竊以為路過于此都可一讀。路正常，夜未央。

來源薛靜/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

我出生在3月9日的凌晨，我的媽媽告訴我，原本她在3月8日就已經進了產房，但是堅持到第二天才生下了我。我有點好奇，問她為什么，她揚揚眉說道：

“三八嘛，總是感覺怪怪的……”

人的直覺，有時候是非常敏銳的。就在我長大成人的這些年間，“三八婦女節”在官方話語和民間文化兩個層面上的分裂，逐漸從潛藏的裂痕演變為明白敞亮的各走一路。一方面，各種“三八紅旗手”的評選仍在進行，“婦女節”的慶祝仍然一年不落，單位發發洗衣粉和熱水壺，媒體拍拍參會的民族風和女代表，有條不紊，十分和諧。另一方面，隨著港臺文化的入侵，“三八”一詞迅速變成“搬弄是非的女性”的代名詞，而“婦女”也越來越多地讓人聯想到圍著鍋臺和娃娃團團轉的大媽大嬸，她們被暗示為年老色衰、喪失吸引，不再是被男性注視的對象，而僅僅成為社會中的工具化存在，“三八”與“婦女”的相連，更加劇了這一節日在民間被污名化的程度。

于是，媽媽在我出生之時的那點小小盤算，仿佛成為了一個巨大的隱喻：一個母親，不會去算良辰吉日、以求飛黃騰達，只想在她能力所及的范圍內，讓她還未出生的孩子，盡力避免被污名化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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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很多女性來說，逃避那些污名，實在是人之常情。

同樣在80年代末期，山東大學在婦女節的相關活動中，率先提出了“女生節”的概念，并選定在“三八婦女節”前夕的3月7日加以慶祝。“女生節”的提出，迅速獲得了全國各大高校女生的芳心。一個既能享受男生們的問候、贊美與關愛，又能避免“婦女”這種稱呼的節日，讓姑娘們如何拒絕呢？

“女生節”踏著輕快甜美的腳步，從一校傳遍全國，從高校進入中學。在我初中的時候，學校已經流行在3月7日互致問候、甚至遞送賀卡了。我們班上還有一位男生，會在每年的“女生節”帶來一大包進口糖果，分給班級的女生們。我們享受著充滿水果甜味兒的節日一天，也從未覺得有何不妥。

直到三年后的中考，我考入本校的高中部，因為發揮并不太好，所以對能不能進入實驗班心里沒底。我和那個發糖果的小男孩相約一起去看分班結果，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名字在實驗1班的名單里，而比他高7分的我，卻落到了實驗2班。

他很肯定地安慰我說，一定是名單搞錯了，因為他知道幾個成績比他還低的哥們兒，同樣在實驗1班。他拽著我去招生辦公室找老師，那位女老師非常淡定地告訴我們：為了實驗1班男女比例平衡，確實男女生分數線有所差別，因為“女生沒有男生后勁足嘛”。

15歲的我不知道該如何消化這個消息，眼淚刷地一下流了出來。身邊的男孩同樣滿臉意外，非常尷尬。我們默默地走出辦公室，在回家的路上，他掏出一顆糖遞給我：

“你別哭了，吃點甜的心情會好……”

我知道他并無惡意，但是那一刻，我實在無法接下那顆糖。

我非常想告訴他，我并不想要什么糖果，我只想和你坐在同一間教室里，接受最好的教育。那是我應得的。

回家以后，我問媽媽該怎么辦，她沉默良久，最后告訴我：孩子，你是女孩，所以你要更努力才行。

半學期后的期中考試，我考進了年級前十。

那次考試，我們班有8個姑娘，考入了年級前45名。

后來，我高考以全校第一的成績進入北大，然而這種“比他們更努力”所撫平的性別差異，并未因此徹底解決。而且，隨著我從本科念到博士，我周圍喧鬧的聲音也越來越多。很多人憂心忡忡地為我的年齡、前途和婚姻做打算，覺得一個好好的小姑娘竟然成了“女博士”，她的人生簡直要完蛋了，還是快點拴住一個不怕死的男人，或許生活還能獲得救贖。某次被迫和傳達室大叔進行寒暄，他語重心長地跟我說：“女孩子，讀書差不多就行了，讀個博士，四年以后可就二十八九啦……”

“可是大叔，就算我不讀博士，四年以后照樣還是二十八九啊！還不如多讀點書，免得等到年紀大了，還是一副沒見識的樣子。”

但是口舌之勝終歸是口舌，我還是無可救藥地掉進了“女博士”這個魔鬼化+污名化的身份之中。

這個25歲的我，和彼時15歲的我，面臨的困境其實是一樣的。十年，無論我多努力，所能做的，無非是從一個污名化的境地，逃離到另一個污名化的境地。這不是因為我后勁足或不足，成績好或不好，而是因為，我是女性。

我們身在中國的知名學府，大多出自典型的中產家庭，收拾打扮一番，樣貌也都還算體面。作為一群年輕的知識分子、未來的精英階層，我們有100種方式，可以逃離“污名”，可以不被叫“女博士”而被稱為“青年學者”，可以不被叫“老學姐”而被稱為“白富美”，可以不被叫“婦女”而被稱為“女生”……

可是，那又怎么樣呢？

我們年輕，所以我們可以過“女生節”，享受男生的禮物和贊美。

我們貌美，所以我們可以過“女神節”，享受屌絲的膜拜和跪舔。

我們有錢，所以我們可以過“女王節”，享受商家的服務和吹捧。

然而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年輕、不再貌美、不再有錢，我們是不是就不配再做女性？如果有一天，我們不再能成為供男權社會和商品經濟覬覦的獵物，我們是不是就只能成為那個“閣樓上的瘋女人”？

并且，現實比假設更殘酷的是：當你過于年輕、過于貌美、過于有錢，他們一樣會竊竊私語，質疑你的身家背景、感情生活、能力道德，然后繼續把一盆又一盆污水潑在你的身上。

其實，污名，是無法逃離的。

當他們向這個位置潑污水的時候，我們逃走了。但是他們轉而找到另一個借口，向我們現在的位置潑灑污水，我們只能再次逃走了。我們一直奔跑，永不停歇，直到有一天精疲力竭，跪倒在他們面前，要求加入他們，成為遞送污水的一員。

我只是想趁自己還有力氣的時候，停下來，站到那個已被污名化的“婦女”的位置，和一百多年前芝加哥勇敢罷工示威的女性一起，和二三十年后容顏老去、鬢染風霜的自己一起，告訴那些向我潑來污水的人，他們是錯的。

無論男女，我們都可以在停止這場潑污水的無聊游戲之后，變得更好。而這個中止的開關，需要我們共同拉下。

我想要的，不只是今天的愛心早餐，還是二十年后，我在廚房切菜的時候，你在旁邊打著雞蛋和我聊天。

我想要的，不只是你摸著我的臉、贊美我的容顏，還是你拉著我的手、我們彼此講述光環背后的艱辛。

我想要的，不只是清空了購物車的“買買買”，還是此后一生，無論事業誰強誰弱、薪水誰高誰低，都能夠彼此尊重、彼此支持、彼此欣賞。

我并不想當女生、女神和女王，如同我并不想要十幾年前的那顆糖一樣。我想要的，是成為一個可以被我們彼此都正視的性別身份。

“我們生下來時，社會是這樣，是我們的無奈；我們的孩子生下來時，社會還是這樣，是我們的無能。”

我選擇和“污名”站在一起，只是希望，在未來的某一天，我的孩子降生的那刻，無論是光棍節還是婦女節，無論是三七、三八還是三九，TA都看到一個干凈的世界，都能為自己的性別、身份與生日，感到驕傲。來源薛靜/北京大學中文系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