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辛格爾頓是一位世界級的數學家,喜歡蒙上眼睛玩國際象棋,在攻讀電氣工程博士學位期間,他還為麻省理工學院第一臺電腦編寫了程序。二戰期間,他研究出一種消磁技術,使盟軍的戰艦得以躲避雷達搜索。20世紀50年代在利頓工業公司,他開發了一套慣性導航系統,至今仍被民用和軍用飛機上。
1960年,因為無法接任利頓工業公司CEO,他選擇了離開創辦了特利丹公司。而在其執掌特利丹公司將近30年的時間里,為股東帶來了年復合收益率達到了驚人的20.4%。也許這一成績并不能讓人更直觀的感受其偉大之處。讓我們可以看下傳奇CEO杰克.韋爾奇在通用電氣任職期間給公司股東帶來的回報。
由圖可知,如果在1963年投資1美元給辛格爾頓,到1990年當他在一波嚴重熊市卸任董事長時,這1美元將增值到180美元,而標普500指數僅收獲15美元,而通用電氣的CEO杰克.韋爾奇(1981—2000)20年收獲48美元,而其中1991—2000年是美國的超級大牛市。
辛格爾頓式收購
1960年辛格爾頓創立特利丹公司時,混合聯合企業(由多家彼此之間沒有聯系的業務部門構成)是那個時代資本追逐的對象,猶如現在的互聯網科技企業。因為是市場熱點,所以有著極高的市盈率,這使它們的股票成為硬通貨,這將有利于它們投身持續的收購狂潮中。通過股票置換獲取目標企業控制權,市盈率高的一方將獲益匪淺,因為預期到手的新股票會上漲,被并購的企業也愿意交易。
在次輪熱潮中,普通的混合聯合企業得益于其猛漲的股價,它們開始在廣泛的行業中幾近貪婪地、饑不擇食的兼并,從而使得其規模不斷增長。它們積極地討好華爾街和媒體,從而將其股價不斷抬高。
辛格爾頓早期也充分利用這一肥厚的套利機會,設計出一種多元化業務組合。不同于其他混合聯合企業,他專注于那些可盈利、不斷成長的企業,它們通常在小眾市場中居于領先地位,并且從來沒有支付過12倍市盈率以上的價格,這與特利丹公司股票的高市盈率形成了鮮明對比,這一時期,特利丹股票的市盈率始終在20—50倍之間波動。這樣它們就可以低價買入優質公司,買入后即可實現成倍的市值增長。
1961—1969年,他買入了130家不同行業的公司,從航空電子、特種鋼材到保險,除兩家之外,買入這些公司靠的都是特利丹公司價格高企的股票。
去中心化和特利丹回報
隨著20世紀60年代后期熊市的到來,盈利無法達到預期,混合聯合企業的繁榮期戛然而止,股價急劇下跌。但特利丹依然給其股東帶來了豐厚的回報。
1969年年中,隨著特利丹股票市盈率下跌和目標企業收購價格上漲,辛格爾頓斷然解散了他的收購團隊,成為第一位停止收購的混合聯合企業家。此后,也再未進行收購,也再未增發股票。在其創立企業的前十年中,每股收益增長了令人震驚的64倍,而市凈率增長了16倍,為股東創造了巨大的價值增長。
隨著企業的規模的擴大,普通的混合聯合企業都采用了總部集中管理的模式運作公司,龐大的企業員工規模、繁多的副總裁和各種計劃部門使得總部逐漸臃腫且效率低下。
而辛格爾頓卻為他的公司規規劃了一套迥然的模式。他強調去中心化,將公司分拆成更小的組成單位,盡可能地把經營職責和管理責任沿著組織下放。結局就是,這家員工總數超過4萬人的公司,其總部人員不足50人,沒有人力資源、投資者關系或業務發展部門。這一最成功的混合聯合企業,其模式卻最不像混合聯合企業。
去中心化給特利丹公司帶來了一種客觀的、不用勾心斗角的文化,辛格爾頓和其CEO喬治.羅伯茨也將注意力從收購轉向了公司現有的經營。但在對于分拆的組成單位的業績考核上,他們回避了傳統的對于公司公司營業收入和凈利潤的考量,而是關注運作中如何做到優化現金流,并設計了一個獨特的度量指標“特利丹回報”:計算每個業務單位的人均現金流和人均收入,突出現金增值,并將其作為所有業務單位總經理的獎金基礎。
這些極富創造性的做法帶來的最終結果是,從1970年開始,公司在各種市場環境中,都保持了較強的盈利能力,在整個20世紀七八十年代,資產收益率均值超過了20%。大批流入的現金被調往總部,由辛格爾頓來進行資源配置。
辛格爾頓式回購
1972年初,隨著現金余額的增長和缺乏便宜的收購對象,而特利丹的股票隨著市場的下跌市盈率逐漸下移至歷史最低點。辛格爾頓再次背離傳統理念,大舉回購股票。
雖然現在的市場回購股票很是常見,但在20世紀70年代之前,回購股票并不多見,且充滿爭議,傳統觀念認為,回購表示公司缺乏投資機會。但辛格爾頓卻不以為然,他在1972年—1984年的8次荷蘭式拍賣回購中,令人震驚的買回了特利丹公司90%的流通股。
市場中企業回購股票一般有兩種方法:
常用的方法是:公司撥出一筆資金(一般在資產負債表中相對比例較小的過剩資金),在幾個季度內逐步在公開市場上購進股票。這種方法相對謹慎和保守。
辛格爾頓式回購:頻率較低,在股票價格低的時候把握時機進行大規模回購——通常在短時間里完成,往往要通過要約回購,甚至會通過借債籌集資金。
回購案例
1980年5月,特利丹公司的股票市盈率接近歷史最低點,辛格爾頓發起了截至當時公司最大規模的要約,得到市場三倍的超額拋售。辛格爾頓決定買進所有被拋出的股份。考慮到公司現金流充足且利率正在下降,他以固定利率債券籌集資金,完成了整個回購。
這次回購之后,利率猛然上升,新發債券的價格則下跌了。辛格爾頓不相信利率還會繼續上升,于是他又發起了一次債券回購。他用來自公司養老基金的現金贖回了債券,這樣可以避免繳納資本利得稅。
這一系列復雜交易的結果是,特利丹公司用不高昂的債務成功籌集資金,完成了一次大型股票回購,當利率下降時,養老基金則在購買債券中獲得了大量的免稅收益。而股票收益在之后的10年間復合收益超過了40%。
1971—1984年,特利丹公司的營收和凈利潤實現了2.2倍和7.1倍的增長,但其每股收益卻實現了40.3倍的增長。
從1960年創辦特利丹公司到20世紀七八十年代,辛格爾頓從一個活躍的的股票發行者到癡迷于股票回購,他實現了一個偉大投資者必須做到的高賣低買。特利丹早期發行股票的的平均市盈率超過了25倍,而他回購的平均市盈率則低于8倍。通過歷次的回購,辛格爾頓為特利丹公司股東帶來的年復合收益達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42%。
1987年,正值收購和股票價格處于歷史高位時,辛格爾頓得出結論:在配置現金流方面,不會有更好的回報更高的選擇了。于是,他宣布了特利丹公司上市26年以來的首次分紅。
從特利丹創辦初期利用混合聯合企業的市場追捧時機,高市盈率發行股票低市盈率收購優質公司,到20時機60年后期停止收購,熊市時大舉回購(甚至不惜發債)公司的股票,再到1987年因為無法再有效配置現金流,從而將多余的現金分給股東。辛格爾頓在其執掌特利丹的近30年的時間里,通過不同的資本配置方式,為股東實現了年復利20.4%的最大化收益。
沃倫.巴菲特和芒格這樣描述這一非常的成就:“絕對是任何人都難以望其項背的,絕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