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鑒》起于三家分晉，這是歷史上第一次私家取代公室。（成湯放桀，武王伐紂 ，實際上都是一個族群對于另一個族群對于中原統(tǒng)治的顛覆，不是我們所講的私家對王家或者公室的反動。）韓趙魏三家是晉侯的大夫，在與其他的卿大夫的角逐中獲勝，日益增強實力，在晉大夫內訌期間，智氏曾經是一家獨大的私家，試圖聯(lián)合韓魏消滅趙氏，但是韓魏與趙可算“惺惺惜惺惺”，鑒于中行氏、范氏的滅亡，最終是反戈消滅了智氏，最后取代晉侯成為三晉大地的主人。
在春秋時期，隨著社會模式的轉變，尤其是鐵器帶來的耕種模式的變化，大夫家通過開墾和吞并土地積累財富，并且圈養(yǎng)私兵，逐漸成為足以對抗公室的力量。這一幕最早上演在魯國三桓驅逐魯公，之后再春秋數(shù)百年間層出不窮，在春秋末期達到一個頂峰，兩個大國晉齊都被國內的私家取代，使得歷史跨上了一個新的臺階。私家取代公室表明了神器所歸并不是永恒的，在此之前，國家政權的動蕩最多限于國君個人，而國家正統(tǒng)往往都得以保持，如周厲王時國人暴動，齊桓公薨后齊國內亂，而三家分晉表明了公室王家對于私家的統(tǒng)治權威并不是絕對的，而是有可能被推翻的。事實是，隨著周天子越來越式微，最終天子王家也被消滅。
春秋時的私家往往擁有極大的權勢，晉楚城濮之戰(zhàn)中，晉軍三軍將佐：上軍居右，以狐偃為將、狐毛為佐；中軍居中，以先軫為將、郤溱為佐；下軍居左，以欒枝為將、胥臣為佐。無一不是出自晉國大家族。而進入戰(zhàn)國，軍隊這一利器往往會被牢牢的掌握在王家手中，即便有將門世家，其軍權也是屬于其個人而非家族。
秦朝繼承了秦國的一系列政策，十分致力于對于私家的限制。商鞅變法廢止了世卿世祿，而改以軍功授爵。終秦一世，只有二世時趙高欺上瞞下，但是也還遠遠沒有達到等掌握政權的地步，而且秦朝滅亡也不是滅于私家，可見秦帝國對于私家控制之嚴。
漢朝幾乎沿襲秦制，唯獨開了分封的口子，然不久高祖又一一剪除了異姓諸王，避免了國家陷于分崩離析的可能。但是西漢初年，功臣外戚又成為舉足輕重的私家角色。尤其是呂后稱制時期，高祖功臣與外戚諸呂成為朝堂上的主要的對立勢力。而王家劉氏只能是任人發(fā)配，最后陳平為首的功臣集團趁著呂后薨，翦滅諸呂，安定了劉氏天下，而甚至皇位人選也是功臣集團商議而定的，可以說劉氏幾乎是沒有任何的選擇權。雖然考慮到之后諸帝的統(tǒng)治都很牢固，但是單論當時的境地，可謂是天下掌握在私家之手。神器未動，也是因為這些私家家長對于劉氏還是擁戴的。
西漢前期的功臣集團往往位居列侯，又在朝堂上居于高位，但要成為“私家”，這種權勢就不能僅僅在一人之身，而要在家族中傳承，如周勃周亞夫父子身居太尉。除了功臣集團之外，西漢前期也有著龐大的外戚集團，在諸呂之亂后，又有竇氏長期在竇太后的支持下左右政權，武帝時期，外戚竇氏隨著竇太后薨逐漸退出政治舞臺，王太后外戚丞相田蚡，衛(wèi)皇后外戚大將軍衛(wèi)青，正在新興的儒學官吏集團如公孫弘，這些勢力在武帝期間此消彼長，同時也拱衛(wèi)者大漢政權，并且為之后的私家崛起奠定基礎。尤其是儒學官吏集團的興起，成為了東漢世族的鼻祖。武帝之后的皇帝不能完全的掌握國家，因為王家的權威并不是絕對的，私家強而王家弱，武帝后大將軍霍光輔政，光掌權專橫，食邑共計二萬戶。賞賜先后有黃金七千斤，錢六千萬，各色絲織物三萬匹，奴婢一百七十人，馬二千匹，華貴的住宅一所。公元前68年，霍光臥病，宣帝曾親自前住探望。大臣魏相通過許皇后的父親上了秘密奏章，指霍氏一門的驕奢放縱。霍光去世后，這種情況反而變本加厲，甚至密謀發(fā)動政變，最終在公元前65年被滅族。
西漢末年的土地兼并極為嚴重，使得社會結構發(fā)生了巨大的變化，豪強地主這一階層成為社會基層的絕對強勢，成為潛在的私家，堅持復古改革政策的王莽在豪強地主的夾擊下滅亡，劉秀成為勝利者，建立東漢政權。與西漢相同的是東漢建國也有著一個龐大的功臣集團，但是與西漢的布衣將相不同的是東漢功臣都是豪強地主，包括光武帝劉秀。“文叔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到門”（《董宣傳》），足見豪強出身。與“劉邦領導的那一個流氓賤隸的集團”（蒙思明《魏晉南北朝的社會》）鮮明對比，光武集團中有“世以貨殖著稱”的李通，“世為著姓”的寇恂，“家富給”的祭尊，“家累千金”的王丹，“為郡族姓……余財數(shù)百萬”的張堪，役屬數(shù)百家賓客的馬援等等不勝枚舉。也看得出這是私家的力量之盛。這樣，通過奪取政權，豪強地主走到了統(tǒng)治的臺前，不僅僅成為經濟上的發(fā)言人，并且成為政治乃至文化上的發(fā)言人。豪強地主也漸漸向世族進行演變。
蒙思明著《魏晉南北朝的社會》將東漢政權下的世族發(fā)展途徑歸納為三條途徑：第一憑藉經濟勢力，地主富賈，尤其是掌握大量土地的地主。這些富有之家若干家族個人結合成一個龐大的集團一方面豢養(yǎng)奴婢、徒附、死士，另一方面要挾選舉，“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他們有經濟和政治的雙重發(fā)言權，勢力可想而知。第二是憑借政治勢力，姻戚功臣，身居高位，手握大權。通過教育、任子，私家世族甚至可以絕緣與皇朝王家。東漢外戚鄧氏，梁氏皆為當時炙手可熱之私家。第三便是累世學術之家，東漢儒學興盛，因為術業(yè)世傳，弟子蝟集，遂亦形成一大勢力，而變?yōu)槭雷濉ｉT生故吏對于老師長官猶如臣下對于君主，這樣緊密的聯(lián)系下所形成的私家實力不遜于前兩者。
東漢季世，為了鎮(zhèn)壓黃巾起義，皇權下的各種勢力紛紛參與到這一行動中來，無論是地方豪強還是世族都趁此機會擴充實力。在此之前，在外戚與宦官輪番的斗爭的摧殘下，皇權日漸飄零，王家式微的同時私家強盛。然而在前期，私家與王家的利益一致，私家的目的在于維護并且修復當時的社會生產關系，因為動亂對于私家的利益也是一種打擊。但是當某一家做到或者覺得做到自己獨大，就會對神器動心思，淮南袁術稱帝便是高估了自己的實力。
漢末的角逐最后勝出的是曹孫劉三家，事實上曹操的曹氏和夏侯氏雖算得是一方豪強，但還遠遠不及河北袁紹，而曹操的勝出更多是因為袁紹太蠢了，這也說明強勢的私家也不是絕對的，尤其是家長的個人素質往往會有很大的影響。劉備雖然號稱皇室貴胄，但經世累年，也已經淪為地方的小地主了，反而是這三方中最低微的。倒是東吳孫氏，經營江東，是江東第二等的豪強世族。成為江東之主倒是情理之中。然而這場搏殺的最后贏家是司馬氏，司馬氏是曹魏之下的一個私家，而且不是地位超然的那一家，但是相比于曹氏對于世族的嚴苛，司馬氏的態(tài)度更為友好，因此獲取了許多私家的支持。私家聯(lián)合來顛覆王家已有先例，于是司馬氏用一個“體面”的方式接過來政權。
相比于東漢劉氏，司馬氏在更要依賴于朝野中的私家的支持，尤其是對于剛剛平定的吳地，吳地是三國中私家最強的一國，司馬氏只能通過當?shù)氐乃郊伊α縼磉M行管制。而在此時，經過數(shù)百年的經營，發(fā)蒙于兩漢的世族私家萌芽已經成為極為龐大的政治利益集團，私家的力量滲透進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另外宗族人口眾多，門生遍布，部曲奴客龐雜，實力不容輕視。
本文用了很大的精力對于先秦以來私家的處境、作為和發(fā)展進行了分析，那么現(xiàn)在繼續(xù)隨著歷史長河的源流，進入到我們的著眼點——東晉建國。東晉建國之發(fā)端，上追溯至八王之亂、五胡亂華，其結果是存正朔與江左，王與馬共天下。
在田余慶先生的論述中，提及兩組王馬組合——東海王司馬越與王衍，瑯琊王司馬睿與王導。王衍王導是同族兄弟，出于瑯琊王氏這一中國歷史上最重要的私家。東晉之建國，可謂是瑯琊王氏聯(lián)合諸私家世族奉晉室于江左的努力，換句話說東晉建國之功，王氏之功十之八九。
東海王司馬越與王衍的組合是的王氏從幕后走向臺前。東海王越是八王中最后參加亂世的藩王，而且從血統(tǒng)和食邑來看都不足以于成都王司馬穎對抗。因此東海王越的策略便是借助私家力量，聯(lián)絡關東士族名士來鞏固自己的統(tǒng)治。并且在諸多選擇中選擇了瑯琊王衍。除了瑯琊王氏，東海王越妃的娘家河東裴氏也是當時望族，正是這兩大私家聯(lián)合關東諸族的支持下，東海王越才能在西晉末年真正的掌權者。私家為什么能起到這么大的作用？陳寅恪先生認為：“考司馬氏之篡魏，乃東漢儒家大族勢力之再起……東漢末年曹操、袁紹兩人行政之方法不同，操刑綱峻密，紹寬縱大族，觀陳琳代紹罪操之檄文及操平鄴后之令可知也。司馬氏本為儒家大族，與袁紹正同，故其奪取曹魏政權以后，其施政之道號稱平恕，其實是寬縱大族”，這就助長了西晉時期私家的膨脹，加之王家的式微必然伴隨著私家的崛起，在晉末亂世中，一則王家司馬氏宗室見戮，二則無暇四顧，正放棄了社會基礎的統(tǒng)治權，這一點與兩漢季世同。蓋追究自漢以來私家興盛之世，凡國家將亡，必是王家權勢下至私家，漢晉不論，隋末之門閥豪強，唐末之節(jié)度使。王家與私家合作本是為鞏固統(tǒng)治，但是當王家衰敗，喪失對于私家的權威，起先私家要起來力挽狂瀾，二當私家集團意識到王家已經無法繼續(xù)作為他們利益之代表后，就會選擇一支合適的私家來取代之。如曹魏代漢，司馬代曹，六朝更替。這幾次朝代更迭其實都不是國家滅亡，而是王室家族的失敗，所謂滅亡于家族。這與秦漢不同，更與宋元明清的民族問題大不同。
瑯琊王司馬睿與王導的組合是幾乎復制東海王司馬越與王衍的，在洛陽的王馬之外在徐州結合另一個王馬的結合形態(tài)。永嘉元年九月，司馬睿受命以安東將軍都督揚州江南諸軍事，諧王導南渡建鄴。田先生認為，司馬睿和王導受命過江，從軍事、政治上說，是為了填補陳敏被消滅后江左的真空，使之同江淮、荊楚呼應，保障徐州，并與中原犄角。關于陳敏的滅亡與上文中江左的統(tǒng)治基礎有關，江東地域即孫吳故壤，私家之勢彌漫，吳地的政權要想穩(wěn)固必須或許江南名士的承認和支持，江左需要的是一個像孫策兄弟一樣的豪族壯士，而陳敏以“七第頑劣，六品下才”想要保據(jù)江東幾乎不可能，最后遭到義興周玘，吳郡顧榮的拋棄。瑯琊王睿以北方強藩南下，在王導的籌劃下以司馬睿為領袖的北方士人集團積極籠絡南士，唯有如此，才能在江東站住腳跟。
南渡之事，既是王衍為東海王越之籌劃，也是王氏門戶之計。事實上，王氏為此曾策劃于密室，其中王羲之父王曠倡其義，王敦助其謀，王導以參東海王越軍事，為瑯琊王睿司馬的關鍵地位主持其事。而且事實上既是是過江之后主持江東之事的也并非是司馬睿，而是王導。所以江南政局之開辟，王導居于首功。然而實際上“（睿）徙鎮(zhèn)建鄴，吳人不附”，過江后的王馬遇到極大的挑戰(zhàn)，如果得不到南士的支持，不但不能達到目的，甚至有可能步陳敏后塵。陳寅恪先生在《論東晉王導之功業(yè)》一文中指出王導的首要功業(yè)即在于打破南北士人之隔閡，積極籠絡南士，“兩方協(xié)定既成，南人與北人戮力同心，共御外侮，而赤縣神州免于全部陸沉，東晉南朝三百年之世局因是決定矣。”王導首先是借王敦威風，使瑯琊王氏以其望族之名，王導王敦及“諸名勝騎從”瑯琊王肩輿，以此來抬高瑯琊王睿，才有南士應命而至。
另外，王氏在永嘉南渡后的政權中所處的地位是不容比擬的，“王導始終居機樞之地，王敦則總征討于上游，王氏家族近屬居內外之任，布列顯要者人數(shù)甚多”（《東晉門閥政治》）甚至于王氏在其巔峰之后仍然影響力不減，真可謂“淮流竭，王氏滅”（郭璞卜辭）。王氏之盛，當時人謂之“王與馬共天下”。祭則司馬，政出私家。但是這樣的合作并不是絕對的，而是基于環(huán)境需要，王氏為首的僑姓和江左吳姓都需要一個合適的正統(tǒng)來在形式上穩(wěn)固殘破的山河，而存留下的司馬宗室需要私家的支持在傳襲宗廟，這樣的合作如果由一方打破平衡機會導致合作不能成立，就需要根據(jù)新的形勢而改變態(tài)度。王氏并不是唯一可供選擇的私家，庾氏、桓氏、謝氏，在之后成為與司馬共天下的私家。另外僅以王導個人論，其榮顯也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東晉初年諸帝，待王導以殊禮，不敢以臣僚視之。”元帝以仲父相尊，成帝手詔用“惶恐言”、“頓首”，中書作詔用“敬問”，成帝幸王宅，拜導妻。要注意的是，這并不是在王朝將覆之時，而算是新朝新建，元、成也不是傀儡昏君。甚至后世也不以犯上詆毀王導，反稱之為中興名相。只有用一句話來解釋，就是當時之世，真是“王于馬共天下”。
私家之盛，是以當時的大莊園為其物質條件的。自漢季喪亂，大片土地的所有權閑置，因此有實力的私家皆搶占土地。而南渡后的北方僑姓也積極在江南占山護澤，江左在永嘉之亂前人口稀少，因此有大量的未開墾之土地。這些私家莊園，一般都能自給，這就使得私家具有了很強的獨立性，經濟的獨立會鼓舞私家在政治上獨立于皇權。瀟水先生在《青銅戰(zhàn)爭》中論及先秦卿大夫相比于宋明之士大夫之氣節(jié)，提到，先秦卿大夫都有封地，在經濟上獨立于國君，因此有底氣有實力。而宋明士大夫僅僅是皇帝的奴婢，仰人鼻息。正是這種經濟上的獨立，才使得宦居朝堂的私家子弟能與皇權分庭抗禮。
私家與王家的利益從根本上是此消彼長的，王家式微私家崛起，私家強盛王家衰退。如東晉是“王與馬共天下”的局面是微妙的平衡，即是皇權與私權的平衡，也是諸多私權之間的平衡，上文提過，如果一家獨大，那么這一家就會上升成為新的王家而顛覆這一平衡。在東晉后期，幾大世族想要打破這一平衡而遭受毀滅性的打擊，士族凋零，在此之中，皇權和次等士族抬頭，最終有劉裕終結了這種皇權政治的扭曲。
私家勢力的頂峰存于東晉的門閥政治，而后，政權歸于皇權，而私家的影響尚未消滅。瑯琊王氏，陳郡謝氏依然在南朝扮演重要角色。乃至隋唐，私家之勢猶在，但是皇權一步步在侵占門閥士族，唐朝編纂《氏族志》，以李氏為今朝冠冕，完全是皇權對于私權的打壓。而真正斷絕了私家抬頭的是隋唐科舉。私家坐大，不論經濟還是政治，都是憑藉子弟出仕，并且不是一兩人，而是充盈朝野，隋唐之初，中樞之職少有寒門子弟，而科舉一開，私家再無壟斷仕宦之可能。宋代出仕多為寒門子弟，非此，恐怕以東晉之局勢根本無力抵擋北方入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