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人類學家，你會想到什么？拿著筆記本，戴著遮陽帽，出走田野，尋訪邊陲。哦，還有，招人恥笑。
“二戰”后，歐洲和美國社會科學發展迅速，相應學科的研究人員數量倍增，因此產生了一個著名的笑話：印第安家庭成員至少包含三個人——丈夫、妻子和人類學家。
以及，由于登山運動的興起，作為給攀登珠峰的勇士們提供向導的尼泊爾夏爾巴人也備受人類學家關注，關于他們的人類學研究汗牛充棟。一位夏爾巴人向導對再次攀登珠峰的美國登山者吉姆?萊斯特（Jim
Lester）說道：“你35年前來的時候，每個登山家都有自己的夏爾巴向導；現在（1998年），每個夏爾巴向導都有一個自己的人類學家。”
不僅如此，人類學家的名聲越來越差，人們將他們視為專精原始部落文化習俗的獵奇者、殖民統治的幫兇。而且，在全球一體化愈發深入的今天，是否還存在真正的“異族”文明，也值得探究，因此很多人擔心人類學這門學科不日將會滅絕，因為它傳統上的研究對象可能會消失。但從《我們都是食人族》這本書看來，這些人純屬多慮。
《我們都是食人族》為現代最偉大的人類學家、法國結構主義大師列維—斯特勞斯于1989年至2000年間，在意大利《共和報》所發表的16篇專欄集結，以及一篇發表于1952年的《被處決的圣誕老人》一文。這些文章時間跨度極長，從1952年到2000年，而列維—斯特勞斯本人則在2009年去世。這位20世紀思想琥珀般的學者，直至臨終前都在思考著人類社會與文明的出路。
今天，我們選取了這本書的同名文章。在本文中，列維—斯特勞斯提出“食人”更多是一個被捏造出的概念，是為了加深野蠻人與文明人之間的鴻溝，而對野蠻人種種行為（以“食人”為代表）的指責，也只是為了讓我們“文明人”具有良好的自我意識并肯定自己文化、信仰的優越性而已。
寫作本文時，列維—斯特勞斯已有85高齡了，但就像出版于1955年的《憂郁的熱帶》一樣，他作品的寫作時間和出版時間并不標示它過期的時間，相反，他在這些文章中對當代社會的文化反思放到現在依然成立，而且無比犀利，幾近預言。
【以下正文】
直到1932年，新幾內亞（Nouvelle-Guinée）內陸山區仍是地球上僅剩的、完全未被認識的區域，有天然屏障保護其外圍。最早侵入當地的是淘金者，隨后是傳教士，但第二次世界大戰打斷了這些人的探求。直到1950年，人們才知道這片廣大的土地上居住了近一百萬人，他們說著同一語系的不同語言。這些居民完全不知白人世界的存在，將白人當成神祇或鬼怪。他們的習俗、信仰與社會組織，為人類學家揭開一個想象之外的研究場域。
然而，并非只有人類學家對他們感興趣，1950年，一位美國生物學家卡爾頓?蓋杜謝克（Carleton
Gajdusek）在當地發現了一種未知的疾病。在大約25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160個村落，為數不多的人口（約3.5萬人）當中，平均每五人就有一人死于中樞神經系統衰敗。這種病的癥狀為不自主顫抖（因此這疾病被稱為庫魯癥［Kuru］，在涉病的主要族群的語言中，kuru
是“顫抖”或“抽搐”的意思），自主運動能力逐漸下降，最后則出現各種感染癥狀。在相信此疾病有遺傳性之后，蓋杜謝克證實，它是由一種極具抵抗性且從未被分析出來的慢性病毒所引起。
這是首度在人類身上發現由慢性病毒所引起的退化性疾病，與動物疾病如羊的“顫抖癥”（英文為scrapie［羊患的癢病］），以及最近肆虐英國的瘋牛病非常類似。此外，也類似一種罕見的神經系統退化性疾病——庫賈氏癥（maladiedeCreutzfeldt-Jakob）。蓋杜謝克指出，庫賈氏癥像庫魯癥一樣可以被接種在猴子身上，這證實了它與庫魯癥是相同的（但仍然不排除遺傳因素的可能）。因為此一發現，蓋杜謝克在1976年獲得了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
在庫魯癥的例子上，遺傳的假設和統計數據難以相符。女人和幼兒比成年男人更常患病，以致在疫情最嚴重的村落里，男女比例只有二或三比一，有些甚至達到四比一。因此，庫魯癥也造成了社會學上的結果：一夫多妻的情況減少，單身男性以及有家庭負擔的鰥夫比例增多，女性選擇配偶時有更大的自由。
而倘若庫魯癥是傳染性疾病，就必須找出病毒的類型或類型群，以及它在年齡與性別上不正常分布的原因。但在研究食品供應以及女人、兒童生活居處的衛生條件（他們與丈夫或父親們分開居住，男人們共居在集體住屋里，約會則在森林或花園進行）后，卻無法找出原因。
人類學家進入這片區域后，提出了另一種假設。在被澳大利亞政府管轄之前，庫魯癥的受害族群曾有食人行為，當時，他們以食用近親的尸體來表達對親人的感念與尊敬。他們烹煮人的肉、內臟、腦漿，用蔬菜搭配搗碎的骨頭，而負責分解尸體和其他烹調工作的女人，特別需要品嘗這些恐怖的餐點。因此可以假設，她們在處理遭到感染的腦漿時被傳染，并且經由肢體接觸，傳染給了她們的孩子。
這一區域開始有食人行為的時期，似乎與庫魯癥在當地出現的時間相同。而且，自從白人到來并阻止了食人行為后，庫魯癥便逐漸減少，直到今日幾乎完全消失。兩者之間看似存有因果關系。然而，對此推論仍須謹慎以對，因為在進行相關調查時，這些食人行為似乎已消失。沒有任何直接觀察和實際經驗能夠讓人斷定問題已徹底解決。
然而，幾個月以來，無論在法國、英國或澳大利亞，媒體都熱衷于報道庫賈氏癥病例（如前述，與庫魯癥相同），這些病例發生在注射了由人類腦垂體（大腦下方的一個小腺體）萃取的荷爾蒙，或移植了來自人腦的黏膜后。前者是為了治療幼兒的成長障礙，后者則是女性不孕癥的治療方式。在英國、新西蘭與美國，已有多起患者因治療不孕癥后死亡的案例；其他的致死案例，則是最近在法國有兒童接受了萃取自人腦、疑似消毒不全的生長荷爾蒙。人們將它與曾經撼動法國輿論，牽涉范圍更大的艾滋病病毒污染血液事件相提并論，并引發了多起官司。如此一來，由人類學家所提出且被醫師與生物學家接受的假設，亦即庫魯癥可能是因食人行為而起，在此得到顯著證明：此兩地發生的近似疾病都在孩童和女性之間傳播，他們也曾經由不同的途徑攝取人類的大腦物質。盡管一者并不能證實另一者，但兩者之間存在著驚人的類似性。
人們或許會反對上述的比較，然而，將他人的一小部分物質，通過口腔、血液、消化或注射引入體內，與食人行為在本質上并無不同。有人會說，食人行為是因為對人肉有食欲才可怕的，但是他們應該把這樣的譴責局限在某些極端案例上，并且從食人的定義中，排除已被證實是基于宗教義務的例子。在這些例子中，食人行為經常伴隨著排斥感，甚至產生惡心、嘔吐等反應。
試圖界定一者是野蠻與迷信的行為，另一者卻是科學知識上的實踐，但這樣的區分并不具說服力。在古代的藥典中，許多藥材取自人體物質，當時被視為科學，對現代的我們而言卻是迷信。某些以往被認為有效的治療，若干年后也會因為被發現無用甚至有害，而被現代醫學排除。因此，此處的界線顯然并不像人們想象得那么清晰。
然而，一般輿論仍持續將食人行為視為殘酷可議之事，是人性無法想象的錯亂，以至于某些受偏見影響的作者，甚至否認食人行為曾經存在。他們說，那是旅行家和人類學家的空想，證據是：在19和20世紀期間，盡管有來自世界各地的見證，但那些人從未在任何地方直接觀察過食人的場景（在此不考慮某些例外，例如饑餓交迫的人為了維生不得不以已死亡的同伴為食；因為人們反對的是作為習俗與體制的食人行為）。
在一本引人注目但膚淺、廣受非專家讀者歡迎的書《食人神話》（TheMan-Eating Myth,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中，作者阿倫斯（W.Arens）便支持上述論點。假使如他所論，食人的史料是出自調查者和受訪的原住民之間的共謀，皆是捏造的故事（第111—112頁），那么就沒有理由相信，食人行為是導致新幾內亞庫魯癥的原因。就像沒有理由認為，歐洲的庫賈氏癥是經由食人的途徑所傳染。
然而如我們方才所見，正是因為后者（歐洲的庫賈氏癥）不可置疑的現實性，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賦予了前者高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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