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后期，趙、魏、韓、智、范、中行六卿勢大，后范與中行兩家被滅（參閱《史記·晉世家》），趙、魏、韓又合力滅了智家，瓜分其地，《資治通鑒》便從三家滅智說起。司馬公在此又發一段議論，主要討論“德”與“才”的關系。他認為，“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智伯如何有才呢？前文有交代：
初，智宣子將以瑤為后，智果曰：“不如宵也?，幹t于人者五，其不逮者一也。美鬢長大則賢，射御足力則賢，伎藝畢給則賢，巧文辯惠則賢，強毅果敢則賢；如是而甚不仁。夫以其五賢陵人而以不仁行之，其誰能待之？”
這個“瑤”就是后來的智伯，這里借智果之口說了他的五大優點，長得帥，擅騎射，懂才藝，能言善辯，果敢堅毅，可謂全才，唯一的缺點是“不仁”。智瑤他爸不聽智果的勸說，讓智瑤當了接班人。智家此時已是晉國實際掌權者，智瑤當上老大，尾巴就上了天了，先是調戲韓、魏兩家領導，后是向人家要地，最終引起不滿，遭三家合力攻伐，一敗身死。身兼五大優點，卻敗在一個缺點上，無怪司馬公要大發感慨，論“德”的重要性。這段論述有很多耳熟能詳的話，抄錄一下：
智伯之亡也，才勝德也。夫才與德異，而世俗莫之能辨，通謂之賢，此其所以失人也。夫聰察強毅之謂才，正直中和之謂德。才者，德之資也；德者，才之帥也。云夢之竹，天下之勁也；然而不矯揉，不羽括，則不能以入堅。棠之金，天下之利也；然而不熔范，不砥礪，則不能以擊強。是故才德全盡謂之“圣人”，才德兼亡謂之“愚人”；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凡取人之術，茍不得圣人、君子而與之，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何則？君子挾才以為善，小人挾才以為惡。挾才以為善者，善無不至矣；挾才以為惡者，惡亦無不至矣。愚者雖欲為不善，智不能周，力不能勝，譬如乳狗搏人，人得而制之。小人智足以遂其奸，勇足以決其暴，是虎而翼者也，其為害豈不多哉！夫德者人之所嚴，而才者人之所愛；愛者易親，嚴者易疏，是以察者多蔽于才而遺于德。自古昔以來，國之亂臣，家之敗子，才有馀而德不足，以至于顛覆者多矣，豈特智伯哉！故為國為家者茍能審于才德之分而知所先后，又何失人之足患哉！
是不是感覺特有道理？才德全盡的“圣人”難求，才德兼亡的“愚人”對社會影響不大，關鍵就在德勝于才的“君子”和才勝于德的“小人”如何取舍的問題。這些年反腐中抓的“大老虎”，哪個不是有本事人？但這真是“才勝德”的問題嗎？當年曹操選才，不計品德，于是在大爭之世創下不世功業，不同樣是“才勝德”的例子？或許你要說，那是亂世，特殊時期這樣做不會出問題，和平時期就不同了。說的好像春秋不是亂世一樣！根本問題在于，曹操用的人，有曹操在上面約束，智伯卻不同，他是老大，他說了算！今天的這些“大老虎”，當年怎么沒人發現他們的“德”有問題？是什么讓他們失德？是權力！
人之初性本善還是性本惡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幾千年，我持的觀點一直是人之初本無善惡，后來善惡雙方的力量不斷在一個人身上角逐，善的占了上風他便是善，惡的占了上風他便是惡，也就是說，每個人都有變成惡人的潛質，且這種潛質個體差異并不大。把你我放在“大老虎”的位置，情況也好不到哪里去，還有可能更糟。
司馬公是儒家信徒，講“仁”講“德”，但看看幾千年的歷史，我不得不說，道德的力量，實在是難以依靠。歷史上的所有貪官污吏，哪個沒有接受過道德教育？而且做官的享有的教育資源比其他人更豐富，可以說受的教育更充分?？墒恰暗赖隆闭娴钠鹱饔昧藛?？這也是為什么中國幾千年來的統治，都是“外儒內法”，一邊講仁治，講德治，一邊依靠森嚴的等級制度和嚴密的法律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統治。
“德”是個無法批量生產的東西，個體差異根本無從把握，只能通過制度和法律去約束。如今貪腐叢生，不是因為道德教育不夠，而是因為制度和法律跟不上?；蛟S你又要問了，如今的道德教育真的沒問題嗎？“扶不扶”的爭論難道不是道德問題？
這也是我糾結的問題。世風日下，人心不古也是我感慨的?？墒?，與此同時，“道德綁架法律”的例子也一再出現，法院要判決了，一群人站出來說話了，用的正是“道德”的武器，我不想討論他們的對錯，我只想問，“道德”早干嘛去了？事情已經發生，惡果已經造成，“道德”出來說話了，都是事后諸葛亮！
我今天討論“制度”和“法律”，其實內心卻并不十分情愿，實不得已也！如果每個人都道德高尚，自律自覺，我更提倡無政府主義，天下人要都從善如流，要國家何用？要制度、法律、等級何用？大家自然生活得快快樂樂?？鬃酉Ｍ氐綀蛩磿r代，老子憧憬小國寡民，都是不可能的。人從動物中脫離出來，就必然走向社會化，社會化進一步發展，便必然產生國家，這是人類不得已的選擇，同時也是必然的選擇。原始社會，人與人沒有等級，看上去都是“道德模范”，可是一個群體與另一個群體之間，依然會有爭斗，有殺戮。這都是“人性”使然。人是神與魔的合體，善的時候能與神比肩，惡的時候比魔鬼更可怕，想讓他們自覺地用道德去約束自己，幾乎是不可能的。所以我無奈地談起了制度和法律。
只要有完善的制度和法律，完全可以唯才是舉，只要犯錯誤，就治他。假如都優先所謂“品德”，安穩倒是安穩了，事業誰來干？
社會道德的問題，依然如此，特別是在今天這個“世風日下，人心不古”的時代，更要法律為道德做后盾。做好事的人得不到認可，做壞事的人總是逍遙法外，當然是做好事的越來越少，做壞事的越來越多，道德不壞才怪！
在智伯的問題上，法律是沒辦法的，那個“人治”的時代，法永遠不可能是第一位的，此后的幾千年莫不如是，再好的法律體系，總有人會凌駕其上，至少有一個，皇帝。所以，司馬公講的道理，不能說有問題，但他只能說到“取人之術”一層。今時今日，社會性質變了，我們才有基礎討論這個問題；而之所以討論這個問題，是因為雖然我們有基礎了，結果卻并不如人意。
那么，怎樣的治治，才是我們需要的法治？
今天已經扯得夠遠，這個話題暫且留待以后討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