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我手邊有兩本書，一本是魯迅先生的《朝花夕拾》，1973年版，人民文學出版社。很薄很薄，也就我一本筆記本的厚度；另一本是林清玄先生的“菩提十書”系列末本——《有情菩提》，2012年9月版，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厚度適中，約是前者的三到四倍。稍稍一查，《朝花夕拾》總字數約130千字，而《有情菩提》約140千字。將這多出來的一萬字硬是放在了三本書的厚度里，出版社想必是十分辛苦了。

并不是《朝花夕拾》魅力缺失，不足以令出版商們費心排版。在書店閑逛時我也是看過幾個版本的《朝花夕拾》，厚度絲毫不遜手頭的《有情菩提》。翻開來看，更足以見其字字金貴——每一個字都像該有個單獨隔間似的，孑孑然獨立于一處過大的空白中，行與行，段與段間的距離更是恨不得能塞進好幾個字去，似乎等著讀者在當中作畫題詞。我自認看書習慣不好，總是勾勾畫畫的，然而在面對著出版社這如此慷慨的贈予時，又不忍下筆了，生怕糟踐了這“一片白茫茫的大地真干凈”。再看當今房價如此高昂，生而為人，我自忖尚不敢說能否尋上一處安身立命之所，手中的字字句句卻早已身居廣廈，怡然而自得，實在讓我有愧于這最高等生物的身份；但轉念一想，這恰是手中書本一字勝千金的最好佐證。二三十，三四十塊能讓我買來，已是何等的恩澤布施，出版商們藉此向世人表明該書的連城之價，又是何等的匠心獨運！哪怕是貢獻出本書紙材的樹木們，若泉下有知，定也會深感無上榮光。

字雖金貴，畢竟面積有限。即便價值高昂，若要當真字字獨居一頁，一本書十幾萬頁，也實在有礙讀者便利；但太薄也不得當，正如我那73年出版的小可憐，在12年出版的書邊一擺，頓時成了高富帥身邊的矮窮矬，太有失身份。于是乎，萬能的出版商們想到了插圖。插圖斷不是出版商的發明，我們從小看的書里就有。許多文字間配上一副合宜的小圖，生動有趣，文字也仿佛一下子鮮活起來，相得益彰。由此可見，圖的作用萬分重要，且面積比一個字可大得多了，放在文字當中必不合適，須得獨占一頁。諾大的一頁白紙，放一張小圖，或在當中，或在角落。中國水墨畫早有講究“留白”的藝術，最出名的例子包括蘇曼殊所作的“拉纖圖”——一個小小的船和一個小小的人占據畫紙兩個對角，中間一氣呵成一條纖繩，天地全白。出版人深諳其道更遠勝于之。讀者翻著書讀到酣處，眼前突然一片茫茫然的空白，正疑惑是否因過于陶醉而進入了無人無物無我甚至無字的境界，定睛一看原來某處縮著一幅安詳的圖畫，頓感柳暗花明，豁然開朗，不由長吁一氣，細細欣賞過后欣欣然翻過此頁，繼續在稀疏的文字間行進。

兩年前在書店買了史鐵生先生的《記憶與印象》(2012.6，湖南文藝出版社)，同樣是一本厚度適中的書，一個下午就讀完了。驚訝于自己的閱讀速度在我不知覺間有了如此長足進步，十分欣喜。后來又去買書，也是史鐵生先生的，《我與地壇》。厚度與前一本相近，耗了一下午才看了三分之一不到，萬分沮喪，想著短短幾天閱讀水平竟退化至此，可見這項能力也是如靈感閃現般不可捉摸。正難過，往后隨手多翻了些，才發現我讀的這是本合集，不僅僅有《我與地壇》，還有先生另外的幾部散文匯編，包括了《記憶與印象》。不同的是，在這本合集里，《記憶與印象》的印刷篇幅被狠狠壓縮，厚度僅是我先前所買的獨本的四分之一上下，字也被擠得密密麻麻的，與那些寬室廣居的兄弟比起來甚是可憐。興許是因為它讓我這買不起房的小老百姓生發了為人的尊嚴感，那本密密麻麻的《我與地壇》反而被好好收藏著，而另一本《記憶與印象》則被我隨手一放懶怠一顧，現在已不知所蹤，我竟也絲毫不覺可惜。

每當見到一本擅長于“留白”的書，幾行字句稀稀拉拉，一幅小圖獨霸一頁，我總會冒出待到自己有錢了也去出一本書的想法。內容，包括排版，印刷都早已想好，書名就叫“向留白致敬”，全書用上好的厚厚的卡紙，除去首、扉、尾頁和目錄，正文共五頁，一頁一字，楷體大字號，分別為：

“滾”

“你”

“丫”

“的”

“！”

另：前兩天百度《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中“Ade，我的蟋蟀們！”的Ade的意思，翻到了個課文解讀，針對“Ade”的作用洋洋灑灑了三百余字，仿佛它不是一個詞，而是整片文章的點題之神和魯迅先生的嘔心之筆，換成“再見”，“Goodbye”，“さようなら”，“Au revoir”，“Adiós”全不可，必須是德文，拼法必須是“A”“D”“E”，以表達先生凝重的悲切與抗爭，切膚的不舍與留戀。原分析極盡肉麻扯淡之能事，不才無力復述。然由此忽得啟發，我決定在我的書里加上些感嘆詞以表達我熾熱的情感，使之每頁分別成為“噫！滾乎！”，“吁！你兮！”，“呔！丫耳！”，“嗐！的也！”。謹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