中寫過英國中產階級對底層的偏見：他們身上的氣味，永遠洗不掉。毛姆也有同樣的看法，他更尖刻。他對英國底層人民的評價是“他們，好臭”。上世紀20年代，毛姆到中國旅行，他發現中國精英（地主以及低級別官員）頗能和底層人打成一片，可以在一起喝茶聊天，這讓他很驚訝。但是幾乎同時期的魯迅，卻在《故鄉》中捕捉到中年閏土那一聲蒼涼而卑微的“老爺”。

逃離底層，當然是正當的，也是整個社會前進的原動力。每個人都有權利選擇更好的生活，但是最終，仍然會有一個“底層”存在。這是一個競爭的結果，僅此而已。底層只是這樣一種狀態，底層的人們，并不比那些身處高位者更惡毒或者更殘忍。當然，相反的說法也成立：并不是你窮你就有理，底層也并不沒有什么道德優勢。

過去，我們常被教導，富人很有可能是壞的，課文教導我們從楊白勞的而不是黃世仁的角度來看待世界。這當然有很大問題，但是，今天似乎又走向了反面，從“為富不仁”變成了“窮則丟人”。在很多媒體的報道和網絡熱文的敘事中，底層被建構成了一個可怕的存在。

《我為什么要拼死爬出底層社會》這樣的文章能夠刷屏，說明“精英的世界”與“底層世界”已經隔膜到了何種程度。每個人的遭遇，其實都是一種個案，但是只有你在底層的遭遇，才有可能被賦予某種普遍性。

浙江有位大學教授，談戀愛被副教授、同時也是博士的女友欺騙，這讓人嘆息，但卻并不會被貼上“教授很傻”“女副教授很壞”這樣的標簽，輿論會把它定位為個案。但是，如果一個出身底層的保姆縱了火，就有可能是整個保姆階層都有問題。

真正悲哀的并不是底層社會的處境，而是這個階層的沉默。能夠敘述自己的遭遇，其實就已經是脫離底層的標志了。真正的底層，是沉默的，哪怕在一個人人都可以發言的網絡社會，仍然沒有他們的聲音。至少從魯迅那個時候開始，底層就已經是一個“被定義”的存在。歷史已經證明，精英給這個國家造成的傷痛，并不比底層少一分。

我離開了曾經生活的環境，但是卻從來沒有想過“爬出”或者“逃離”這樣的詞。我想起小時候鄉親們對四爺爺的評價：“他這個人，很家?！?。意思是他雖然到了精英階層，但卻仍然能夠與身處底層的鄉親們溝通。我認為，在中國，這種“溝通”至關重要的。被稱呼為“老爺”的魯迅，與曾經的小伙伴閏土喪失了溝通的可能，到底是誰的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