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段時間從電臺里聽到一篇感人肺腑的短文《請把碗留給80歲老母親洗》
該文敘述，大學的時候，有一次實習歸來，我們在帶隊的教授家里撮了一頓。愉快的晚餐結束后，桌上杯盤狼籍。
幾個同學搶著要洗碗，教授卻滿面笑容地阻止道：“不急，有人洗呢。”
教授將碗筷放進水池，先沖去油污，然后，輕輕地走到他八十高齡的老母親身邊：“媽，洗碗嘍……”
同學們一下子都楞住了，只見老太太一改餐桌上的委靡，精神煥發地走到水池邊，慢騰騰地洗起碗來，花了半個小時才把碗洗完。
教授高興地對老太太說：“您辛苦了，歇歇吧。”他拿了塊毛巾，給母親擦手。教授攙母親回房后，又返回廚房，把碗重新洗了一遍。
教授對著詫異的我們說：“做母親的沒有不想為孩子做點什么的，即使她老了，但在她眼里，兒子永遠需要她的幫忙。”
“讓她洗碗，她就會感到兒子需要她，一整天就會過得充實。”
過后，我不經意間領會到古代雅典著名政治家梭倫之口“活到老學到老”的意義，論孝敬父母，除了幫助父母外，還要學會給他們一個機會，讓他們愛你。
于是，我很快實行起來。
想做燒排骨時放棄去度娘上查找做法，把電話打給母親并說道：“媽，燒排骨怎么做？我還是最愛吃你做的燒排骨，那排骨被你做的濃郁可口又比較軟爛，我實在做不出來。”
她在電話那頭就樂了，一邊忙她的家務瑣事，一邊樂此不疲的傳授我一點做菜的經驗，這一點點被需要在母親們看來就像秋后盛開的雛菊，只要還被兒女需要她們就會覺得自己還不算老。
剛結婚時因為房子小沒有買電視，母親知道就著急了，問道沒有電視人在家里不得憋壞了，她說要同父親商量一下給我們買電視，我就笑了解釋給她，如今的年輕人都有手機和筆記本，網絡又方便，就是有電視只有孩子大了才會用它看動畫，于年輕人就是墻上多了一件擺設，再三的安慰她才使她慢慢放下此事。
去年冬天時母親來送豬肉，帶來自家腌制切好的酸菜和整根血腸，還有九袋兒大地里挖來的大腦蹦菜。大腦蹦菜也叫浸沒菜，大頭菜，學名；小根蒜＼長梗野蒜；莖很細，混在雜草中，不易發現。母親將冰箱冷凍的抽屜依次拉開將每條豬肉小心翼翼擺進去，那差不多又是半頭豬，她勸我少買市場的豬肉沒有自家豬肉吃的放心。
母親來時我就只做少婦，廚娘的稱呼分給她。
她讓我只管帶小孩，廚房歸她。母親收拾完豬肉，又將裝大腦蹦菜的九個透明方便袋擺在地板上一小堆，我問她拿這么多野菜干嗎？母親呵呵一笑說道：“我知道你不吃，我打算明天拿去早市上賣，你覺得怎么樣，會有人買嗎？這可是好東西，城里人要吃還吃不到呢！”說著她用手又掂掂每袋的份量，說道：“每袋都不少呢！你看看，我收拾的多干凈，三元一袋貴不貴？”“不貴。”那些大腦蹦被她清洗的白白凈凈，就像“出淤泥而不染”的姑娘，有道是此處盛多一袋一袋的。
到飯點提前一個小時母親就在廚房里準備酸菜鍋子，有她在，家里煙火氣格外旺盛。切菜時母親喊道：“菜刀不快啦！知道嗎？”我小聲回她一句“一直都這樣用的，也沒注意。”母親取出來一枚瓷碗蓋在菜板上磨了兩下，囑咐我這是急用的辦法，磨幾下刀刃就快不少。
母親來城里總說住不慣，在樓房里無事可做閑的心發煩悶。見她頭發有如枯草且長要帶她去理發店怎么說都不去，她說城里剪頭發貴要回去剪。知道她愛城里的熱鬧，就帶她去商場，母親的眼光很好但就是對自己太刻薄，去四樓看中一件綠色的棉服，上面腰間有許多翩翩起舞的蝴蝶圖案折后四百多，她嚇得就要逃走，母親瘦小買衣服很難求相當的，若買上一件能穿好幾年都不扔，我說她眼光不錯，我想把這件棉服買給她，她連拉帶拽使我離開那家專柜，說我當下不上班，孩子又小，不能亂花錢。
次日清早母親問我早市怎么走，大概多遠，就帶著她的野菜出去了。她是個比較愛說話的人，問路打聽對她來說不會是礙于面子的事。
兩個小時左右屋外傳來敲門聲，一開門母親站在門外笑盈盈地，一手提著香蕉，一手提著雞蛋，驕傲著對我說：“香蕉是給孩子的，雞蛋是買給你們的，我看冰箱冷藏里沒有雞蛋了。”這就是我母親，從來不舍得花我們一分錢，她也不舍得花自己的錢，聰明的是她會帶進城里一些可賣的東西換取零花錢。
她還會和我分享賣野菜的經歷，遇見一位丹東老鄉在早市賣草莓，于是她就在他們旁邊擺一個小攤兒賣起了大腦蹦菜。她說著我就能想到那情景，她一定是站立在那里任寒風吹著，頭發偶爾飄散幾綹在眼前，一雙干裂的手又不停地把它們趕到耳后，眼神里即充滿著希望的光輝，又流露出等待時憂郁的頹喪，片刻她瘦小的身軀被幾個城里人圍著，有人說三元一袋太貴，就給兩元，有人見是外地鄉下人又長著一張被欺負的臉，更是想要白搶一元一袋，母親又冷又氣最后賣了十幾元。我夸她很了不起了。
她說回來時看到公園邊上有個磨菜刀的師傅就將菜刀用報紙一層層包裹起來又帶下樓去。
我怎不心疼她。記憶里有一次我一年多沒看到我母親，那時在南方，看到她那天她在我面前變得非常矮小，清瘦使她老了好幾歲，夜里我們蓋著一條被子，我一輾轉抱著她腰，也是無意的，也是令我驚嚇的，母親瘦的像一堆骨架。但是我知道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生活，我們有各自的命，我能做到的就是面對她的生活和選擇我是給予關心和付出的，我不會說自己的母親是受累的命，也不會像別人評論她，我隨時準備的是最后到了她整個人需要我那天時，我給她接著。
前兩年她問我還投稿嗎？寫不寫了！我告訴她不寫了。她也沒說什么，簡單“哦”了一聲。從小學六年級時我寫過兩篇記憶深刻的作文，一篇假文盲的題材，一篇是美國攻打伊拉克為了地下石油的題材，最終我的作文成了同學們的例文，我的老師還帶著我與其他三位同學的作文投給城里的報社，到了我的下一屆學生他們干脆去我家找那個作文本。
中學時，我參加了北京那年舉辦的作文大賽，收到了兩次邀請函內容是去北京參加晉級比賽，我不知是真假，遞給老師看，老師說如果家里有條件就去試試，我把邀請函往書桌里的一本書中一夾這事就當過去了。同學們倒是像秋后的藤草黏我給批作文和寫作文，紙包不住火的，這事情后來我母親還是知道了將我訓斥一通。
如今每次回鄉下老家，總會有父輩人提起我算是“惜才”之一，在過去網絡并不發達，能有那樣的文筆，若我母親有遠見卓識將我送出去，現在就妥了！母親并沒錯，但她始終對我抱有惋惜和希望的幻想。
我深知對于家中有個從文的兒女，并不是有多沾光的事，甚至有些冷門的角色。不如有做生意的兒女，住大房開豪車，自己瀟灑也可以讓父母享受到較好的物質生活。
遲子建老師散文集里有一篇文章《兩個人的電影》，整篇文章折射的社會現象是，一部樸素自然又溫馨的電影無人問津，而電影院對面庸俗低下的表演卻博得了掌聲雷動，“母親”的一句感慨令人唏噓。的確，物質文明快速前進著的同時，人類的精神世界卻在不斷退后。充滿泡沫的東西成了時代流行，“快餐文化”已變成了社會主流。
還是這句話，人各有命，有該受的苦，就文學這條路來說就是一條漫長和煎熬的路，這就好比一個人青春里的大夢，說多了倒像是真的，所以現在不說了，若有好事到來那天再告知母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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