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 通? 各? 宗? 英? 年? 逝～常惺大師
佛教傳入中國，一代一代的大德高僧不斷涌現，不但使佛教大力發展，而且隨著歷史的發展，中國的佛教得到了全面地健康發展，也更加完善了它的各項成就，如中國佛教方面的論著，以及中國佛教的僧教育等。到清末民初時期，又一次有著大師人物出現的高潮期。像常惺大師這樣的人物，就是著名的代表人物，他不但精習華嚴、天臺、唯識等各宗，又研修禪、律、密乘等的稀有人才，是一位真正的各宗兼通的佛學大師。
常惺大師（1896——1939），俗姓朱，法名寂祥，又名優祥，字常惺，自署雉水沙門。泰州光孝寺培安和尚法嗣弟子。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出生于江蘇如皋，幼年父親去世，與母親相依為命，賴母親撫養教育，為其啟蒙。他自幼聰穎過人，私塾先生所授《大學》、《中庸》等，學過讀誦不忘。常惺大師生性沉靜，幼年常常合掌學出家人模樣禮佛。他的母親很是驚奇，以兒子必將為出世大丈夫，遂即遍訪名師，以期教以出世之法。正直本地福成寺的自誠長老，禪律并修兼弘，常惺大師的母親就懇請自誠長老收其為徒出家長老自視慧眼識才，并未馬上讓他剃度出家，而是先培養他讀書學習，常惺大師學習勤奮，每次考試都名列前茅。一九一二年，常惺大師十七歲，畢業于本縣省立師范學校。
一九一四年，華嚴學者月霞法師在上海哈同花園創辦華嚴大學，全國各地青年僧人聞訊蜂擁而至，常惺大師也負笈而來，并考入華嚴大學。這個時候常惺大師還沒有剃度，月霞法師看到他雖年輕，但寫得一手好文，就極為器重。因華嚴大學后遷至杭州海潮寺，常惺大師遂于滬、杭兩地求學，隨侍月霞法師，此時常惺大師對華嚴宗教義已造詣頗深。一九一六年，常惺大師畢業于華嚴大學，成為首屆畢業生，也于這一年正式出家，落發后前往南京寶華山隆昌律寺求受具足大戒。
在寶華山受戒后，并留在寶華山學戒。常惺大師對《五篇七聚》的研鉆很是下功夫，于律學亦有了些許造詣。常惺大師以比丘身，深感唯有依止叢林，親近大善知識，學修教養德行道理才有成就。于是常惺大師便到江南四大叢林之一的常州天寧寺參學禪理，在禪堂研習禪法規矩。
天臺宗耆宿諦閑大師，一九一七年在寧波觀宗寺創辦觀宗學社，專弘天臺教法。常惺大師欽仰諦閑大師的德望道行，又常認為華嚴、天臺兩宗教義為中國佛教的主流思想和特色，他覺得既然學習了華嚴宗教義，也必須要學天臺宗教理，這樣對弘法才能得心應手。常惺大師在觀宗寺學習兩年，他的學習一直是名列前茅，諦閑大師對他贊賞有加，認為他是佛教難得的人才。當時常惺大師與倓虛、仁山、顯蔭、寶靜、禪定、凈玉等是同學，那時觀宗學社人才濟濟。一九一八年學期考試，常惺大師名列第一，可見他的學修精進之猛。
常惺大師雖然年輕，但他已經與著名高僧太虛大師齊名了。他曾先后在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任教務長，在安徽安慶迎江寺創辦了安徽佛教學校，兩度在廈門南普陀寺主持閩南佛學院工作，擔任北京柏林教理院院長，講學于京城諸學府，在泰州光孝寺創辦了光孝寺佛學研究社。在擔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期間，成立并領導中國佛教抗戰僧侶救護隊，辦理收容所、佛教醫院及僧侶掩埋隊等。而且正確處理革新、保守兩派之間的矛盾。
常惺大師一生著述等身，他思想超前，對因明、圓覺、起信等都有獨到見解。著有《圓覺經講義》、《佛學概論》、《大乘起信論講要》、《因明入正理論要解》等。他主編過《佛學評論》雜志，在《海潮音》上發表過《僧界救亡的新建議》、《今日佛教中各種無可如何之現象》、《護產與護法》等文章。其中《佛學概論》一書，標題別致，內容充實，題材新穎，受到佛教界的重視。
一九二三年，中國佛教界臻對《大乘起信輪》的真偽，掀起一場學術辯論。一時間的中國佛教學者各書其見，褒貶不一。當年常惺大師年僅二十八歲，以他有著各宗兼通的學養，而又博學妙悟，在此次大辯論中，他發表了題為《大乘起信輪料簡駁議》的文章，在文章中常惺大師提出三個論點，對那些名流學者的言論進行批駁。他說：“一、破真如常一義。二、破真如為實物能生一切法義。三、破真如無為無用不能熏習義。”他所列舉的論據合理而真實，論證了他的觀點，力排眾議，使得真偽論戰處于明晰，從爾平息了論辯的風波。
正因他的論辯陳詞，以及他對佛學的極高造詣，常常受到佛教界之仰慕贊嘆，而常惺大師卻謙虛地說：“常惺不學無術，佛法大海，一滴未嘗。平時對于諸大居士，弘揚佛法，熱心毅力，最所欽仰——唯對于《起信論》橫加攻評，不能以義定名，而轉因名害義，心有未安。故略陳漏見，自知掛漏滋名，然真理以愈辯而愈明，不尚世間之情執。”當時弘一大師對常惺大師的這篇文章大加贊賞，而且極力想佛教界推薦。
一九一八年，在智光大師的推薦下，常惺大師到了泰州光孝寺弘法，并開始了重興光孝寺。直到一九二二年，受記于光孝寺培安和尚座下，成為光孝寺第十四代傳人。一九二四年，受聘出任光孝寺副寺。這年夏天，他代表江蘇參加在廬山召開的世界佛教聯合會。會后，常惺大師邀請太虛大師到泰州弘法，一時光孝寺名僧云集，名流鄉紳、信徒居士更是踴躍。太虛大師與常惺大師輪流講學、答解妙辯。聽者通曉大義后，紛紛發心皈依。
由于當時蘇北的佛教風氣，當地人向來鄙視佛教，經過這次講經大會，鄉紳名流們一改往日對佛教的態度，佛教在泰州的社會地位得到了空前提高。為了進一步擴大佛教在泰州的影響，進一步做好宣傳，常惺大師和太虛大師建立了“泰縣念佛社”，并特為之作序。
一九三一年二月，常惺大師正式升任光孝寺住持。此時的光孝寺香火衰微，負債度日，人財兩缺。常惺大師首先抓教育，培養僧才，創辦了光孝佛學研究社。他請來安慶迎江寺的了一法師當主講，佛學研究社學生有三十余人，時止光孝寺中興顯現。可是這年蘇北巧逢百年未遇的大水災，災民遍地，流民不斷。常惺大師遂在光孝寺成立收容所，救濟災民，贏得了社會上一致好評和贊嘆。
常惺大師為紀念光孝寺谷鳴和尚，于一九三三年舉行千佛三坦大戒法會，禮請鎮江超岸寺守培和尚任說戒，金山江天寺仁山法師任羯摩，常州天寧寺讓之和尚任教授。三月一日開堂，此次傳戒，得戒弟子二百六十二人。傳戒法會使得泰州地區，排斥佛教之現狀得以改觀。常惺大師中興光孝寺的功德，被人們所稱道。
常惺大師是近代中國佛教教育史上僅次于太虛大師的人物。早在一九一九年就擔任常熟興福寺法界學院教務長。一九二二年應迎江寺住持竺庵和尚邀請擔任安徽佛教學校校長。一九二九年夏，應廣東省省長朱子橋居士之邀請，前往廣東講經。一九三0年九月，應北平柏林寺臺源法師之請，任北平柏林教理院院長。并應北平各大學之請前去講課。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日，被廈門南普陀寺兩序大眾禮請升座任主持并兼閩南佛學院院長。常惺大師并在歡迎他的大會上謙虛地說：“我于數年前在此濫竽院事，對于實際愧于無補益。此次繆承本寺太虛大師、兩序大眾以及各界護法、諸山耆德，以及本寺退居和尚、執事大眾這樣熱心維護常住與學院，尤其太虛大師負其重大責任，常惺何妨隨諸公之后，所謂蕭規曹隨，做些現成事情。這是常惺所以義不容辭允負本寺本院責任的一點微意。”在此期間，他還請弘一大師協助整頓學院教育。一九三四年，請印光大師到學院講課。印光大師贊頌他說“在當時的青年學僧心目中，常惺法師是一位被敬仰的大德。”可見常惺大師在當時佛教界的地位和影響。
常惺大師的一生，弘化四方，成為中國佛教界一代領袖人物。他的足跡遍布江蘇、上海、云南、福建、安徽、北京等地。在佛教的教育、文化、慈善方面有著卓著的成績。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廬山世界佛教聯合會上作了《西洋文化與東洋文化》的專題演講。一九二七年他應云南王竹村居士誠邀，到昆明弘法，并領導成立云南佛教會，及講授《佛學概論》。一九三一年，常惺大師同時任泰州光孝寺和北京萬壽寺住持。一九三三年再度任廈門南普陀寺住持和閩南佛學院院長。
一九三六年冬天，常惺大師應黃山管理處請求，主持黃山佛教建設事宜。三十年代初，中國的佛教內部，派別斗爭非常嚴重，主要有太虛大師主張的革新派與圓瑛大師主張的保守派，兩派水火不相容。當時常惺大師任中國佛教會秘書長，他從中積極調和，鑒于他的人品、學識、智慧和威望，終于促使兩派和解，歸于團結，佛教界也共同舉起了“人間佛教，佛教為活人服務”的口號。
中國早期的佛學院是叢林化的，很重視“上殿過堂”，學僧們由于學習很忙，大多不喜歡“上殿過堂”。于是，常惺大師無論多忙，但都親自領眾上殿過堂，在光孝佛學社和閩南佛學院，以及北平柏林教理院都是如此。
一九三七年，抗日戰爭開始后，常惺大師主持中國佛教會工作，他服從抗戰需要，專門成立訓練僧侶救護隊，辦理收容所、佛教醫院及僧侶掩埋隊，全身心領導中國佛教界參加抗日斗爭。
一九三九年一月十四日，常惺大師為了弘法護教，以及佛教教育積勞成疾，再加上抗日斗爭工作等，終因辛勞過度，在上海寶隆醫院圓寂，享年四十三歲。常惺大師的示寂，是中國佛教事業的一大損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