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時的袁隆平，不知不覺間已邁進了不惑之年，但依然有太多難以解開的疑惑。一個遲遲拿不出一點實際成果的科研項目，讓袁隆平一直無法證明自己的技術路線是正確的，而這么多年，他仿佛一直在以失敗的方式驗證那個水稻雜交的“無優勢論”是正確的。很多人對這個論斷是越來越深信不疑了，對袁隆平的技術路線也就越來越質疑了，其中也不乏水稻育種方面的權威專家和學者，認為這個全世界的人都沒有解決的難題，一個在現代遺傳學上早有定論的大限，不是能不能從根本上突破的問題，而是一個根本就走不通的死胡同。那么多國內外權威專家都久攻不下的一個世界性難題，難道就能在一個普通農校老師手里攻破？說句實誠話，作為一個歷史追蹤者，如果我在那個年代聽說了此事，也會連連搖頭：怎么可能？幾乎不可能！

但袁隆平依然堅信他的技術路線是對的，那一粒神奇的種子是存在的，也是能夠找到的。他這樣打比喻：“這好比一個人聽收音機，他收不到信息，就愣說人家電臺沒播音，這是沒有道理的。科學這個東西是不講情面的，它不會因為誰是專家就青睞誰，成功的階梯永遠鋪在勇于探索者的腳下。”他也反復思考過這六年來的經驗教訓，覺得自己的思路并沒有錯啊，問題到底出在哪里呢？很多事還真是當局者迷，在長久的沉思之后，袁隆平才意識到，他們雖說走出了雪峰山，把中國南方都變成了他們的試驗田，但一直都沒有跳出栽培稻的小圈子，這么多年來他們一直在選用栽培稻作為親本材料，利用人工雜交培育雄性不育系，實際上已經形成了一種經驗慣性和思維定勢。若要從中突破就必須打破思維定勢，而人的思維空間是無限的，有人這樣比喻，思維就像曲別針一樣，至少有億萬種可能的變化。而也正是這種對思維定勢的覺悟和改變，讓他腦子里的靈感又一次乍現，他又一次豁然開朗了，倘若能夠利用遠緣的野生稻與栽培稻雜交，通過核置換的方式，創造出新的雄性不育材料，從而培育出雄性不育系，是否會從根本上突破呢？盡管此時還是一個假設和問號，但接下來的科學事實將驗證，對于袁隆平，對于雜交水稻研究取得突破性進展，這又是一個決定性的思考和選擇。袁隆平和他的助手最終就是沿著這個思路獲得了根本性突破。

按照袁隆平的這一思路，第一就要在大自然中找到野生稻，再用野生稻同栽培稻進行遠緣雜交，利用遠緣種間的生殖隔離特性來產生新的雄性不育材料。

除了理論上的可能性存在，袁隆平還有一個信心，中國有著適合稻子生長的遼闊而豐厚的水土，而野生稻一般分布在嶺南、海南、云南等熱帶和亞熱帶的偏遠地區，這些省區都是歷史悠久的稻作區，蘊藏著豐富的物種資源。袁隆平這次云南之行，雖說遭遇了一場大地震，但禍兮福所倚，還真是不虛此行，經過小半年的辛勤勞作，他們又繁育出了一代雄性不育的種子，而更重要的是，袁隆平又為未來的雜交水稻研究勾畫出了一條思路，并在1970年4月搜集到了云南野生稻，用來做野栽雜交試驗。說來可惜，由于這次試驗沒有對野生稻進行短光處理（對感光性較強的品種進行短期光周期誘導處理，能促進發育，讓開花日期提早），袁隆平把野生稻栽在靖縣的試驗田里后，生育期太長了，最終沒能抽穗，這一次野栽雜交試驗失敗了。

失敗，我實在不忍再用“失敗”這個詞，對于經歷了太多磨難、太多失敗的袁隆平，這個詞實在太殘忍。失敗不一定就是成功之母，也可能是接二連三的失敗直至最終的失敗。英國化學家漢弗里·戴維的一句話也許比較科學：“我的那些最重要的發現是受到失敗的啟示而作出的。”而袁隆平接下來將驗證它。

其實袁隆平那鍥而不舍的意志和毅力遠比我想象的要頑強。從1964年袁隆平發現第一株天然雄性不育株到1970年的這六年，新華社的一篇通稿里曾做出這樣評價：“六年是多少個日夜呢？沒有成功也就沒有鮮花和掌聲。這是追求理想鍥而不舍的六年。這也是人類進行水稻革命最有意義的六年，難度之大，壓力之大，條件之差，時間之長，超過了居里夫婦對放射性鐳的艱苦探索。”原湖南省科技信息研究所黨委書記陳明山也是一個追逐太陽的人，多年一直關注和支持袁隆平的雜交水稻研究，他曾如是感嘆：“袁隆平最苦、最難是1970年以前，但他從來沒有消沉過，也沒有抱怨過，即使再多困難也難不倒，這樣的人我還沒有發現第二個！”

（該文節選自《袁隆平的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