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15世紀末、16世紀初，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歐洲各君主國對黃金的需求急劇膨脹。歐洲自身的黃金產能，根本無法滿足人們被激發起來的對金銀的欲望。在本土無法滿足需求的現實壓力下，歐洲開始把獲取金銀的目光投向了其他地區，其中，最讓他們感興趣的就是包括中國在內的遙遠東方。正如恩格斯所言：“葡萄牙人在非洲海岸、印度和整個遠東尋找的是黃金；黃金一詞是驅使西班牙人橫渡大西洋到美洲去的咒語；黃金是白人剛踏上一個新發現的海岸時所要的第一件東西”。

1295年，在元朝治下的中國，當了17年官的威尼斯人——馬可·波羅（Marcopolo，1254—1324年），回國后發表了著名的《馬可·波羅行記》（又名《東方見聞錄》）。這是一部由馬可·波羅口述、比薩人魯思梯謙整理而成的著作。

就像今天之中國知識界對西方的頂禮膜拜一樣，《馬可·波羅行記》則是對當時包括中國在內東方世界的贊歌，同樣極盡夸張之事。在他們的筆下，東方簡直就是一個富得流油的地方：不僅北京的宮墻、房壁和天花板上涂滿了金銀，而且日本黃金多得無處可用，以至于只能用來蓋房子。更為煽動人心的是，他們還言之鑿鑿地聲稱，這些都是絕對確實可信的。

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自從有了商品和金銀后，人類就成為金銀的動物。金銀的財富誘惑，再加上這本在當時“爆款”著作的蠱惑下，“到東方去”，成為歐洲冒險家的共識與時代的潮流。

（2）

“走自己的路，讓別人無路可走”。本來，通往東方的路，是暢通的。陸上通道就是傳統的“絲綢之路”，即從君士坦丁堡登陸，經小亞細亞、黑海和里海南岸至中亞，再翻越帕米爾高原到中國。海上通道有兩條：一是從敘利亞和地中海東岸，經兩河流域到波斯灣；二是從埃及經紅海至亞丁灣，再換船到印度和中國。

然而，在其期間，一件讓商人們悲傷的事情發生了：奧斯曼帝國崛起。興起于14世紀初的奧斯曼帝國，在15世紀繼續攻城拔寨、所向披靡。1453年，繼位不到兩年、21歲的穆罕默德二世，親率八萬大軍進攻君士坦丁堡，滅亡了拜占庭帝國，并將其改名為伊斯坦布爾。

此后，進入漫長征服擴張期的奧斯曼帝國，逐漸占領了小亞細亞和巴爾干半島，還從意大利及葡萄牙手里爭奪及保障了黑海、愛琴海、地中海、紅海及印度洋的遠航路線。地處東西文明地理交匯處的土耳其，自此掌控了東西方貿易線路近六個世紀之久：不僅控制了傳統的陸上東西方貿易通道，而且還控制了海上東西方的貿易通道。

沉重的過境稅，嚴重打擊了東西方的貿易。繞開地中海東岸，開辟一條直達中國和印度的新航路，成為歐洲君主國們夢寐以求的東西。早在15世紀初，出生于波爾圖的葡萄牙唐·阿豐索·恩里克王子，就全身心地投入于當時的杰出人物都不屑一顧的航海事業。

早在1415年，恩里克王子就開始為新航線的探險活動進行人才與知識儲備。先是從意大利招募了大批航海人才，又在薩格里什（今圣維森特角）創建了航海學校，教授航海、天文、地理等知識，并在附近的拉各斯修建海港、船塢，建造海船。

對于恩里克王子來說，幸運的是他的身份。他用騎士團的收入裝備了好幾支遠航探險隊，對西北非洲各地進行了廣泛的航海探險，也開始了葡萄牙在大航海時代航海事業上的華章。

1418年，發現了馬德拉群島；1431年到達大西洋上的亞速爾群島；1434年，越過了歐洲航海家的極限——博哈多爾角，進入傳說中的“魔鬼之海”；1436年，在博哈多爾角登陸，葡萄牙人第一次進入“黑非洲”；1441年，第一次運回10名黑人賣為奴隸，并從此開始了全球性的奴隸貿易（黑人奴隸成為葡萄牙人在非洲的第一個贏利“事業”，恩里克王子可以從中抽取1/4的稅收，以支持其野心不斷擴大航海事業）；1445年，發現塞內加爾河、佛得角（綠角），以及岡比亞河；1460年，恩里克王子逝世，同時，發現西非的塞拉利昂。

恩里克王子揭開了地理大發現的序幕。歷史學家如是評價他：無論對葡萄牙還是對整個歐洲，他的一生及其事業的重要性是無法估量的。從他的航海時代起，每一個從事地理大發現的人，都是沿著他的足跡前進的。

此后，延續著他的足跡，葡萄牙人在航海事業上繼續前行：在15世紀七八十年代，抵達剛果、安哥拉和納米比亞。1487年葡萄牙探險家巴托洛繆·迪亞士（約1450—1500年）意外漂到非洲東海岸的阿爾戈阿灣附近（南緯33度，東經22度），這是歐洲人第一次繞過非洲南端到達非洲東海岸。1488年，迪亞士返航時到達好望角。在葡萄牙國王看來，發現了這個地方，那么，由此前往印度的希望就大大增加了，故，將此地命名為“好望角”。

前人的努力，終于在貴族瓦斯科·達·伽馬（約1460—1524年）身上結出了碩果。1497年，奉葡萄牙國王曼努埃爾之命，達·伽馬開啟了通過好望角抵達印度的新航線之旅。當年11月22日，成功繞過好望角；12月初在到達阿爾戈阿灣后繼續北上，經莫桑比克、蒙巴薩，于1498年4月到達肯尼亞的馬林迪。此后，在阿拉伯水手阿哈默德·伊本·馬吉德的領航下，沿著中國和阿拉伯海員早已熟悉的航線橫渡印度洋，于1498年5月20日，成功到達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卡特（即《瀛涯勝覽》里的古里）地區。

至此，自恩里克王子起，歷時近百年的繞開地中海、直達東方的新航路探險終于如愿以償：被奧斯曼帝國切斷了的東西方貿易再次成功鏈接起來，只不過，歷史不會簡單重演。新的貿易航線，與之相伴的是新的貿易規則與貿易后果。僅以達·伽馬的首次新航路之旅為例，1498年9月，滿載香料與寶石的船隊，回到里斯本。在歷時一年多的大冒險之旅中，貿易所得凈利潤高達航行費用的60倍之多。

更為慘烈的歷史征兆在達·伽馬后續的遠航印度中得到了全方位顯現：1502年初，達·伽馬率領船隊，第二次遠航印度。在此次航行途中，達·伽馬的船隊，已經從原來的商業船隊，變身為一個集貿易與武裝搶劫于一身的船隊：沿途攔截商船，殺人滅口，炮轟卡利卡特，強占果阿和柯欽。1524年9月，達·伽馬第三次去印度，并被任命為印度總督。

達·伽馬的航行，開啟了西歐與印度海上貿易直通車模式。新航路的成功開辟，促進了東西方貿易與航運業的大發展，也開始了大航海時代西方對包括東方在內的世界其他地區的血腥殖民與掠奪歷史。

（3）

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葡萄牙人在航線與商業上的成功震驚也激發了鄰國——西班牙的野性。一個在葡萄牙不受待見的人——克里斯托弗·哥倫布，一個大約生于1451年卒于1506年的熱那亞人，開始擔負起尋找另一條通往東方新航路的使命。

讀過《馬可·波羅行記》，相信意大利地理學家托斯堪內里的“地圓說”，認為從歐洲向西航行同樣可以到達盛產黃金、香料的中國和印度。“地圓說”，始于古希臘地理學家克羅狄斯·托勒密。他把世界想象為一片連續不斷的陸塊，中間包圍著一些海盆。1477年，佛羅倫薩地理學家托斯堪內里（1397—1482年）繪制世界地圖，把中國和日本畫在歐洲的西方，認為亞洲位于歐洲以西三千英里外，堅信從歐洲向西航行可以到達東方。

1484年，哥倫布向葡萄牙國王提出了通過向西航行以抵達東方的新建議。然而，醉心于達·伽馬繞道非洲南端通往印度的葡萄牙，對于這一建議的可行性并沒有太大興趣，很快就拒絕了哥倫布的建議。1886年，在大航海時代的“黃埔軍校”——葡萄牙失意的哥倫布舉家遷到了西班牙，以尋找計劃的新知音。

經過諸多周折，終于在1492年4月17日，西班牙國王與哥倫布簽訂了著名的“圣大菲協定”。規定：西班牙國王是一切新發現土地的宗主和統治者，任命哥倫布為上述地方的總督、欽差大臣和海軍司令，有權獲得當地總收入的1/10。

圣大菲協定，為航海家、冒險家哥倫布的西航計劃，提供了資金、人員與物資。在簽訂協議不到4個月后的1492年8月3日，哥倫布開始了自己的皇家大冒險之旅。盡管選擇西向航線的他，并未能如愿抵達東方，然而，卻在不經意中發現了一個全新的大陸——美洲，也為下一個冒險家麥哲倫奠定了基礎。

經過34個晝夜的艱苦航行，1492年10月12日凌晨，哥倫布到達了巴哈馬群島東南方的薩馬納島（當地人稱“瓜納哈尼”）。哥倫布當即以西班牙國王的名義，在占領后將其命名為“圣·薩爾瓦多”，“救世主”的意思。哥倫布認為，他所到的地方就是印度，故稱當地居民為“印第安人”，即印度人。

此后，哥倫布繼續南下，并于10月28日到達古巴。同樣誤認為古巴是中國的一個貧瘠地方，而它的東方就是日本。哥倫布的船隊掉頭轉向東方，12月7日到達海地，見其山川秀麗，猶如西班牙，遂將其命名為“小西班牙”（“厄斯巴紐拉”）。

1493年9月25日，哥倫布組織了第二次更大規模的西航探險。先后發現了美洲的多米尼加島、瓜德羅普島、維爾京群島的波多黎各島，以及海地。1498年5月，哥倫布組織了第三次西航探險，先后發現了特立尼達島和委內瑞拉的奧里諾科河口，望見南美大陸。1502年，哥倫布開始了第四次西航探險，到達洪都拉斯、哥斯達黎加和巴拿馬。

自1492年起至1504年，在12年的時間里，基于地圓說理論的導引，在西班牙政府的支持下，哥倫布先后組織了四次大規模西向航線探險活動。盡管沒有能夠找到真正的東方，但是，卻由此確立了西班牙在南美洲的絕對霸主地位。時至今日，在南美洲，來自于西班牙的語言、文化與傳統，依然是當地的顯著特色。

（4）

與達·伽馬開辟了直通印度的新航路后，給葡萄牙人帶來驚人的利潤不同，雖然哥倫布開辟了通往美洲的新航路，但當時尚處于原始狀態的美洲大陸，卻無法給西班牙帝國能夠立刻帶來可觀的財富。盡快找到一條直通東方的新航路，參與剛剛開席的貿易財富盛宴，依然是西班牙王國的當務之急，為此，王國需要一個新的具有足夠資格新探險家。

時勢造就英雄，英雄改變時勢。一個能夠扭轉乾坤的大航海時代英雄，在經受過大航海時代的“黃埔軍校”——葡萄牙的歷練與洗禮后，也正在等待自己的真命天子。他就是費爾南多·麥哲倫，大約生于1480年，出身于葡萄牙的一個破落騎士家庭。自1496年起，就在當時的航海大國與強國——葡萄牙航海事務廳供職，熱愛航海事業，也非常熟悉航海事業。

同樣相信地圓說的他認為，位于印度尼西亞東北部的馬魯古群島，就在美洲的西方。換言之，只要沿著哥倫布發現的美洲繼續向西，通過“大南海”的海峽，同樣能夠達到東方。基于這一認識與判斷，麥哲倫向葡萄牙國王提出了自己的新東方航線計劃，然而，卻遭到了國王的無情拒絕。

雄心擱淺的麥哲倫，并不甘于就這樣讓自己的計劃泡湯。于是，他把目光轉向了另一個正欲在海洋領域一展宏圖的鄰國——西班牙。1517年10月，麥哲倫來到了西班牙，并于1518年3月得到了西班牙國王查理一世的接見。

經過愉快的交談后，國王與麥哲倫簽訂了遠洋探險協定，明確了雙方的權利與義務。規定：（1）任命麥哲倫為新發現地的總督和欽差大臣，有權得到新發現地全部收入（扣除開支后）的1/20和新發現6個島嶼中的2個；（2）西班牙王必須為探險隊裝備5艘船（130噸的和90噸的各2艘，60噸的1艘），提供必需的物資、武器和保障供應人員。

1519年9月20日，沿著哥倫布發現新大陸的航向，麥哲倫率船隊，從塞維利亞的外港圣盧卡啟航。1520年10月24日，船隊駛進南緯52度處的一個海峽：這個海峽很長，而且忽寬忽窄，彎彎曲曲，港汊交錯，潮汐洶涌。經過38天的艱苦航行，于11月28日走出海峽，進入浩翰無邊的“大南海”。

至此，一個溝通、連接大西洋和“大南海”的通道，終于被成功發現。始于古希臘地理學家克羅狄斯·托勒密，并在佛羅倫薩地理學家托斯堪內手中具體化的的地圓說，終于經由哥倫布之手，最終由麥哲倫證實。從歐洲出發，向西航行，最終抵達東方的新航線設想，也從藍圖變成了現實。

自1520年11月底到1521年3月初，船隊在“大南海”里航行3個多月，竟沒有遇到一次暴風雨，于是，麥哲倫將這個“大南海”稱之為“太平洋”，并以之沿用至今。

1521年3月，麥哲倫船隊駛抵菲律賓群島的馬薩瓦島（馬索華島）。盡管麥哲倫船隊，未能成功占領菲律賓，然而，此后不久，隨著西班牙戰艦沿著新航線，正式跨進太平洋后，在堅船利炮下，作為西方殖民地的菲律賓，已經被定性了。先是西班牙人開始了對菲律賓的近400年的殖民史，此后，通過1898年的美西戰爭，菲律賓的宗主國，從西班牙人變成了美國人，并在相當程度上，依然體現在菲律賓的政治生態上。

自此，基于黃金沖動下的邁向新世界的大冒險之旅，在具有航海“極客”屬性的恩里克王子的推動下，經由葡萄牙、西班牙之手，隨著“歐洲—好望角—印度”東向航線與“歐洲—美洲—東亞”的西向航線，成功開辟，世界由此也全面進入了大航海時代。

毫無疑問，在大航海時代早期，葡萄牙是當之無愧的大航海時代的“黃埔軍校”，先行從事航海事業的他們，為包括西班牙在內的其他國家輸送了源源不斷的高質量航海人才。而西班牙在大航海時代的異軍崛起與后來居上，理應歸功于國家對新興的甚至充滿風險的航海事業進行的堅定不移的“風險投資”。當然，葡萄牙優勢地位的喪失，也與其對新興航海事業的保守有關：西向航線，無論是哥倫布，還是麥哲倫，都是率先向葡萄牙國王提出來的政策建議，然而，卻被其拒絕，最終讓西班牙人撿了個便宜。

葡萄牙和西班牙在大航海時代崛起的經驗還有一條，就是對于充滿不確定性的高風險新興產業，需要兩條腿走路：一方面，要為具有“極客”屬性的人，提供更為寬容的創新創業環境，允許、甚至鼓勵其試錯；另一方面，國家作為投資人，應該對新型行業前期進行積極風險投資。特別是，作為風險投資人，國家在扶持新興產業發展上，始終堅持兼顧國家與個人利益的平衡。無論是對哥倫布，還是對麥哲倫，西班牙政府都以正式協議的形式，與之建立了穩定的利益分成模式，以激發冒險家的積極性與主動性。

此外，經驗與理論，并非總是一致的。葡萄牙人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是經驗主義的成功，是數代人不斷試錯、經驗積累的結果。而西班牙人的成功，則可以歸結于理論上的成功。自始至終，指引西班牙人進行大航海航線探險活動的理論原則，就是地圓說。這是一個在當時尚處于假設階段、完全違背證實的理論。科學理論，可以指導實踐，應重視新理論對新興產業的潛在引領作用。