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時則放蕩冶游，考試則熟讀講義，不問學問之有無，惟爭分數之多寡，試驗既終，書籍束之高閣，毫不過問，敷衍三四年，潦草塞責，文憑到手，既可借此活動于社會，豈非與求學初衷大相背馳乎？光陰虛度，學問毫無，是自誤也。

? ? ? ? ? ? ? ? ? ? ——蔡元培

上面這段話出自《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說》，是1917年蔡元培先生的演說作品，距離今天剛好一百年。

熟悉歷史的朋友應該知道，1917年為民國六年，彼時的中國剛剛經歷了辛亥革命的劇烈變革，政治上還處于強烈的變動期，舊制度與新思潮在社會的每個角落暗流涌動。民主憲政的國家雖已建立，但人們的思想終究難以突破舊制度的束縛，尤其是在教育界，讀書為做官，當官為發財的想法普遍影響中國的底層知識分子。

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讀書人的這種想法其實也完全可以理解，中國要由延續了五千年的農業社會轉向近代工商業社會，其艱難程度是可想而知的，畢竟那個時候的讀書人對于工業，科學，法律，政治，哲學，經濟，這些近代才出現的詞匯的理解還很粗淺，沒有辦法和自己的生活聯系起來，自然也想象不到讀書除了能夠做官以外的其他出路。

沒有了科舉考試，這讀書還有什么意義呢？

有人就給出了這個問題的答案，比如魯迅，比如胡適。

歷史仿佛是一串無限循環的小數……

一百年過去了，當年蔡元培先生的那段關于大學的評述依然擲地有聲。

今天中國的大學教育在我看來更像是高中應試教育的延續，早已喪失了培養獨立人格，塑造自我的初衷。教育作為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應該以促進社會發展為目標，學生在中學時代被壓抑了多年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在大學階段應該被認可并得以釋放，老師應該要善于引導，尊重每一個學生的思想，而不是用考試的大棒去恐嚇學生。

在大學學習本身就不應該是一種負擔，因為多元化的選擇和學習對學生而言應該是一種對于自我世界的探索，事實上這應該是一種樂趣。

一百年前的蔡元培先生就在倡導大學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如今一百年后過去了還是難覓蹤影。在權力的層層壓迫下，大學里的師生還能有多少自由的空間。可以想象在一個大學有限的行政空間內，如果向上和向四周擴展的通道都被封死，那么老師就只能向權力看齊，學生就只能向市場看齊，這是最典型的體制對教育的異化，這一點在中國的大學體現的尤為明顯。這也就無外乎總有人說我們的大學培養出了一群精致的利己主義者。

我有一個觀點，就是一個人要和父輩的歷史連接在一起，他的命運才能獲得上游來水。

我們這一代人的父輩，雖然早年生活艱難，但也趕上了國家改革調整，階層上升通道最大的一次開口期，他們的勤勞肯干，奠定了改革開放30多年以來我們國家的物質基礎。

及至我們這一代人，社會階層已經基本形成。社會階級的固化和社會流通渠道的狹窄與硬化，都將會給我們帶來空前的壓力。

前些天在朋友圈被刷屏的有關社會階級固化的文章，似乎壓迫著每個人的神經，文中的分析可謂有理有據，也非常符合當下中國社會的現實，但是作者忽略了一個讀者最為關心的問題：那就是作為一個活在放下的普通大學生，未來努力的方向究竟在哪里？究竟怎樣才能突破自身的局限，實現對于自身階層的跨越。

可能是作者覺得這個話題太大，不敢去觸碰，也有可能是因為這個問題根本就沒有標準答案。就我個人而言，我更偏向后者，并嘗試著給出我的一家之言。

我更愿意相信每個人都是獨立的個體，都需要通過不斷獲取信息來更新個人對于世界的感知，這個信息可以通過讀書來獲取，也可以通過工作實踐，總之多多益善，更重要的是我們要通過對于信息的掌握搞明白這個世界是怎么運行的，捋順自我和世界的關系，構建起一個屬于自己的知識網絡，明確自我價值。再次，年輕人在大學階段要學會向內思考，發現自我，確立自我價值，不要輕易的被主流價值觀綁架并進行自我修剪，擁有獨立的思想和價值判斷是我們干事創業的基礎，也是我們堅持下去的動力，我從來不相信毫無理由的堅持能夠獲得成功，但凡能夠堅持到底的人都并非源于對自我強制性約束，而是對自我價值觀的篤信。

今天，即便我已經離開校園，踏入職場，仍時常反思，大學究竟給我帶來了什么，今天的大學生們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究竟該如何解決。有時我會想青年們的苦悶與彷徨是時代所造就的，那么我們又該如何突破這種環境的局限，亦或向現實妥協。這樣的問題雖然很難回答，但我希望能夠引起大家的思考……

一旦你開始思考，就將面臨被思考主宰的人生，思想如同一顆種子，會一點點的長大，并改變你人生，踏上這條虛無之路，是無奈，也是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