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幾日，一部講述慰安婦幸存者的電影《二十二》在全國范圍內引起了廣泛關注。有人感動，有人質疑，有人坦然，有人回避。但在這場熱議之后，在那閑言碎語的余溫之中，我們又能否認清一種不得不面對的現狀，對于邊緣人群的關愛少之又少。

我們還能有幾次等待'二十二'的機會？

與慰安婦同為戰爭受害者的二戰老兵，在這和平年代本應享受著至高榮耀，可是現實呢？《新周刊》主編孫冕先生將自己的后半生都投入到了安頓老兵的工作之中。何謂安頓，是因為大部分老兵的晚年時光都無比凄涼，他們沒有家，更準確的說是沒有心靈的家。特別是國民黨抗日老兵，由于一些特殊的歷史原因，他們往往得不到認可，懷著終生遺憾而忿忿離世。孫冕先生說他的行動根本趕不上時間的快速流逝，挽回不了一切。這些老人在顛沛中生，在寂寥中死。所幸在2015年抗戰勝利七十周年的閱兵儀式上我們看到了國民黨老兵的身影，還他們一份遲到已久的榮耀。

當被問及需要什么時，老兵們回答“什么都不需要”，老兵們最大的心愿不過是被記得、被尊重而已。

而在這背后，又埋葬了多少終其一生的等待。2008年走了兩個老兵；2009年走了17個；2010年走了81個；2011年走了87個；2012年走了271個；2013年走了378個……

我們還能有幾次等待'二十二'的機會？

我很喜歡的記者柴靜曾做過一檔采訪欄目，名為《以生命的名義》，也許也是從那檔欄目開始，國人才真正第一次直面同性戀這個群體吧。采訪中的大多數人為感染了艾滋病的同性戀者。通過鏡頭，直觀、赤裸的描述了同性戀群體的生存現狀以及獨屬于他們的生活。因為不被理解所以他們常被湮沒在世俗的眼光中，就如《斷背山》中的Jack，或許我們都知道他的真實死因，但是片中卻沒有人愿意相信真相。又如《有種》中的小詩，男扮女裝的艷舞者，主要靠化妝成女人，取悅男人為生。像極了《廚房》中的變性人母親惠理子，可是后者卻過著正常的生活，而小詩只能在絕望中一遍遍痛苦的吶喊“在沒有光明的地方，黑暗也是一盞燈。”

這樣的例子還不夠多嗎，從太多的書籍和影視作品中我們才明白了這些人或事。有幸運的，通過一部電影而完善了一部法律，可若每每都只是期望著通過書籍或電影來發掘這些痛苦，我們永遠也追趕不上時間，奈何不了時間的無情。

我們還能有幾次等待'二十二'的機會?

電影《推拿》中的一段話讓我難以忘懷：在盲人的心目中，盲人是一種動物，正常人是另一種動物，一種更高級的動物；正常人的世界是主流世界，他們永遠也不可能踏進這個主流世界。而據有關數據顯示，目前的中國殘疾人總數為八千多萬，與正常人的人口比例是1:16，但我們在大街上卻幾乎見不到殘疾人。因為社會的配套設施太不齊全，因為我們沒法用正常的眼光平視他們。所以他們沒法出門，所以我們看不見他們。

不過，所謂的“邊緣人群”也只是我們對他們的稱謂罷了，他們或許也在自己的主流世界中用力生活。

可如果整個社會對他們還不能給予足夠多的關懷，也許多年之后，他們便將自然的離開或是刻意的消失在這個世界。我們一定能做的更好，在作品發聲之前便給予他們應有的溫暖。就如《二十二》中的一位老奶奶所說“黨和國家都知道我們的事”，那既然如此，相信有許多人和事我們一定比時間更加銘記。

通過媒體的熱烈呼聲，《二十二》的累計票房已超過一億。曾經飽受迫害，后來無人問津的老人們，如今也已得到應有的正視。但中國的邊緣人群并不只有'二十二'，仍有千千萬萬的他們依舊蜷縮在恐懼之中。所以，我們應該行動。

不知你是否曾想象過，在數年之后，當你看到一些令你心生憐憫的人從你身邊擦肩而過時，你很想上前詢問，而他卻躲在前方的角落里，用背影默默告訴你“不必追”。

我們還能有幾次改變'二十二'的機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