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在四處宣稱，當年選擇報考哲學系，不是因為高中政治學的好，而是因為我在高一時讀過的兩本書：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引論》和馬爾庫塞的《愛欲與文明》。這顯然有自我吹噓的成分——讀過并不意味著讀完或者讀懂。不過這不是重點，重點是在當時能淘到這兩本書簡直就是個奇跡：想想看，在上世紀80年代末的浙西南小鎮上，新華書店里除了《新華字典》就是《今古傳奇》，究竟是哪位英明神武的圖書采購員果斷地把弗洛伊德和馬爾庫塞放進購書籃里，從省城杭州千里迢迢帶回到仍在流行陳汝佳的小鎮？
1991年，我負笈北上讀哲學，在我的兵器譜里，除了半通不通的弗洛伊德與馬爾庫塞，既不知道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是何許人，更沒有聽說過陸九淵、王陽明或者馮友蘭。現在回想起來，這種感覺很像劉松仁和梁朝偉早年間出演的《新仙鶴神針》：一對點蒼派師徒前去參加武林盟主大會，兩個人合騎一匹瘦馬，哆哆嗦嗦舉著一面破旗，立在塵土飛揚的練武場上，身邊呼嘯而過的全是少林武當這樣的名門正派，鮮衣怒馬、旌旗獵獵……
我剛入哲學系的時候，就是這種感覺——完全找不著北。
憑著從小練就的童子功，我連滾帶爬地記住了萬物的“本原”有時候是水，有時候是氣，有時候是火、土、氣、水四元素，再往后，除了“本原”，越來越多的超級概念開始出現：“存在”、“真理”、“實體”、“經驗”、“正義”……它們就像UFO在我的腦子里以布朗運動的方式四處流竄，我既看不清它們的運行軌跡，更不知道它們與我到底有什么關系，這讓我很難不從困惑發展成沮喪，從沮喪進化成怨恨。
就這樣恍恍惚惚、懵懵懵懂了大半年，直到有一天，我讀到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
“我們有一種幻覺，……試圖抓住語言的無可與之相比的本質。……其實，只要‘語言’、‘經驗’、‘世界’這些詞有用處，它們的用處一定像‘桌子’、‘燈’、‘門’這些詞一樣卑微。”
“當哲學家使用一個語詞——‘知’、‘在’、‘對象’、‘我’、‘句子’、‘名稱’——并試圖抓住事情的本質時，我們必須不斷問自己：這個語詞在語言里——語言是語詞的家——實際上是這么用的嗎？我們把語詞從形而上學的用法重新帶回到日常用法。”
毫不夸張地說，這些說法讓我有一種“天亮了”的感覺。它讓我意識到，任何一種超級概念在成為超級概念之前都有過最為卑微和日常的用法，既不必將它們過度的神話，也不必因為暫時不得其門而入而惱羞成怒，對待它們的正確做法是，將它們放回到各自的歷史語境和問題脈絡里，還它們一個最親切和最本真的面目。此外，更重要的是，如果一個人想要掌握或者使用這些超級概念，就必須要把它們拉回到屬于你的“粗糙的地面”上，哲學思考必須要和活潑潑的生命體驗發生關聯。
維特根斯坦在斟酌《哲學研究》獻詞的時候，曾經考慮過莎士比亞名劇《李爾王》里的一句臺詞：“我將教會你們差異！”把思考盡力維持在充滿復雜和變動的差異性之中，這是我所推崇的思想風格。《哲學研究》是第一本真正引領我進入哲學世界的書籍，它塑造了我思考哲學的基本姿態和模式，其中最為重要的兩個警示是：不濫用超級概念，以及少做甚至不做宏大敘事。
1996年，我去上陳嘉映老師的哲學課，開頭幾節雖然不至于找不著北，但著實有些不知所措。陳嘉映的講課風格迥異于其他老師，他從不照本宣科，不從大詞到大詞，最討厭學生引經據典、用各種“主義”來為哲學分類，最喜歡對日常的概念做最細致入微的辨析，很多時候我明明覺得自己聽懂了他說的每一個字和每一句話，但卻又不曉得他到底在說什么以及為什么這么說，好在陳嘉映分析的概念都是“大”與“小”、“事實”與“事情”這一類的日常用語，這讓我可以大著膽子地參與到課堂討論。慢慢的我意識到，他其實是在引領我們具體地操練維特根斯坦的基本立場——把哲學思考拉回到“粗糙的地面”上。陳嘉映的很多文章都對我造成了深刻的影響，比如《感人、關切、藝術》、《不可還原的像》、《真理掌握我們》等等，我尤其鐘愛《從感覺開始》這篇文章，記得第一句話是這樣寫的：“我們的確要從感覺開始。要是對所討論的沒有感覺，說來說去不都成了耳旁風？”
同樣是在1996年，我讀到趙汀陽的《論可能生活》，如果沒有記錯的話，書中幾乎沒有出現過一處注腳，完全不符合所謂的“學術規范”，每一段話都是典型的趙氏風格：用詞簡單質樸，論述單刀直入，問題角度出人意表。趙汀陽是一個取書名的高手，后來的《人之常情》、《一個及所有問題》一直到最近《壞世界研究》和《每個人的政治》，每一個書名都讓人回味無窮。趙汀陽還是一個制造問題的高手，“存在就是去做事”、“無立場批判”、“綜合文本”、“天下體系”，每一個論題都引來爭議無數。作為一個天生在想法上和說法上不安分守己的思想者，趙汀陽在學術界里歷來褒貶不一，但是對我來說，趙汀陽的魅力在于，他始終能夠用最炫的方式一猛子扎進問題的深處，這種創造力至今仍讓我贊佩不已。
相比趙汀陽在思想上的自由不羈，慈繼偉簡直就是另一個極端，《正義的兩面》在形式上是一本中規中矩的純學術著作，里面大量地援引了各種正義理論，上至康德、休謨下到羅爾斯、哈貝馬斯，最難能可貴的是，雖然穿梭在規矩林立的理論叢林里，慈繼偉卻始終保持著真切的道德直覺和清醒的問題意識。慈繼偉并非維特根斯坦的粉絲，但是同樣展現出柳葉刀式的概念分析能力，讓人嘆為觀止。這些年來我一直在各種場合不遺余力地推薦《正義的兩面》，在我看來這是目前為止漢語哲學界中最為優秀的政治哲學專著。
很難一言以蔽之地總結他們對我的影響，好的哲學家從不授人以魚而是授人以漁，他用作品本身去“演示”（demonstrate）他的方法論，而好的讀者就像是古時候拜師學藝的學徒工，你需要做的是在字里行間細細揣摩作者的論證技巧與運思風格。
大約一個月前，有一個學生寫信問我：“當自由和平等發生矛盾的時候，哪個是更重要的價值？”我告訴他，這么抽象地談問題沒有任何意義。首先你要確定“equality of what”（什么樣的平等），以及“freedom of what”（什么樣的自由），然后才可能進行實質性的、富有建設性的討論，否則就還只是在“抽象的普遍性”上追問一種“披著哲學外衣”的偽哲學問題。專業化思考哲學問題的表征之一就是，在給定條件的前提下，問一個有所限制的問題。并不是所有用最抽象的術語去追問最普遍的問題就是在做哲學思考。
在我看來，羅爾斯的《正義論》就是專業化思考哲學問題的典范。幾乎在每個學期的第一堂課上，我都會給學生轉述羅爾斯的一段話：“原著是務必為人所知、所尊重的東西，……我總是理所當然地認為，我們正在研究的這些人物比我要聰明的多。如果他們不比我聰明的話，我為什么要在他們身上浪費我的時間和同學們的時間呢？如果我在他們的論證中發現了一個錯誤，我便假定他們也發現了它，并且確信他們已經對它作了處理。那么，他們在那里處理它們的呢？我考查他們的解決辦法，而不是我自己的解決辦法。……我不愿意向這些榜樣提出反對意見；因為那樣做太容易，而且會忽視一些重要的東西。”
我相信羅爾斯的這個斷言同樣適用于羅爾斯本人。劍橋大學的教授奧諾拉˙奧尼爾曾經在一篇辯護文章中說過一句很不謙虛的說：“羅爾斯再一次想到了批評者的前頭。”當然，想在批評者的前頭，并不意味著能夠成功地回應每一個批評者，而只是說羅爾斯對于正義及其相關的所有問題有過通盤的考察，并對于每一種可能的批評都做出過自己的解釋。《正義論》絕非無可指摘，但是如果有人認為三言兩語就能駁倒羅爾斯，并因此自鳴得意雀躍不已，那我只能對他表示遺憾，因為“那樣做太容易，而且會忽視一些重要的東西。”
初看起來，《正義論》和《哲學研究》簡直風馬牛不相及。但世界就是這么的奇妙，維特根斯坦的學生馬爾康姆正是羅爾斯的大學啟蒙老師，這讓我一直深信羅爾斯在最根本的精神氣質上與維特根斯坦有著非常隱秘的關聯——真正的哲學家都在以不同的方式教會我們差異。
不過僅僅認識到差異性仍然不構成全面的理解。按維特根斯坦的想法，“我們對某些事情不理解的一個主要根源是我們不能綜觀語詞用法的全貌”，而所謂理解，就是在看到差異的同時又“看到聯系”。這個說法讓我想起圓明園里的“黃花陣”，這是一座乾隆年間修建的迷宮，我曾先后去走過三五回，每一次我都比別人更快地走出迷宮，不是因為我更加聰明，而是因為我的個子高，所以我可以探出迷宮的圍墻看清楚哪一條是死路哪一條是活路。
思想同樣如此，只有站在思想的高墻上，我們才可能看清楚那些溝壑，明白哪里是死路哪里是活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