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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是文學家,曾用外語寫下小說《京華煙云》,還一不小心獲得了諾貝爾獎提名;
他是語言學家,翻譯過《東坡詩文選》、《浮生六記》等巨著,還被《紐約時報》點名打call發好評;
他是著名學者,獲哈佛大學文學碩士、萊比錫大學語言學博士等學位,還心血來潮編了本《林語堂當代漢英詞典》;
他是教書先生,回國后曾在清華、北大、廈大任教,還于1945年赴新加坡籌建南洋大學,當了個掛名校長;
毫不夸張地說,他可能是最會教書的語言學家和最會寫文章的發明家了……好看的標簽很多,有趣的靈魂卻很少,所謂“有趣的靈魂”,林語堂可得算一個。
朋友問他:“林語堂,你是誰?”
他回答說:“我也不知道他是誰,只有上帝知道。”
他就是林語堂,林語堂就是林語堂。
為文: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
1895年10月10日,林語堂出生于福建的一個小山村。父親是當地的牧師,通過教會讀物對西方文化有了一定了解,因此,林語堂從小便受到了西式教育。
長大后,林語堂出國留學,不僅學習了西方文化,更通過翻譯將不少中國作品推廣至海外。他說自己“兩腳踏東西文化,一心評宇宙文章”,這句話真不是浪得虛名。
林語堂的文字半雅半俗,亦莊亦諧,通俗易懂,深入淺出。他寫《生活的藝術》時,寫到260頁,突然覺得用語深奧,論辯枯燥,便毫不遲疑地推倒重來。
以風可吟、云可看、雨可聽、雪可賞、月可弄、山可觀、水可玩、石可鑒之類細膩動人的東方情調去觀照競爭殘酷、節奏飛快的西方生活,文風一變,空靈動人。
他寫《蘇東坡傳》,便說“人生在宇宙中之渺小,表現得正像中國的山水畫。”此情此景,意在言外。
他寫國民,便說“一個人徹悟的程度,恰等于他所受痛苦的深度。沒有幽默滋潤的國民,其文化必日趨虛偽,生活必日趨欺詐,思想必日趨迂腐,文學必日趨干枯,而人的心靈必日趨頑固。”幽默之重,噴薄欲出。
他寫生活的藝術,便說“要享受悠閑的生活只要一種藝術家的性情,在一種全然悠閑的情緒中,去消遣一個閑暇無事的下午。”
他寫讀書的心境,便說“讀書沒有合宜的時間和地點,一個人有讀書的心境時,隨便什么地方都可以讀書。”
林語堂無書不讀,無書不歡,即使是最不喜歡的經濟學、康德哲學,也是讀了之后才去批判的。
魯迅和林語堂曾是一對要好的朋友,后因政見不同而分道揚鑣。他們性格差異很大,一個是橫眉冷對、不茍言笑的儒家戰士,另一個是笑看人生、風趣幽默的道家智者。他們就像一個硬幣的兩面,共同構成了自尊自強的中國的脊梁骨。
魯迅還在世時,常把林語堂罵得狗血淋頭。
可在魯迅去世以后,林語堂卻這樣寫道:“魯迅顧我,我喜相知;魯迅棄我,我亦無悔。”
郁達夫在《現代散文導論》中這樣評價林語堂:林語堂生性憨直,渾樸天真,真誠勇猛,是書生本色,他的文章,雖說是模仿語錄的體裁,但奔放處,也趕得上那位瘋狂的超人尼采……
林語堂為文放浪形骸,但他很真實,他怎么想,便怎么寫,怎么寫,便怎么做。
他通過文字傳遞出的那份超然物外的生活態度,是很多人可望而不可及的。
為人:常懷一赤子之心,笑人間乾坤風月
林語堂是一個天真自由、隨心隨性的人,且將這種個性貫徹了一生。從小到大,由始至終。
林語堂兒時聰明好學,淘氣搗蛋,八歲時在小學作文課上,老師以一句“大蛇過田陌”來批評他作文的詞不達意,結果林語堂毫不服氣,立馬對上了一句:“小蚓度沙漠”。
自小幽默頑皮的林語堂,沒少讓家長頭疼。
有一次大人把他關在屋外不讓進門,他就從窗子扔石頭進去,還振振有詞:“你們不讓和樂進來,石頭替和樂進來!”(林語堂原名“和樂”)
年少無知,自是輕狂,可人到了中年,這任性的“毛病”也沒能改掉。林語堂酷愛吸煙,為此還專門寫過一篇《我的戒煙》來講述戒煙經歷。可最終竟得出了這樣的結論:
“凡吸煙的人,大部曾在一時糊涂,發過宏愿,立志戒煙,在相當期內與此煙魔決一雌雄,到了十天半個月之后,才自醒悟過來。我有一次也走入歧途,忽然高興戒煙起來,經過三星期之久,才受良心責備,悔悟前非。我賭咒著,再不頹唐,再不失檢,要老老實實做吸煙的信徒……
此次的教訓,我已十分明白,無端戒煙斷絕我們靈魂的清福,這是一件虧負自己而無益于人的不道德行為。”
好嘛,于是他便心安理得高枕無憂地繼續當他吸煙的信徒了。
有人還把這篇文章同梁實秋戒煙的文章《一次戒斷》放一起比較,最終得出林語堂為人更放浪隨意,梁實秋更克己嚴謹的結論。
其實不然,對于行文和做人的差異,林語堂說:“做人應該規矩一點,而行文不妨放逸些。”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
林語堂在北大任教時期發表的文章,用詞勇猛激烈,落筆機智幽默,文章充滿著不合時宜的氣息。
當時北京時局混亂,林語堂卻總寫批評政府的文章,妻子急得阻止他:“你為什么不能好好教書,不要管閑事了!”
林語堂卻說:“罵人是保持學者自身的尊嚴,不罵人才是真正丟盡了學者的人格。”
此外,放著好好的作家和教書先生不當,林語堂竟然又鼓搗起發明創造來。
1931年,他曾在英國花光所有的錢試造中文打字機,但失敗了;十四年后,他又在美國第二次制造中文打字機,不僅花光了積蓄,還欠下了一屁股債。
但他依然頑固,依然堅持,依然充滿熱情。最終,他成功發明了“明快中文打字機”,并于1946年在美國申請專利。
中年輕狂也便罷了,但林語堂卻是一個至老都天真熱情、幽默樂觀的人。
他喜歡小孩子,妻子燒了豬腳,林語堂便教女兒們如何利用燉豬腳的粘性粘住嘴巴;在他更老的時候,他還帶著兩個外孫惡作劇,把鞋子都放到餐桌上,人都躲進衣柜里。
林語堂說:我要有能做我自己的自由,和敢做我自己的膽量。
從少年到老年,林語堂用一生傳奇,生動詮釋了如何做自己。少年放浪形骸,老年返璞歸真,我想這就是人生最好的模樣吧。
為夫:吾唯愿得一人心,度余生白首不離
林語堂曾與三個女人有過感情。一個是他小時喜歡過的叫做橄欖的女孩,第二個是他愛而不得只能珍藏于心的陳錦端。
林語堂與陳錦端在上海圣約翰大學相識,郎情妾意,此情綿綿。但這段姻緣最終沒成,因為女方的巨富父親認為林語堂雖年少有為,卻配不上他女兒。于是,他便撮合林語堂跟他鄰居——鼓浪嶼首富廖悅發的二女兒在一起。
這個女孩兒便是翠鳳,林語堂終生的妻子。二人攜手一生,恩愛不已。但當初二人擬訂終身時,翠鳳的母親卻有異議,說:“和樂是牧師的兒子,家里很窮。”廖翠鳳卻堅決地說:“貧窮算不了什么。”
于是,一錘定音,定下了林語堂與她的終身幸福。他們的愛情是婚姻之后才開始的,林語堂曾對朋友說,“我像個氫氣球,要不是鳳拉住我,我不知道要飄到哪里去!”
林語堂征得廖翠鳳的同意,將結婚證書燒掉了,他說“結婚證書只有離婚才用得上”。這表示了他們永遠相愛、白頭偕老的決心。
婚后,林語堂和廖翠鳳輾轉多國留學。經濟困難時,廖翠鳳只得變賣首飾來維持生活。他們即使窮得沒錢去看一場電影,也可以去圖書館借回一疊書,守住一盞燈相對夜讀,其樂不改。
每次廖翠鳳生氣,林語堂就去捏她的鼻子,這時翠鳳就會笑起來,因為她最忌諱別人說她胖,卻喜歡人家贊美她又尖又挺直的鼻子。
林語堂說:“只有苦中作樂的回憶,才是最甜蜜的回憶。”自此,世俗所謂“貧窮夫妻百事哀”的邏輯,被他完全推翻了。
1969年1月9日,林語堂夫婦點燃喜燭,悄悄慶祝著結婚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林語堂把一枚金質胸針獻給廖翠鳳,上面鑄了“金玉緣”三字,并刻了一首不朽名詩《老情人》。
林語堂是浪漫的,因為他認為愛情在婚姻中滋長,男女互補所造成的幸福,是可以與日俱增的。在過去的一萬八千多天里,他們相互之間,盡量多地給予對方,而不計較接受對方的多少。
正如林語堂所說的:“婚姻猶如一艘雕刻的船,看你怎樣去欣賞它,又怎樣去駕馭它。”
1976年3月26日,林語堂逝世于香港,靈柩運回臺北,埋葬于陽明山麓林家庭院后園,廖翠鳳仍與他終日廝守,生死不離。
終其一生,林語堂在操守上是絕對純潔的。美色當前,欣賞一番,幽他一默,亦不諱其所好,惟不及亂耳。
對愛忠貞,對情浪漫,是他貫徹實施了一生的宗旨。
林語堂說:“一點癡性,人人都有,或癡于一個女人,或癡于太空學,或癡于釣魚。癡表示對一件事的專一,癡使人廢寢忘食。人必有癡,而后有成。”
他的一生,就是“癡人”的一生。對于愛情,他癡情,忠貞不渝;對于文學,他癡心,堅守己心;對于做人,他癡迷于傾盡全力勇敢做自己。
林語堂的書房叫“有不為齋”,朋友問他為什么叫這個名字,他回答說:我不請人題字。
因為順遂己心,所以無所畏懼。
正如他所說的:我從未說過一句討好人的話;我從不假裝喜歡那些不喜歡我的人;我差不多是一個不比大家差的好人……
如果上帝能愛我,有像我的母親愛我一半那樣,那么他一定不會把我送入地獄。如果我不上天堂,那么世界一定是滅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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