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與其說是七國紛爭不斷的時代，不如說人才輩出的時代。《大秦帝國》第二卷國命縱橫，是以秦惠王嬴駟在位期間作為一個階段，而此間，攪動戰國風云的主角不是任何一個諸候，而是兩個策士——蘇秦和張儀。
蘇秦和張儀同為鬼谷子的學生，有才有能，有勇有謀。犀首作為一個策士，其主張并未被秦惠王嬴駟采納，飄然辭官，并將兩人推出，贏駟知道了有其二人。
兩人本是情同手足的同門師兄弟，志高才大，對于未來都有著暢想，準備大展抱負。蘇秦選秦，張儀入楚，一東一西，背道而馳。“戰場相逢，卻當如何？”“自當放手一搏！”兩人又有誓言：相互援手，共擔艱危！
然而兩人出師并不利。
盡管有犀首的極力推薦，蘇秦有滿腹才華，雄才大略，可是并不為當時的秦惠王接受，鎩羽而歸，錢財盡失，狼狽不堪。張儀引田忌出山，助楚王大敗越國，本是喜事，卻因房陵失守，被驅楚國。
蘇秦荒田結草廬，蟄伏三年，勞其筋骨。張儀守母親之陵，等候時機。
此期間，秦國頻戰，神出鬼沒，引六國恐懼。天下大亂，列國有亡國危機，誰來力挽狂瀾？沉淀后的蘇秦窺透時機，應時而出。此時的蘇秦非彼時的蘇秦，此時的天下非彼時的天下，天時地利人和，蘇秦游于趙燕魏楚齊韓六國之間，成六國丞相，形成六國合縱滅秦之勢。
一人出任六國丞相，別說中國歷史，大約世界歷史也為罕見。蘇秦的無限風光就在眼前，倘若此時一鼓作氣滅了秦，那么歷史是如何書寫的呢？誰來完成后面的統一大業？歷史沒有假想。
蘇秦不是周瑜，不會大呼“既生瑜，何生亮”，相反向秦國推薦了張儀，給自己找了一個對手。兩人都知己知彼，棋逢對手，戰國那段歷史，變得精彩紛呈。你合縱，我連橫；你建立，我破壞；你進攻，我拼殺。
必有一贏一輸，然而戰爭永遠都是兩敗俱傷，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秦國贏了，六國輸了；張儀勝，蘇秦負。是蘇秦才不及張儀么？當然不是，一個知其可為而為之，一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結果當然不言而喻。
由此，我便想到才能與時機的關系。
有才能是基礎，時機可遇不可求。犀首、蘇秦、張儀均見識高廣，才有機會面見嬴駟，大談國事，三人的遠見及治國之道不相上下，都提議嬴駟稱王，然而，只有張儀成功。秦國第一王第一相產生，此后二十年，張儀兢兢業業治理秦國。
只因此時的秦國俱備了所有的條件，只差一個張儀而已。
有機遇，有才能方可把握。天下大亂，六國需要合作是趨勢，這是機遇。然而彼此積怨頗深，非一日之寒。如何化解恩怨，達到一致，不是三言兩語可以解決，再加上楚懷王的搖擺不定，不是蘇秦以智慧從中調解，不可能達到一致。蘇秦將其才發揮到最大，這樣的機遇，是遭遇重重困難。
我們常說時勢造就英雄，其實也可以說英雄順應了時勢，推動了歷史。
當陳舊的制度困住一個國家進步時，總會有一個人或者一群人挺身而出打破禁錮，破去舊繭成蝶。固步自封最終的結局是走向滅亡，相比秦國的積極變法，周王朝便是一個鮮明的對比。
在中國每一個朝代，幾乎都有變法，順應時代潮流，所以，一個民族歷史延續五千年，絕對不是偶然。
人的一生終究短暫，每一個人生活在自己特定的年代，每一個年代的機會不一樣，縱然不需要如戰國時期般救國救民，改革變法。我們依然渴望得到各種機遇，展示自己的抱負和才能。
時下的機遇是什么？是生產力的高速發展，是高科技占據生活的時代，價值多元化，全球一體化，每個人的選擇都是豐富多彩。
實現個人價值的機會很多，不需要蘇秦張儀合縱連橫的才能，不需要商鞅的舍身成仁。只要扎扎實實學好技能，踏踏實實做好工作，把改革創新融入到素日的點滴中來，這便是個人擁有的才能。馬云馬化騰本都是普通人，他們用自己的才能改寫了人們的購物方式、溝通方式。
同樣的機遇下，有人把握得住，抓得緊，有人走得遠，走得久，有人卻坐失良機。時不我待，機不再來，我們也要如蘇秦張儀般懂得反思，更要如他們般積攢自己的能量，定然能將自己的人生點亮，終不悔。
一段亂世歷史的結束，總是帶有悲傷的味道。蘇秦在齊國變法，騶忌不滿其變法給他帶來損害，派人刺殺了蘇秦。嬴駟死于怪病，太子繼位，張儀的機遇不再，便隱退江湖。
讀罷此卷，感觸良多。成也好，敗也好，那些努力尋機展示自己才華的人，如夜空之星，永遠閃爍。譬如四君子，春申君、信陵君、平原君、孟嘗君，他們在當時都收養了幾千門客，對內維護自己的勢力以對付政敵，對外與敵國作政治、軍事上的斗爭，是戰國時期舉足輕重的風云人物。
還有屈原，內政上主張舉賢修法，外交上力主聯齊抗秦。刺殺張儀未果，誓死與秦一戰，大傷秦元氣。雖有偏激，卻是一腔熱血如火，端午節也因他而來。
那個年代造就了他們，同樣那個年代因他們而更具有魅力。
合縱連橫的風云早已飄散，歷史的天空里，還留存著它的痕跡。透過文字，跨越時空，遙望過去，那些長衫飄飄，束發戴冠的男子，或策馬，或驅車，或戰場嘶殺，或隱于荒野，或把酒言歡，或激昂國事。他們真的離去了么？從來沒有！一代一代，永存于史書之中，永存于人們心中。
亂世有機遇，太平盛世也有機遇，只要你準備好了，那么你的人生注定了不平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