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知行合一。? ? ? ? ? ? ? ? ? ? ? ? ? ? ? ? ? 1，知行合一的背景，按照傳統的觀點，應該是知先行后的，但是陽明卻說知行合一。這是因為朱熹的格物求知造成了許多人知而不行的原因，王陽明沿襲了陸九淵開創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心學思想，提出了“知行合一”的觀念。王陽明以“知行合一”的理論反對朱熹理學的“外心求理”觀念，提倡躬體力行，是內外相統一的思想路線。回顧宋明時代那段歷史，可以發現，自南宋朱熹死后，或者是發揚朱子的思想，或者是詆毀其思想，從此至終都是以朱熹為中心點。到明代王陽明去世以后，也是同樣出現這種或是揚王，或是諍王的情況。可以看出，宋明理學是以朱熹和王陽明所代表的兩個不同派別為核心而展開的。雖然我們知道“心學”在南宋時期就由陸九淵開創了，但是“心學”發展到巔峰狀態是由王陽明造就的。我們談到“心學”都是以陸王并舉，雖然陸王都為“心學”代表人物。但是兩者并不是直接繼承的關系，王陽明的心學也并不是直接從陸九淵那完全繼承來的，而是他對朱熹理學的思想反思而來的。“知行合一”理論的內涵“知行合一”理論是由“良知”衍生出來的。所謂“良知”是王陽明哲學思想的一個核心范疇。何為“良知”呢？“知善知惡是良知。是天理之照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天理其實只是分善別惡的一個總名，那個為天理本源的人心便是“良知”。“良知”是“知行合一”的源頭，也是歸宿。即是“知行合一”認識的主體，也是知行的標準。“良知”是仁、義、禮、智、信等倫理觀念的一個集中概括與反映。
王陽明的“知行合一”論主要的觀點大致可以分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知為行代，行中有知王陽明首先指出他的知行合一：“又不是某鑿空杜撰，知行本體原是如此。”（《傳習錄·上》）“知行之體本來如是，非以己意抑揚其間，姑為是說，以茍一時之效者也。”（《王文成公全書·答顧東橋書》）這里所說的知行本體就是王陽明哲學整個哲學的核心范疇————“良知”。“知行二字，亦是就用工上說，若是知行本體，即是良知良能。”（《王文成公書·答陸原靜》）意思就是，從工夫上說，有知和行兩件事，但就本體上而言，知和行都是同一個本體的發用，這個本體就是良知，指的也就是所謂的天理。良知包含的不單純是知，而且也包括行，單純的說知不是良知，僅僅踐行也不是良知；而是既知又行才能是良知，作為本體的良知則會表現為一致的知和行。王陽明說：“雖把知行分作兩個說，畢竟將來做那一個工夫；則始或未變融會，終所謂百慮而一致矣。”（《王文成公書·答友人問》）又說：“知行工夫，本不可離，只為后世學者，分作兩截用功，失卻知行本體，故有合一并進之說。”（《傳習錄·中》）在王陽明看來，知行可以分為兩個方面述說，但是不能分為兩個方面去做。知不能離開行，行也不可拋棄知。兩者互相并進不可以分開。他反對“心外求理”的“知先行后”，主張“悟理于心”的“知行合一。”“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發動處有不善，就將這不善的念克倒了，須要徹根徹底，不使一念不善潛伏在胸中，此是我立言宗旨。”（《傳習錄·下》）王陽明的“知行合一”的“知”是“良知”。來源于他繼承孟子有關良知的思想。孟子說：“人之所以不學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慮而知者，其良知也。”（《孟子·盡心上》）這里的良知良能是指上天賦予人的道德。孟子看來，人的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心都是與生俱來的。王陽明繼承孟子這一思想，并進一步升華為“心之本體。”王陽明說：“若鄙人所謂致知格物者，致吾心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謂‘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則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與理而為一者也。”“良知是天理之照明靈覺處，故良知即是天理。”（《傳習錄·中》）將良知看作是天理。“知行合一”學說當中的“行”是指對良知的踐履。一方面指主體心理上的意念活動。他在《傳習錄·下》中說：“我今說個知行合一，正要人曉得一念發動處，便即是行了。”他認為意念有善有惡，當然“行”也就有“為善”、“別惡”的兩種功能。不過善惡只是同一心理活動的兩個層面而已。另一個方面指的是主體的實踐行為。他說：“凡謂之行者，只是著實去做這件事。”（《王文成公書·答友人問》）“行”是依據主體的意念而有的具體行為。是本體的一種外在顯露。“行”。就是有意的去做一件事情。行就是有目的的行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是要將人們把言行統一到知中來，以知為行，以知代行。他說：“如好好色，如惡惡臭。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臭屬行，只聞那惡臭時已自惡了，不是聞了后別立個心去惡。”（《大學問》）當你見到后，頭腦中的念想產生后，便已經是行了。這里說的就是以知為行。王陽明的“知”和“行”是相互融通，彼此包含的，兩者是分離不了的。? ? ? ? ? ? ? ? ? ? ? ? ? ? ? ? （二）“知外無行、知而必行、不知無行、行而后知”他反對“知先行后”的理論觀點和只知不行的說法。他說：“知行原是兩個字說一個工夫。”（《王文成公書·答友人問》）“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學只一個功夫，知行不可分作兩事。”（《傳習錄·上》）認為只作行的工夫，或者單純的做知的工夫，都必然會走錯道，更不能說是道德修養。又說：“某嘗說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工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會得時，只說一個知，已自有行在；知說一個行，已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說一個知，又說一個行，只為世間有一種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個冥行妄作，所以必說個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種人，茫茫蕩蕩懸空去思索，全不肯著實躬行也，只是個揣摩影響，所以必說一個行方才知得真。”（《傳習錄·上》）又說：“行之明覺精察處便是知，知之真切篤實處便是行。若行而不能精察明覺，便是冥行，便是‘學而不思則罔’，所以必須說個知。知而不能真切篤實，便是妄想，便是‘思而不學則殆’，所以必須說個行，原來只是一個工夫。凡古人說知行，皆是就一個工夫上補偏救弊說，不似今人截然分作兩件事做。某今說知行合一，雖亦是就今時補偏救弊說，然知行體段亦本來如是。”（《王文成公書·答友人問》）這就是說知行是要從良知中發用出來，既知又要行；知行統一，這才是真知真行。他認為：“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錄·上》）只有知了去行，才能夠知得真切。避免“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傳習錄·上》）的境地。知而必行。王陽明說：“學問思辨以窮天下之理而不及篤行，是專以學問思辨為知而謂窮理為無行也已。天下豈有不行而專學者邪？豈有不行而遂可謂之窮理者邪？······學至于窮理，至矣，而尚未措之于行，天下寧有是邪？是故知不行之不可以為學，則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矣。知不行之不可以為窮理，則知知行知合一并進而不可以分為兩節事矣。”“問思辨行皆所以為學，未有學而不行者也。如言學者，則必服勞奉養，躬行孝道，然后謂之學，豈徒懸空口耳講說而遂可以謂之學孝乎？學射則必張弓挾矢，引滿中的；學書則必伸紙執筆，操觚染翰。盡天下之學，無有不行而可以言學者，則學之始固已即是行矣。（《王文成公書·答顧洞橋書》）我們可以從上述的論述當中清晰的看出，王陽明的“知行合一”意在實行。王陽明的“知而必行”是“良知”自然由內向外顯現的認識路線。也就是說，知對行有一個引導的作用，而行則是知的具體落實。總的來說，“知行合一”既總是知而又重視行，而大體上來說是比較傾向和重視于行的方面。
（三）知行合一，踐履良知王陽明說：“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傳習錄·上》）還說：“真知即所以為行；不行不足謂之知。”（《王文成公書·答顧東橋書》）這里說的是知的目的是為了行。是不是真知，需要用實踐來檢驗。他說：“稱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稱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曉得說些孝弟的話，便可稱為知孝弟。······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謂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卻是何等緊切著實的工夫！”（《傳習錄·上》）知，它是以行為目的和歸宿的，而是否行則是檢驗是否真知的標準。總的說來，“知行合一”是在良知踐行的意義上論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