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于我喜歡上子敏這件事，父母自然早已知情，他們心知肚明卻不點破，并未明確的表示過反對。
在1998年的暑期，姑姑和祖母也從我口中比較明確的了解到我將來想和她結婚的意愿，她們對我這個想法感到十分驚愕。
祖母認為并不現實，但也沒有多說什么，姑姑則明確表示反對，甚至說我是家門不幸。
她的觀念也許和子敏的父親有些類似，相對來說比較保守，潛意識里認為娛樂圈里的女子并不是合適的婚戀對象，但我卻從來沒有這些觀念。
堂弟對我愛上子敏一事并不反對，但他并不看好我能實現這個難度極高的目標。
在我們討論這件事時，他曾經笑著說：“你能不能見到她都是個問題。”
盡管如此，在暑假里他還是告訴我上海東方廣播電臺有一檔子敏的廣播節目“亞亞看天下”，讓我嘗試著給她寫信。
在此之前，我并未聽說她參加了這類活動，自從得到這個消息以后，我開始每天都拿著收音機開始收聽這檔在晚上八點的廣播節目，大約持續半個小時左右，她會講述很多自己的理想和心情，對感情的態度，與父母和朋友的關系，對于不同社會事件的看法，對其他歌手或歌曲的評價等。
我清晰的記得她曾經談到對柯以敏的印象，那時柯以敏還在健身房里鍛煉身體，想要讓練出一個健美身材，子敏對她的評價很不錯，她似乎是個從來不提別人缺點的人。
子敏平時很喜歡小狗，自己也養了一條，也喜歡各種各樣的花卉，經常到花店里去買花，讓歌迷珍惜友情和親情，一口帶著臺灣腔的普通話聽起來非常的溫婉與柔和，那種口吻就像是幼兒園阿姨哄著小孩，似乎只要乖乖聽完就會有糖吃。
等到講完這些事情以后，她還會彈著吉他唱上一首臺灣早期的校園民謠，如《飛往異鄉的747》、《等待》、《野姜花的回憶》等，幾乎每個晚上她都會唱一首歌。
我就在那種略帶干擾雜音的廣播聲中聽著她一首首的唱著，恍惚之中仿佛如同回到了童年時代，看著《歡顏》中滿面憂傷的胡慧中，褪色而陳舊的畫面之外，唱機里播放著齊豫沙啞的《橄欖樹》。
那些支離破碎的往事在回憶里不停的倒退，重新拼成一面映滿了夕陽光輝的鏡子，她就坐在鏡子里彈著吉他寂靜的唱著，我在鏡子外沉默的看著她，兩行熱淚緩緩掛落在雙頰上，仿佛看著自己心愛的人正處于不同的世界，可望而不可即。
正因為她講述著這樣的故事和歌曲，我更加堅信她并不是喜好名利的人，雖然早已成名多年，但仍然保持著自己過去的理想，繼續沉浸于簡單的校園民謠和溫情故事里，但在她的敘述和歌曲中，隱隱流露出一種渴望被愛的情緒，期待有個夢想中的人來到她的身邊給予她溫暖，就連主持人在聽完她的歌以后都笑著說她是唱了一首征婚歌，這說明她的感情上并不是很順利，顯得比較孤獨，這和她在歌曲中所流露出來的憂傷和落寞情緒相吻合。
每一次收聽她節目時，我都會用收錄機把整個節目錄下來，這樣結束以后還能聽幾次，好幾期節目我都用聽寫的方式逐字記到了日記本上，以前收藏的那些錄音帶逐漸錄滿了她的節目，然后再逐漸的覆蓋重錄，循環往復。
晴朗的午后，我躺在二樓的床上斷斷續續的聽著這些錄音，想象著應該如何給她寫信，后來開始聽她在93年發行的《風里的夢》，這是首節奏緩慢的歌曲，高中三年我早已聽過無數遍，歌里充滿了遺憾和感傷的情緒，不停的回憶往事，不停的假設一切重來的可能性，仿佛唱出了我多年以后的模樣。
我就這樣聽著，側首遙望著寬闊的窗口天藍色的窗簾在溫煦的風中微微飄起。樓下幾十年前的祖屋在二戰中被日軍的炸彈炸毀，后來變成了一塊空地，祖母種上了花卉、桃樹和蒜苗，一顆高大的梧桐樹從宅基附近拔地而起，粗壯的枝干和茂盛的樹葉恰好能在二樓的窗口中一眼望見。
夏天午后熾熱的陽光將晃動的葉片映得發白，遠處的知了叫個不停，我的未來從我腦海中飄出窗外，停泊在梧桐樹的葉片上緩緩飛起，飛入廣闊的藍天之中，卻不知去向何方。
由于1998年蘇州大學新校區在八月底尚未建設完畢，大一的開學時間延遲到了九月末。
因此高中畢業后的那個暑假長達三個月，我在9月3日寫了第四封信，按照廣播里提供的那個地址寄給她。
9月末進入蘇大以后，那個國慶節我并沒有回家，依然保持著假期里養成的習慣，每天晚上八點多就打開收音機收聽她的節目。
宿舍里的同學逐漸了解到我對子敏的愛戀，于是他們陪著我一起收聽，有時我沒想到他們也會提醒我，收聽時信號不好還要在宿舍不同的位置調整天線和錄音機的擺放方式，即使這樣錄下來的聲音仍然充滿了各種背景噪音，節目結束以后大家還會就內容討論一番，我并不介意和別人討論自己的感情，甚至希望天下人都知道我愛她的心態。
在陸續寄給她的信件里，我不僅僅討論對她的愛慕之心，還點評了不少她的歌曲和文案，對她的演唱事業提了很多建議，希望她唱一些超出愛情主題的歌曲，每年多發行幾個專輯。
此外我也提到很多有關自己的事情，包括家人、學業、音樂、文學、書籍、同學關系、游戲、電影、政治、各方面的觀念等，幾乎毫無顧忌，無所不談，絲毫不掩飾喜怒哀樂，完全是敞開心扉向她說話。
進入大學以后，我在蘇大東區外面的婁葑電影院里開始接觸到歐美電影，其中《沉默的羔羊》或《超時空接觸》中的朱迪福斯特、《和平締造者》（peacemaker）中妮可爾基德曼讓我看到了非常干練的西方職業女性形象，這和亞洲傳統女性形象有著很大的區別。
高中時期老狼曾經買過一本小說，后來被改變成朱迪福斯特主演的電影，我在他的那本書上用圓珠筆寫滿了紅色的點評，對小說的內容非常投入。
妮可爾基德曼在《和平締造者》中扮演了一個核彈專家，在男主角的幫助下一路查找核彈的下落，雖然動作場面并不是由她來完成，但是那種職業女性的感覺已經令人非常欣賞。
我在給她的信里同樣談到了這些評論女性的話題，那時大部分人都沒有計算機，我每次都是用鋼筆密密麻麻的寫上好幾張紙，每封信大致要四千到六千字不等。
有時為了保留一部分信的內容，我還會把其中的一些重要段落抄寫在日記里，但并沒有使用復寫紙寫信，那樣的話背面會留下很多痕跡，我不想留下備份，給她一種這些信并不是唯一的感覺。
這些信件我并不是每一封都會節錄，因此最終保存下來的內容并不是很多，尤其是早期的那些信件內容，現在已經無法回憶起來了。
從1998年10月3日到1999年2月6日，我陸續將第五至第十三封信寄給了她，在大學校園時，我密封好信件，貼上郵票以后還要步行一公里去投遞。
大一上學期結束，我返回本地后就到郵電局去寄信。1999年年初的那個寒假，我到鄉下小住了一些時日，仍然保持著每晚收聽并錄下她節目的習慣，那個時期她有時會抽選一些歌迷的信件進行廣播回信，她說她知道每個歌迷都花了很多時間和精力寫信，因此她會閱讀每一封信，在2月9日那天晚上，她終于選到了我寫給她的信件。
在節目剛開始，她就提到我的學校和名字，說我的字是簡體字，寫的很小，洋洋灑灑，她看的很辛苦，以前我給她寫過的那幾封信她也都看到了，但并沒有在節目里回我，所以她一看到我信上寫的是第八封信，就急忙說對不起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