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愛德華·W.薩義德在《知識分子論》中說，在美國“非學院的知識分子”（ the nonacademic intellectual）已經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整群怯懦、滿口術語的大學教授。
? ? ? ? 他說，賈克比認為知識分子應該：“不對任何人負責的堅定獨立的靈魂。”賈克比認為，“現在類似那一代的知識分子已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一些沉默寡言、無法了解的課堂內的技術人員。這些人由委員會雇用，急于取悅各式各樣的贊助者和部門，披掛著學術證件和社會權威，然而這種社會權威并未促成辯論，只是建立聲譽和嚇唬外行人。”
? ? ? ? 今天我們身邊的所謂知識分子，有幾個不是如賈克比所說的那樣，只是“披掛著學術證件和社會權威”外衣“滿口術語”的?君不見那些個權威名流有幾個不是致力于取悅閱聽眾或上峰的。當他們熱衷于熱點大書特書取悅大眾或上峰的文字的時候，已經配不上知識分子的稱呼了。知識分子這一行其實就這樣被他們自己被廢掉了。只不過他們當中不少人亦如阿爾伯特·薩洛蒙所言，其“生存狀況主要取決于他們充當當權者參謀的能力，當然，這要以犧牲自己的人格完整為代價”。所以，在取悅大眾的同時，也會給權高位重者寫信，出主意，表中心。要不就以“跨界”或越界的方式，對中小學校教師頤指氣使，以爭取自己想要而未得到的地位，以更好地在當權者面前展示能力。所謂人格悖論，或許是一種策略。
? ? ? ? 關于這一點埃里克·霍弗的闡述比較到位：“幾乎所們文人都有一種共同的、內在的渴求，這種渴求決定著他們對現行秩序的看法。那便是對獲得認可的渴求；對超越蕓蕓眾生的顯顯赫地位的渴求。”保羅·霍蘭德認為，霍弗的意思是，“知識分子對社會的評價取決于社會給予他們的認可。對權力的渴望受挫可能會影響并強化知識分子的疏離，因為這表示他們無法實施自己的豐富思想和美妙計劃。在霍弗看來，如果知識分子的才能未獲認可，也未獲回報，如果他脫離社會，脫離體制，身處邊緣，缺乏地位、影響乃至體面的工作，那么，他們就成了異化的知識分子。”我的理解的是，這些異化的知識分子的發聲，似乎具有一種嗷嗷待哺的意味。
愛德華·W.薩義德認為，另一方面 “19世紀對于知識分子的代表傾向于強調個性，知識分子經常像屠格涅夫的巴扎洛夫或喬伊斯的戴德勒斯那樣，是個獨立、孤高的人，根本不順服社會，因而是完全自外于社會定見的反者。”可是到了“20世紀越來越多的人士屬于所謂知識分子或知識階層的團體（經理、教授、新聞從業人員、電腦或政府專家、游說者、權威人士、多家報刊同時刊載的專欄作家、以提供意見受薪的顧問），不由得使人懷疑作為獨立聲音的個體知識分子根本不能存在。”即便像“戴德勒斯如此純潔，一心孤意追求理想，最終還是力不從心，甚至更槽的是，只得噤聲不語”。美國如此，其他各國呢？
? ? ? ? 看看那些聲名顯赫的“知識分子”或冠以“學者”頭銜標榜自由獨立的名流，一旦遇上利益的時候，有幾個不是趨之若鶩的，形式不同而已。就如愛德華·W.薩義德批評的那樣“最卑劣的就是自以為是的地指責其他國家的惡行，卻放過自己社會中的相同行徑”，就個體而言，化用一下就是“最卑劣的就是自以為是的地指責同行的惡行，卻放過自己的相同行徑”，甚至在實際運作時已大有登峰造極之勢。
? ? ? ? 愛德華·W.薩義德堅持認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個業余者，而不是專門化的。他覺得“今天教育系統中怕得越高，越受限于相當狹隘的知識領域”陷入專門化，就可能怠惰，“要成為專家就得有適當的權威證明為合格；這些權威指導你說正確的語言，引用正確的權威，局限于正確的領域，尤其在敏感、有利可圖的知識領域域受到威脅時更是如此。”“到頭來照別人的吩咐做事，因為聽命于人終究成為你的專場長”。想想倒也是，生活中那些大人物，表面上對人是頤指氣使的，實際上當面對上峰時，有幾個不是聽命于人的?“專門化”戕害了興奮感和發現感。“而這兩種感受都是知識分子性格中不可或缺的”。所以愛德華·W.薩義德認為“要維持知識分子相對的獨立，就態度而言業余者比專業人士更好”，因為業余意味著選擇公共空間的自由與靈活，更為有價值的是，業余者才有可能真正選擇符合自己所相信的價值和原則的理念與觀念。
? ? ? ? 許多人其實不是不聰明，自然也不是不明白，之所以執于一端，除了因為拘泥所學，所讀，所見的原因外，還因為身份使然。于是當他們談論問題的時候，往往習慣于不容置疑，似乎他們真理在握一樣。
? ? ? ? 所以，愛德華·W.薩義德認為，“基本問題在于如何使自己的認同和自己的文化社、歷史的真實情況與其他的認同、文化、民族的現實調和一致。如果只是—味偏好已經自己的東西，是永遠做不到這一點的一一大吹大擂‘我們的’文化榮耀或‘我們的’歷史勝利是不值得知識分子花費氣力的，尤其在今天更是如此，因為那么多的社會由不同的種族和背景組成，以致無法以任何化約的 套語加以界定。正如我在此處所嘗試顯示的，知識分子所代表的公共領域是極端復雜的，包含了許多令人不適的特色，但要有效介入那個領域必須仰賴知識分子對于正義與公平堅定不移的信念，能容許國家之間及個人之間的歧異，而不委諸隱藏的等級制度偏好評價。今天，口中說的都是人人平等和諧的自由主義式的語言。知識分子的難題就是把這些觀念應用于實際情境，在此情境中，平等于正義的宣稱和令人難以領教的現實之間差距很大。”
? ? ? ? 一個人真要不從自己的組織（更多的其實是圈子）利益出發言說，其實是困難的。因此，作為聽者，需要的是批判與審視，而不是盲目的點贊與跟風。愛德華·W.薩義德認為“今天的知識分子應該是個業余者，認為身為社會中思想和關切的一員，有權對于甚至最具技術性、專業化行動的核心提出道德的議題，因為這個行動涉及他或她的國家、國家的權力、國家與其公民和其他社會互動的模式。此外，身為業余者的知識分子精神可以進入并轉換我們大多數人所經歷的僅僅為專業的例行做法，使其活潑、激進得多；不再做被認為是該做的事，而是能問為什么做這件事，誰從中獲利，這件事如何能重新連接上個人的計劃和原創性的思想。”所學，所讀，所見有限，認識難免局限。只不過我們自己沒覺察而已。
? ? ? ? 盡管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不可能全知全會，但當我們就某一話題言說時，是不是可以從業余者的視角多想想，而不是利益和自私、狹隘的專門化。雖然我們不在知識分子之列，但任何個體都不可能永遠對公共話題緘默不言，當我們言說時，還是應該宕開一點。“在寫作和說話時，目標并不是向每個人顯示自己多么正確，而是嘗試促成道德風氣的改變”，對權勢說真話，在許多時候是孤獨的，但時間和歷史會證明這樣的選擇是積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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