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

（黎民外史）

那天晚上，退休在家的施聰下樓時，隨手把家里的一把毛票帶上，想用它們到小吃店里吃飯。誰知到了店里，店員說，“對不起，這還叫錢，連賣菜的都不收，花都沒地方花，我們不要。”施聰只好打開手機，用微信支付了。吃過飯，他攥著捋得整整齊齊的毛票往回走，腦子也往回走，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景象就浮現在腦海里。

那時候的農村，到處都是破敗的景象，大人們辛辛苦苦勞累一季子，還填不滿大人小孩的肚皮，所以把生活叫“過日子”。那日子過的呀，豈止一個“窮”字了得。那光景就像得了一種老陳病，深深地長進人們的骨肉，到陰曹地府都不會忘記。從那時過來的人，一看到孩子們把饃皮揭了，把吃不完的飯菜倒了，把五十元的壓歲錢扔到地上，就氣不打一處來，知道說了沒用，還是忍不住想嘟囔幾句——那都是血汗錢呀！

施聰一家三口半人，媽媽、伯伯和他，還有一輪一個月的奶奶。輪流管奶奶吃住，本來是挺簡單的事兒，可是在施聰叔父那里，卻成了問題。因為農歷有大小進，大進三十天，小進二十九天，叔父只愿意管小進那些月，大進讓他們管；施聰家是奶奶來的那些月改善幾頓生活，叔父家是奶奶不在的那些日子改善生活。媽媽為這也說過風涼話，但伯父不讓跟他們一樣，畢竟是一奶吊大的兄弟嘛，況且這都是叔父小時候奶奶慣、伯父讓的結果。唉，說來說去都是因為太窮了。后來，才兩生的堂弟死了，婚姻不順的堂妹氣死了，嬸嬸也得邪病死了，撇下叔叔和半大不大的一雙兒女，艱難地度日。村上人們都說，這是壞良心的下場啊！

施聰伯伯們兄妹四個，兩男兩女，伯伯是老大，叔叔是老小，兩個姑姑是老二、老三。上世紀四十年代后，因為家里太窮，伯伯又是老大，爺爺就沒讓他去上學，成了家里的壯勞力。奶奶認為兩個女片子到底是外姓人，也不讓她們上學。一心想改變家族命運的爺爺說，就是苦死累死，也得讓叔叔去上學，于是叔叔就成了這個家里唯一有文化的人。在叔叔上學期間，曾經做過生意、吸過鴉片的爺爺，身子已經壞了，什么重活都干不了，兩個姑姑和奶奶只能做做家務、鋤鋤薄地，摘摘棉花、掰掰苞谷，所有的苦活累活，都壓在伯伯肩上。伯伯是個實誠直正的人，干什么活兒都不惜力，不管是一百多斤的麥布袋，還是裝滿青草的背籠，他都能夠抗起來、背上去。有時候累得實在挵不起來了，就讓人抬著放到自己身上。解放后，等叔叔中學畢業，到山西鐵路上當了臨時工，伯伯已經得了傷力，成了一個肺結核病人。后來，叔叔成了家，孩子都滿地跑了，伯伯也沒有成家，成了光棍一個。聽奶奶說，六一年爺爺病餓而死時，可能心里有所愧疚，用左手的一個食指直直地指著守在身邊的伯伯，用盡最后一絲力氣搖了搖頭，就死了。兩個姑姑，一個嫁到城郊的安營，年兒半載不回來一次；一個跟山東那個炕鴨娃的跑了，再也沒有回來過。

這時候，時間已經到了六八年的初夏，施聰和媽媽也來到了這個已經分灶而居的家，和伯伯組成了一個新的家庭。可是，施聰們娘倆剛一到不久，就和叔叔家大吵了一架。叔叔提出兩個條件，一是既然光棍老哥有了一個像樣兒的家了，老太太就不能只吃住在他們家，得兩家輪著管。二是非得重新分一次家。第一條伯伯二話沒說就答應了，第二條本來就要答應，看見媽媽臉上的陰云與惱怒，讓伯伯欲言又止。媽媽知道，這個叔叔是從小慣壞了的，一家子人，什么都要盡著他、讓著他，養成了使強的個性，弄什么都要強吃一頭。叔叔原以為，哥哥老光棍一個，四十出頭了，怕是也成不了家，所以分家時挺大方，平均分了宅基地，老房子算他的，在后邊宅地上讓哥哥蓋了兩間瓦扎檐堂屋和一間麥秸苫頂的灶火。其實他心里一直有個小九九，那就是等幾年把小兒子過寄給哥哥，這家產什么的還不都是自家的。現在他覺得吃虧失算了，要再分一次家，還得按兩家孩子多少來分。吵了好幾天之后，在生產隊長的搓合下，把這邊宅地上的樹讓他全砍了去，只留下光禿禿的白地，又把一張大方桌、一輛拉車歸了他，還有一些農具物什都讓給了他。這一次分家，讓施聰們這個才組成的家雪上加霜，真可說是家徒四壁了。

施聰后來才知道，媽媽為什么明知伯伯有病，還要改嫁過來，那純粹是為了他。當初，媽媽和襁褓中的施聰被父親拋棄之后，她把一切生的希望都寄托在兒子身上，一心想把施聰養大成人。然而，再娶之后的父親生了一谷堆孩子，急著要房子住，就生盡千方百計擠懟她們娘倆，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棱生生把媽媽氣成了氣結胸。舅舅得知這個情況之后，就逼著媽媽改嫁給一個姓楊的朋友。舅舅不說則已，一說就把媽媽惱死了。因為施聰媽媽當初的婚事，就是舅舅做的媒，結果卻遭到遺棄。十年來，姊妹倆都不說話，現在又說這種混帳話，媽媽死活都不答應。后來，舅舅又讓二舅和外婆勸說，都無濟于事。一頭逼著騰房子，一頭逼著改嫁，媽媽進退失據時，就依了一個親戚的勸說，選擇了這里。媽媽的思想不光有些封建，更害怕改名換姓后的兒子受人欺侮，來到同宗同祖的施營并且嫁給一個病號，為的就是不讓兒子改名換姓。

在破落的小院里，施聰放學回來，總是看見媽媽一邊燒鍋做飯，一邊喂雞喂鴨；而生病的伯伯一邊抽旱煙，一邊咳嗽，還不時往地上吐粘痰。在田間勞作時，伯伯只能干一些輕省活兒。媽媽在不到兩年的時間里，學會了所有的農活，自留地里的春種秋收，幾乎都是媽媽一個人干的，人們都說“小聰媽媽哪里是個女人，就是男人家也沒有幾個像她那么拼命干的”。到了星期天，小施聰就和媽媽一起上工，去掙那可憐的工分，或是到自留地里勞動。解放二十來年了，農村依然重男輕女，同工不同酬，男勞力每天10分，女勞力每天7分，而像施聰這樣的小學生，每天只給記5分。到了夏秋時節，都是按工分分糧食。施聰家勞力少，工分自然也少，分的糧食就少。那時候土地貧瘠，農鉀肥根本不夠用，農民們種地的積極性很差，上地往往是出工不出力，犁地是一壟掩一壟，鋤地是一鋤蓋一鋤，一畝地只能打百十斤糧食。夏季交了公糧之后，生產隊就沒多少糧食了，每家每戶都分不了多少小麥，施聰家則分得更少，至多不到二百斤，少則百十斤；到了秋天，他們家只能分到兩背籠苞谷、一百多斤紅薯。幾分自留地里，又想種糧又想種菜，往往是收了糧食種蔬菜，收了蔬菜種糧食，但仍然混得鼻子不對嘴，吃了上頓沒下頓。

春節是孩子們最盼望的節氣，大人們一年省吃儉用，再不濟，到春節也要改善一下生活。施聰到現在還清楚地記得，秋季絕收那年，春節時伯伯不知道從哪兒弄來幾個錢，到街上割了二斤重、二指寬的一條豬肉。媽媽則把從自留地里收回來的蘿卜、白菜、大蔥擇了碼好，也把干豆角、茄子干洗凈，準備好包餃子、包包子的食材。年三十傍晚，家里開始下鍋炸油饃，施聰最喜歡這時候去燒火，可以一邊燒火一邊吃新鮮的油條和菜丸子，這是一年中最能放開肚皮吃又不挨訓的時光。早些年下鍋用的是棉油，炸的東西有一種澀澀的感覺，后來用上了菜籽油，感覺就好多了。“大吃大喝”幾天之后，過了破五就得恢復往日半饑不飽的生活，不然就要斷炊了。至于衣服鞋子，只是把舊的洗刷干凈罷了，兩年也不一定換一件新的；大人們甚至還穿著打補丁的衣服過年。

春天是大人們最忙的時候，也是日子最難挨的時候，挨餓是常有的事兒，所以叫“荒春上”。大人們下地干活時，一邊磨洋工，一邊把地里的野菜隨手抓了放到自己的口袋里。中午或傍晚回村時，都是到田埂上、渠溝里、河堤里外，四處尋找野菜，然后才回家做飯、拿野菜下飯。學生們一到星期天，既要給生產隊的牛驢割草換工分，還要跳到田里剜野菜。可是野菜的數量很有限，剜過一茬，要等過十天半月才能長出新的來。所以野菜并不是常有的，人們不得不從隊里的莊稼地想辦法。不論是蒙蒙亮的大清早，還是月黑頭的晚上，地里總是有星星點點的人影晃動。白天生產隊干部到地里一看，豌豆、蠶豆之類能夠當菜葉吃的豆秧葉子都被捋了，大塊莊稼地弄得像小禿頭一樣，光了一片又一片。小麥快熟的時候，總是有成片的小麥早就被人收割。所以，那些年生產隊讓青壯年勞力輪流看青，看青的人和下夜偷莊稼的，不分晝夜地玩著貓與老鼠的游戲。其實，不看青的人常常就變成了賊，大家心知肚明，只是不說破而已。唉，人們都被餓怕了，誰還顧得了面子，可是卻苦了那些不敢偷、不會偷的人家。

初中畢業時，施聰回家當了農民。那時，他才十五，單薄的身子根本拿不起生產隊那些重活。還想讓他上學的媽媽找到生產隊長，送了禮說了好話，才讓施聰當了白天的看青人。也就是這時候，施聰借了一些書本，拿到田間地頭去看。在農村，圖書非常匱乏，四大名著是看不到的，只能看到像《苦菜花》、《林海雪原》、《平原游擊隊》之類的小說。施聰往往是在家吃了早飯，就到地里守著，坐在河堤上看書。中午只好啃自己帶來的紅薯面窩窩頭，在河邊捧一些清水喝，算是午飯。傍晚天擦黑的時候，大人們都收工回來了，他才合上書本，拖著餓得心慌的身體，慢慢朝家里走去。

夏秋時節，對于種莊稼的農民來說，不管多少有些收成，日子還算好過一些，基本上能夠填滿肚子。可是到了冬天，一日三餐都沒有什么油水，稀撈撈的飯食勉強過著，也沒有多少活可干。人們白天圪蹴在墻根兒曬暖兒，晚上抱著火罐說閑話，日子長得像天河，總覺得這冬天一年比一年長。莊上那個被打成右派回來的施道玉，就利用晚上，在生產隊的牛屋或是誰家的院子里，點上馬燈，彈起三弦，唱那人們已經耳熟能詳的大調曲子，《精忠說岳》、《小二姐上墳》、《李豁子離婚》、《龍抓雄獅女》等等。當老先生雙手彈弦，閉目清唱之時，人們都忘記了饑餓和時間，一聽聽到后半夜。在食不果腹的年月里，施營的文藝活動也僅限于聽唱大調曲子。

施聰走到小區門口，并沒有進院，而是把毛票裝到口袋里，慢慢走到街邊，跨過街道，來到河邊的小公園里，在到處都是跳廣場舞和唱豫劇的聲浪里，欣賞起一河兩岸的風光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