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我個人的理解，詔安的“粿”原本是詔安人為了表達對水稻的敬重之情而以大米為主要原料加工的一系列米食。詔安人篤信，“粿”最能表達出對神明的崇敬、對先祖的懷念、以及對家族繁衍的期望。我們勤勞智慧的先民們，在水稻生產的各個不同重要時期，都會供奉神明或是祭祀祖先。這些重要時期都與四季交替和節氣輪回有關，也就是詔安人口中的“時年八節”。在“時年八節”的節慶（“做年節”）中，最重要的供品，就是各種各樣的“粿”。經過漫長的歲月，“粿”從單單地表達對水稻的敬意慢慢演變成了詔安節慶的象征。從“粿”的身上可以看出，“粿”不僅僅是詔安人米食多樣性的體現，更是一種文化的呈現。

在《康熙字典》里收錄了《廣韻》一書對“粿”一字的音義注釋：“古火切，音果。凈米也。又米食也。”可見“粿”的含義應該為特指由大米為主要原料加工制作而成的各種食物。在詔安，常見的“粿”有：發粿、甜粿、菜頭粿、烏龜粿、紅龜粿、松粿、水粿、梔粿、九層粿、油粿煎等；還有一些名字中沒有“粿”字，但屬于“粿”的，如：冬至圓、粽子、團等。自明朝，番薯（地瓜）進入中國之后，詔安也誕生了不少以地瓜粉制作的“粿”，如：粉粿、草粿、無米粿等。在詔安，供奉或是祭祀用的“粿”基本上由大米為主要原料加工制作而成，地瓜粉制作的“粿”一般僅作為小吃，這也體現出詔安人傳統的“敬谷謝天”的思想。

雖然詔安“時年八節”多，“粿”的品種多，但哪個“時年八節”用什么“粿”來供奉或是祭祀，卻有著約定俗成的規矩，一點也不會錯。過年必須是發粿、甜粿，預示著新的一年發大財，日子甜蜜蜜。元宵節是菜頭粿，討個好彩頭。清明正是萬物萌發的時節，采些鮮嫩的艾草做成烏龜粿，既能祭祀祖先，又有食療保健的功能，一舉多得。端午的重頭戲無疑是粽子和梔粿。水粿、松粿和紅龜粿一般用于中元節（饗鬼節，也叫七月半）或是中秋節的供奉或是祭祀。到了團團圓圓的冬至，必定少不了圓圓的冬至圓。冬至一過，轉眼間便是臘月二十四，這是“司命公”上天匯報工作的日子，香甜軟糯的油粿煎便是詔安人給“司命公”制作的干糧。綜上，在詔安，什么“粿”用于哪個“時年八節”，都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各司其職。

詔安人的生活離不開“粿”，為此也產生了許多與“粿”有關的習俗。如：在詔安，出嫁的女兒在春節回娘家“拜正下孝”必須帶上“豬腳甜粿角”。而詔安人在正月十四和五月初一出嫁的女兒不回娘家也與“粿”有關。同時每年的正月二十還是詔安的甜粿生。詔安民間還有吃菜頭粿不會得“飛尸”的說法。每逢祈安節或是做好事的重大的喜慶節日，詔安人還會給親朋好友貺粿份。可見“粿”已經深深融入了詔安人的生活，變得不可或缺。

詔安諺俗釋義練達，雅俗共賞，具有鄉土文化特質但極賦文化底蘊，“粿”的身影也常常出現在詔安的諺俗之中，言辭詼諧，寓意深厚。“拜粿有家伙”預示著生活富足。詔安人用“粿有厚薄”來表達人有遠近親疏，事有輕重緩急。“菜頭粿熱半邊”的語意類似于“剃頭擔子一頭熱”，專門用來形容年輕男女中其中一人一廂情愿或是單戀對方。“一個粿，一個塢”是物品已經占滿了位置，比喻毫無余地。詔安人常常用“一個粿印印出來的”來形容父子（女）或是母子（女）長得一模一樣。如果你做事干凈利落，詔安人會夸你“三瑩火，二甑粿”。若是為人處世不懂禮儀，那便是“無頭面粿”。“無工做幼粿”指分不清主次，事情緊迫卻反而去做無關緊要的事。“做雅粿”并不是夸獎哪位做粿漂亮，全句是“歪鬃女人做無雅粿”，連自己發鬃都打理不好的女人，怎么能做得出漂亮的粿？“做雅粿”也引申為只做表面功夫。若是有人饑不擇食，詔安人會笑著說“緊嘴翁，吃生粿”。當詔安人遇到某些無可奈何卻又不得不做的事情的時候，常常自嘲一句“強捻炊甜粿”。若是遇上了如葛朗臺一般的吝嗇鬼，詔安人便會譏諷道“乞丐無膠留粿”。眾多與“粿”有關的詔安諺俗極具哲理，值得我們細細品讀。

人類學家葛茲（Clifford Geerts）將文化定義為：根植于文化學習與象征的一些概念。人們會選擇一些具體的事物作為一種象征符號，在日常生活中引導行為、傳達感情、表現感知。“粿”便是詔安人表達節慶的一種象征，并且在這長期的濡化過程中形成了一套自我文化意義的解釋體系。從“粿”中，我們可以看到食物是如何變成文化的歷程，這其中包含了詔安人的思維邏輯、集體意識、社會表征。毫不夸張地說，詔安人的文化脈絡在“粿”里若隱若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